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亭亭

[摘要]当前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的规模城镇化模式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及改革发展稳定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因为各地方政府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时所面临的思想障碍，既有对短期内人口大规模涌入和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等方面的顾虑，更有对工资成本上升给地方经济造成短期负面冲击的担心，因此对于地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工业化；农民工；社会福利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1249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钱纳里（1988）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市化水平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越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越高，Henderson（2000）还进一步计算出世界各国城市化与人均GDP对数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185。World Bank（1996）用1978—1995年间的数据，估计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Cai& Wang（1999）采用与世界银行相同的估计方法发现，1978—1997年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是改革开放以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总结以往的研究，城市化主要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缩小收入差距五个方面来拉动经济增长。Fujitaetal（2000）和Venables（1996）分析了城市化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他们证明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会产生如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劳动力市场的共享效应和信息技术的外溢效应等外部性，从而得出了城市化会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Zhang（2002）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降低生育率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来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钱陈、史晋川（2006）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来影响经济增长。Michael等（2012）认为世界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全球产业的分工与重组，从而加速了产业集聚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形成产业升级的强度动力。李克强（2012）提出，城市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推进城市化要与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服务业升级实现有机融合。沈凌、田国强（2009）考察了城市化通过增加高收入者对创新商品的消费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另外一些相关研究则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Raunch（1993）、陈宗胜（1994，2000）认为随着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工农业部门间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将不断缩小。而托达罗和罗尔斯认为，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以及提高人们的工作热情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部分研究反映了我国这种特殊城市化模式存在的政府成本和个人成本问题。章铮等人（2009）测算一对农民工夫妻（有一个孩子）如果要满足进城定居的基本条件，最少需要在城市连续工作21年，阻碍农民工进城定居最大的几个障碍是住房、孩子教育和年老后的生活保障预期（养老问题），其中住房问题尤为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得出平均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政府支出约为8万元，并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短期以子女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支出为主，远期支出以养老保险补贴为主。屈小博、程杰（2013）根据户籍价值度量，测算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全国户籍改革成本2030年静态价值（物价不变，即以2010年为基期）为73万亿元，约相当于全国财政累计用于与民生密切相关支出的107%，而其动态价值约为静态价值的4倍。刘洪银（2013）则专门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地市级政府所承担的成本，得出全国平均为13万元。

大量证据表明，如果政府不能借助收入分配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则会导致社会失序，在更严重的情况下，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Freeman，1993）。因此，相应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蔡昉，20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提出，要逐步突破以户籍与福利合一的社会管理制度，一方面以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承包地等集体成员权益为前提条件，让他们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面逐步增加和不断完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不断降低城镇户籍的福利含量，逐步让户口与福利脱钩。迟福林（2013）提出推进以放开户籍为重点的制度创新方法，如创新农地物权化制度、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等。夏锋（2015）提出应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同权同价”、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并轨和建立统一的“二孩”政策等。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涉及劳动力转移的户籍转变，还会引起劳动力供给市场结构的变化（Poncet，2006；Bao等，2011），并进一步引发要素投入结构和产业产出结构的变化，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影响。因此，近年来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证研究大多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的框架下展开。王桂新等（2008）基于CGE模型从微观的角度对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使用CGE模型模拟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