孙若茜

46岁的韩国女作家韩江凭借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得了2016年度的国际布克奖，成为拥有这一奖项的首位韩国作家。

《素食主义者》是韩江2004年的作品。2015年，这本书被28岁的年轻译者黛博拉·史密斯（Deborah Smith）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它讲述了一个原本在别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韩国女人英惠，因为突然间不断地梦到血腥、杀戮而决定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并最终完完全全地将自己当作一棵植物的故事。吃素这件事，在英惠的生活框架中被视为极其叛逆的举动，它完全击碎了她与丈夫、父母、姐姐、姐夫之间的相处模式，疯狂地搅动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生活，暴力、欲望、抛弃、占有，每个人对待她的方式不同，但同样地自私和粗暴，故事以英惠被收治在精神病院，把自己视为植物而拒绝一切食物告终。

这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素食主义者》《蒙古斑》和《树火》，分别以英惠的丈夫、姐夫、姐姐的视角切入，看待并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三部分间相互映照、连续，又彼此独立。其中的《蒙古斑》是韩江在2005年写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凭借它作者拿下了第29届李箱文学奖。作为韩国文坛最重要的文学奖项之一，它牢固地奠定了韩江在韩国文坛的地位。韩江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素食主义者》的创作灵感恰是来自作家李箱的笔记中的一句：“我认为，只有人，才是（真正的）植物。”她因对这句话念念不忘，最终写出了想成为植物的人的故事。

想要成为植物是为了远离与人的争逐，摆脱暴力和黑暗。“我们能否忍受暴力和美丽混淆的世界？”《素食主义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又进而将问题引向“在生活里应专注于人性的哪一面？”韩江形容自己的作品是在“质问人间的复杂格斗”，“通过这么极端的故事，我感到我可以提问最难的人性问题”。黛博拉认为，要在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探索创造一个纯真世界的可能性，正是韩江写作的动力来源，不论《素食主义者》还是她的其他作品。

对暴力的关照始终存在于韩江的作品里，这或许应该追溯到她的生活经历：她1970年出生，是全罗南道光州人。虽然1980年的“光州事件”爆发时，韩江年幼且当时正居住在首尔，但她始终是光州人，这一点决定了她无法侥幸错过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她在家中衣橱深处发现了被“捆绑”得严严实实的影像资料，照片上记录着“光州事件”中充斥的杀戮和虐待，因此她很早就对暴力有明晰概念，对人性持有怀疑。

对照《素食主义者》，以参加战争并得到荣誉勋章为最大荣耀的英惠父亲，其军人身份就带有明确的指向，他既是韩国社会中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又是故事中暴力的代表。书中英惠有一段清晰的童年记忆：9岁那年她被家里的小白狗咬了腿，父亲就把狗拖绑在摩托车上绕着村子行驶，一圈、两圈……直到跟着跑的小狗嘴里吐出白沫和鲜血被活活累死，被当作晚餐端上桌。她知道，父亲之所以放弃原本将它吊在大树上，边用火熏，边用木棒揍它的处死方式，是听说这样可以保持肉质的鲜嫩。听说被狗咬后要吃狗肉才能被治愈，英惠也吃了一口，从此，她永远也无法忘掉小白狗边跑边看她的眼神。

相比吃素后，父亲用暴力的方式逼迫英惠进食，这段童年回忆的画面无疑更加残暴和变态。甚至可以说，这也是英惠之所以走向极端的关键诱因之一。2010年，当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并成为当年圣丹斯电影节的十部竞赛片之一时，导演林武成在片中用镜头强调了父亲的家暴——不管是对待那只小狗还是对待英惠的母亲，英惠童年时累积的心理阴影对她之后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被更加明确地放大了出来。如果一定要将作品与作者的经历进行关联，那么“光州事件”对韩江心灵的冲击，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英惠亲临暴力。

实际上，韩江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少年来了》，是对“光州事件”的直接讲述。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院副教授崔一说：“‘光州事件对光州人内心留下的创伤是现在进行时。一座孤立无援的城市对抗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光州人的创伤不仅来自面对枪炮时的恐惧，更来自孤立的绝望，面临有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被消灭，从人们的记忆中、历史中消失。‘光州事件现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关照和查明。好多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活着，原因不同，但是都不愿意说出真话。当历史没有被解释清楚时，记忆永远都是现在进行时。”

“讲述‘光州事件的作品不少，但是韩江的作品颇有特色。主要是她对历史事件的关照，既不是宏大叙事式的，也不是个人的琐碎叙事。她相对倾向于阐明身体、精神等个体生命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和再现。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卓越，却颇具特色。”崔一解读说，韩国当代文学的60～80年代是“政治性自我”或“意识形态自我”的时代，反独裁、民主化、南北统一等政治诉求是那一时代文学的主要命题。作家的“自我”被意识形态话语所构筑，被“政治的他者”或“意识形态的他者”所支配。所以没有“自我”，只有“他者”。上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独裁政权的没落，需要与之抗争的现实突然消失。“敌人”（也就是“他者”）没有了，“自我”也随之消失。于是韩国文学进入到“后政治时代”，从宏大叙事转入个人叙事，作家或作品不再追求历史的必然性，转向纯粹的“个人”或“自我”，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历史、个人的诉求等成为文学的主题。

韩江1994年凭借短篇小说《红锚》崭露头角。到了90年代末，韩国文学开始出现又一次转向，从“后政治时代”或“自我的时代”转向“普遍的时代”。作家们重又将目光投向个人之外的“他者”，却已经不再是“政治的他者”或“意识形态的他者”，而是更具有普遍性的“他者”或更具有人文关怀的“他者”，例如欲望、价值、人性等。尤其在这一时期，女性作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活力，如申京淑、孔枝泳、殷熙京、金爱兰、韩江等等。她们的写作已经不能单纯地从“女性主义”的话语去评价。其中，韩江写作的一贯主题，就是对人的暴力性的反思。

韩江的父亲韩胜源，是70年代韩国文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1988年曾获第12届李箱文学奖，其文学成就也足以写进韩国当代文学史。韩江在14岁就确定自己要成为一名作家，自然和父亲的影响密不可分。韩胜源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也曾说，小说家的家里到处是书，女儿从小在书堆中摸爬，走上文学之路，不足为奇。事实上，韩江的哥哥和弟弟也都是小说家。但是在具体的写作上，韩胜源关注的是人的普遍性价值，或者说超越性价值，更多探讨精神、灵魂、宗教，韩江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写作风格也与父亲截然不同。

黛博拉说：“她建立了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笔下的角色可以无比残暴，同时无比善良。她所写的内容通常很极端，不是极端的性行为，就是极端的暴力和戏剧冲突，但她的语言从来不是大喊大叫的类型。她的笔法很自控，但不是纪实报道式的冷漠。我觉得，她对过度煽情和冷眼旁观之间的平衡把握得刚刚好。”

韩国女作家韩江与她的作品《素食主义者》

以《素食主义者》中最引人注意的《蒙古斑》为例，中文版译者千日在译后记中写道：“作者的文字大胆但不色情，她毫不避讳地展现欲望、单刀直入地描写两性，但她笔下‘姐夫与小姨子超越伦理的两性关系丝毫让人产生不了任何肉欲，这一切都贯穿着深沉的悲剧色彩，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两个具有极强蕴意的个体被世俗推向‘疯癫的层面。”崔一也解读说：“身体叙事是韩江作品中常见的内容。不少韩国批评家将韩江归入生态文学的范畴。这种评价没什么错，但是也不全面。因为在我个人看来，韩江的写作没那么简单。她写的是身体，可是她讲的却是精神的层面，具体而言可以说是‘自我与‘他者的问题。”

但崔一同时认为，韩国的美学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中，是没有绝对性的价值取向，比如追求悲壮美、崇高美、神性美等等。相对而言，中国文学一直以来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的终极关怀，而日本则具有强烈的自然关怀，韩国则介于两者中间，确切地说更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可能也是韩国文学无法在世界上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之一。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它不够大气。再加上韩国或韩语的影响力本就无法和汉语或日语相比，韩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必有不少障碍。”崔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