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叮咚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潍坊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初探
——以潍坊印染厂为例

韩叮咚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山东积极响应，出台相关政策。潍坊印染厂自解放前建厂，曾一度停产，1949年后印染厂逐步恢复生产，并在政府大力扶持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积极探索，不断改革，最终实现公私合营，完成改造，成为省先进企业。潍坊印染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机是恰当的，它的成功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潍坊印染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三大改造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重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前学术界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具体到潍坊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研究，迄今没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现。笔者以潍坊印染厂的改造为例，对山东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增加个体典型案例分析、梳理脉络，为该领域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一、1949年前的潍坊印染厂

潍坊印染厂的前身是信丰印染有限股份公司，1932年，潍县城颇有名气的民族资本家武伯平、尹焕斋、王绍禹等人，联合发起筹建印染厂，邀集了90家股东，聚240股，资金总共12万银元。印染厂在火车站以北白浪河西岸购地约60亩作为厂基，于1933年初动工并正式建立公司，取名信丰染印有限股份公司。公司的中心管理层经全体股东推选，由张执符任董事长，邢干卿、滕虎忱任监理，武伯平为名誉经理，尹焕斋为经理，王绍禹为副经理。[1]

公司确定筹建后首先引进设备及员工。印染厂从日本和上海购置了部分生产设备，招收工人70余名，同年旧历七月廿二日正式投产。不过当时的信丰印染厂设备简陋、工艺落后，整个生产过程基本依靠笨重的体力劳动，进行间歇式染缸卷染。产品有黑、红、真、假士林兰布，以“卫国成功”牌、“浣纱”牌、“冒雨寻菊”牌为商标，主要在本省经销，仅有少量销往西安等地。信丰印染厂虽然较早建厂开始投产，但技术较为落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潍县城。信丰印染厂迫于战争的环境不得不将部分设备转移外地，没能转移成功的设备、厂房和资金，在1939年6月被日本“明治纺织株式会社”和“井上洋行”以合办名义兼并。印染厂全部财产作价伪联币20万元，日方投入股金60万元，工厂对外以日、华合办信丰染印公司名义经营，对内则以日本株式会社组织法组成信丰染印株式会社，实权由日本人掌管，工厂的工人任其压榨或剥削，产品营销利润均由日方分配。[2]此时的信丰印染厂，丧失了自主权，任由外国资本主义剥削。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工商业中的日资撤出中国，信丰印染厂转由国民党山东第八区专员张天佐接管。此后三年，由于全国经济的不稳定，潍坊不可避免地通货膨胀加剧。企业经营环境恶劣，信丰印染厂的生产时断时续，几次面临倒闭的威胁。1948年潍坊解放前夕，国民党军在反击和撤离时将其控制和掌握的信丰印染厂厂房全部炸毁，并放火焚烧设备，工厂化为一片残破瓦砾。信丰印染厂主权人为保护私有财产，将库存成品及燃料用飞机运往青岛，经理王绍禹及部分职工亦跟随去青岛。于是，解放前的信丰印染厂在潍坊名存实亡。

由此可见，民族资本支持下的信丰印染厂在建立之初，在设备、技术、资金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又由于先后受到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的控制与挤压，没有一个稳定的发展背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受到限制。

二、1949年—1953年间潍坊印染厂的调整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名存实亡的潍坊信丰印染厂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共同帮助下，恢复生产，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断调整，重新焕发生机。

解放前夕，1948年3月山东省政府发布《山东省政府布告——公布对新解放城市之各项政策》。其中第二条规定：发展工商业，保护公私营各种企业商店，在劳资两利、公司兼顾增加生产原则下，适当改善工人店员待遇，并保证资方一定之利润，以利解放区经济之繁荣。[3]

根据省政府的政策，潍坊市政府多方采取措施，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信丰印染有限股份公司是重点恢复对象。但由于信丰遭受破坏严重，再加上有的资方人员对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顾虑重重，甚至抽逃资金不想开工生产。这使企业恢复生产存在很大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以下三条措施：

第一，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力。针对当时信丰资本家的思想状况和职工情况，一方面大力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政策，教育和启发信丰资本家回厂或出面投资恢复生产；另一方面，把厂里仅剩的十几名职工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组织，由工会出面同资本家协商进行生产自救。资本家了解了党的政策，又看到了职工的积极性，思想有所转变。曾飞往青岛的经理王绍禹率先于1948年底返回潍坊。在他的影响下，其他几个资本家相继出面参与恢复工作，同王绍禹一同去青岛的职工也陆续返回潍坊，参与到恢复信丰印染厂的生产工作中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这种宣传政策和劝说的方式，引导资本家重新投入到工厂生产中。经过各方努力，潍坊信丰印染厂于1949年10月25日恢复生产。

第二，政府从资金和物资上给予扶持。公司恢复生产以后，由于前期生产停滞，产品与资金积累不足，加之后期没有新的资金投入，重新恢复生产运作十分困难，从1949年10月恢复生产后到1950年上半年，信丰印染厂的生产活动时断时续，没有形成良好的发展局面。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市委、市政府先从银行给予23600元的贷款，又动员其他公司给予物资上的大力支持，支援棉纱40件，折合13700元。就这样，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信丰印染厂生产经营逐渐好转，产量增加，产品也由仅在本省经销，扩大到销往西安、太原、沈阳、徐州等地。

第三，给予工厂生产加工的任务。随着党的经济政策在工厂内部的不断落实和企业运营状况的正常运转，1951年政府开始给信丰印染厂安排加工任务，并对质量标准、完成时间等做了一些具体规定。1951年，印染厂加工布匹52093匹，自营布12227匹，加工漂纱14800块，盈利1249.9元。从此，企业生产的计划性增强了，经营形式有了进一步好转。生产经营状况的好转，改变了企业的面貌。但与此同时，有的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私欲故态复萌，他们利用国家向企业加工订货的机会，进行贿赂、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的不法活动。面对这种情况，潍坊市委于1952年初派解士良到信丰任公方代表，成立潍坊纺织业信丰党支部，加强对资方人员的团结教育和对职工的组织宣传工作，并积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在“五反”运动中，针对少数资本家的偷税漏税不法行为，党支部发动职工进行了说理斗争，共清理出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产和偷工减料资金20.22元，对问题严重而又顽固对抗改造的资方人员进行了公开处理。

通过“五反”运动，工人提高了觉悟，资方人员也受到了教育，生产经营氛围得到纠正和改善。在健康的生产工作环境中，信丰印染厂的生产量不断增长，利润总额随之提高。1952年底，印染厂共加工布60115匹，比1951年增长15.2%，加工漂纱33320块，比1951年增长12.2%，盈利1813元，比1951年增长45%。在印染厂良好的发展势头下，潍坊市政府趁热打铁，又增加了1953年信丰的加工任务，生产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年，印染厂的利润达到了5340元，比上年增长了近3倍。1951-1953年信丰印染厂的生产经营变化情况见图1。

图1

从1951年到1953年的3年间，公司还盖了厂房、仓库、职工宿舍等共267间，原来被破坏的设备基本恢复。公司新添了一些设备，职工人数从复工时的33人增加到117人。通过恢复生产和调整，信丰印染厂已成为当时潍坊市规模最大的印染企业。[4]

三、1953年—1956年间潍坊印染厂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信丰印染厂作为潍坊最大的私营印染企业，首当其中的成为了改造对象。

当时信丰印染厂的职工普遍存在着私营企业工作“不光荣、没前途”的思想认识，认为国营工厂是给国家创造财富积累资金，而私营工厂是给资本家拉犁、挣钱，因此工作不安心，劳动纪律松弛，加工计划有时不能按时完成。有的资方人员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抵触情绪，担心打了饭碗。为了认真贯彻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使潍坊信丰印染厂逐步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公司党支部从1953年3月到5月，每周用两个晚上的时间进行讲解座谈，宣传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责任，让工人明确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工人阶级所应负的重大责任；并让资方人员明确，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消灭剥削的最好途径，否则企业和工人就没有出路。党支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教育工作一直持续到1953年下半年，提高了资方人员对公私合营的思想认识，开始启发他们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另外，在党支部的组织下，印染厂领导和职工还通过对潍坊解放以后印染厂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回顾，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信丰的恢复和发展，逐步转变思想观念，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接受对工厂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1953年底，印染厂正式向政府提出实行公私合营的申请。

在信丰印染厂正式提出申请之后，潍坊市政府在1954年初，派工作组进厂，开始着手准备改造的工作。根据资方人员的申请和印染厂的实际情况，潍坊市政府决定在1954年内对信丰实行公私合营。在公私合营工作中，公司做了以下调整：

首先，根据上级指示，经公司双方代表协商决定，组成了有公方、私方、职工代表参加的“公私合营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后，对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充分讨论。经反复酝酿，于1954年2月签订了合营协议，主要内容是：1.合营后工厂定名为“公私合营信丰印染公司”。2.合营股份，国家以“五反”退补全部金额作为投资，私方以原有企业之全部实有财产投入合营。3.自公私合营宣布之日起受昌潍实业公司领导，在企业中党支部居领导地位。4.为了管理民主化，决定实行有职工代表参加的民主管理制度，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参加人员由公司双方商定，职工代表由职工选举产生。

其次，在党的领导下，做好资方人员的安排工作。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公司对资方人员做了合理的安排。原资方两名经理均安排为副经理，对他们的有关职权和待遇问题也做了规定：行政会议、业务汇报会议、技术研究会议、生产管理会议、干部选拔、职工教育、调配会议等，资方人员均可参加；凡上级业务机关所发的有关业务文件和报表（包括计划统计报告），私方领导人员都可以阅读。原雇佣的14名职员仍然安排在车间或科室工作。[5]

筹备工作做足之后，信丰印染公司经潍坊市人民政府批准，于1954年6月15日正式宣布公司合营。

1954年8月，潍坊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当地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新生染厂并入信丰印染公司。新生染厂公司合营时地方固定资产作价7亿元，政府投资7亿元，职工107人。与信丰印染厂合并后，公司首先对两厂人员进行了统盘调整。根据实业公司及厂方商量的意见，调出原新生公方厂长另行分配工作，由孙成任公方厂长；原信丰资方经理王绍禹、副经理魏子宜和原新生资方副厂长于孟符均为副厂长。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根据减少层次、面向生产、力求精简的精神，设厂长室、秘书科、生技科、计划科、财务科、供销科及车间办公室。原有职员分别在行政科室中作了安排。其次，进行了清产估价。经过清估，1954年底，信丰染印公司资金总额49.88万元，其中公股金为28.89万元（信丰“五反”退补部分20.258万元加新生公股7万元以及新生公股利润基建投资1.16万元），占56.91%，私股金21.49万元，占43.09%。[6]在分配问题上，1954年上缴所得锐1.9万元，留公基金1.62万元，奖励金0.53万元，股息红利1.35万元（其中私股红利0.55万元）。1955年上缴所得税5.14万元，公积金4.62万元，奖励金1.5万元，股息红利3.75万元（其中私股红利1.63万元）。[7]分配比例如下图2和图3所示，可以看出，分配比例和原则严格按照合营并厂时的有关规定进行兑现，“四马分肥”的分配政策得以贯彻。

图2

图3

合营并厂后，根据公司人员、设备的变化等情况，经报请市委批准，重新调整了党支部委员会，对厂一级的公私双方领导作了明确分工，实行了公司双方厂长集体办公制度，使私方人员有职有权。并且在党组织和企业领导者的密切配合下，印染厂在全公司开展了以完成企业计划为中心的生产改革运动和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竞赛活动，并针对部分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受旧企业影响较深的情况，重点对他们进行了放弃保守思想、积极投入生产改革运动的教育。

1956年元月，潍坊市人民政府为了集中发展潍坊的印染业，加速对印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定将公私合营民丰染厂和隆丰染厂并入信丰印染公司。印染厂的人员、设备、资金及技术力量等都得以加强。原来的6个科室增加为7个，新增加了1个染纱车间，职工人数增加到513人，厂房建筑增加500多间。

公私合营促进了企业的发展。1960年信丰印染厂成为正式国营企业，同时改名为潍坊印染厂。

四、总结与启示

潍坊信丰印染厂的改造之路是当时潍坊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一个案例，虽不能展现潍坊工厂与社会的全面，但也可以从一隅窥见改造时期工厂企业的危机、担忧、努力和变化，给企业和社会以启示。

首先，信丰印染厂的改革调整之路是必然、必要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是恰当的,结果是成功的。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高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1949年以来我国各种社会条件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这个高潮“并不是凭主观愿望任意决定的，而是研究了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而确定的”，“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反对。”[8]潍坊信丰印染厂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信丰印染厂起初建立时技术并不先进，加之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发展先天不足，生产无法正常运转。正是由于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恢复信丰印染厂的生产以促进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才使信丰印染厂恢复生产并逐步调整转型，完成社会主义改造。1945年，合营并厂后的印染厂实现利润达到5.4万元。1955年，实现利润15万多元，比1954年增长了2倍多。工厂生产的190#士林蓝布和硫化氢布被评为山东省优质产品，丝绸及各种色纱远销东南亚、北美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公私合并后企业销量增加及利润的几何式增长可以看出政策的推行和落实是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潍坊印染厂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其次，改革需要一个过程，总体趋势是循环往复上升的。改革必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重重阻力。信丰印染厂恢复生产的调整过程中，资本家有所顾虑，不回归生产；通过各方努力，生产稍有起色后，企业中出现了贿赂腐败、偷税漏税现象；公私合营时，职工中又滋生出消极懈怠的情绪等。这需要改革者照顾到各方面的情绪，在改革中循序渐进，量才适用，适当照顾，保留原资方人员的职务，令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还需要对工人加强宣传教育和思想引领，打消顾虑和消极情绪，使其调动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工作生产等。可以看出，通过努力，信丰印染厂完成了改造，并和当地其他私营印染厂合并，逐步扩大生产规模，成为省先进企业，提升了层次，发展达到新高度。

再次，在改造工作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积极的领导作用，政府予以帮助和支持，工厂各方共同努力实现转型。在调整和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多次派工作组进厂，并建立党支部，对政策进行宣传，利用晚上对工人进行集体思想教育，使其摆脱原有的思想束缚，积极投入到调整、改革和生产中去。政府帮助工厂贷款，并鼓励其他工厂支援原材料，扶持信丰印染厂恢复生产。在合营改造过程中，政府以“五反”退补金额20多万元作为投资基金，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这些都对信丰印染厂的改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反腐倡廉、遵纪守法才是公司企业发展的健康土壤。偷工减料以降低成本的做法是竭泽而渔，绝非长久之计；贿赂、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的不法活动是自寻死路，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企业不能抱有侥幸心理。遵纪守法是公司企业经营的基本准则，反腐倡廉营造健康良好社会氛围，保证质量、童叟无欺是产品销售可持续的基础。

最后，企业发展需要在社会背景下，抓住时机，寻求合作，寻找新的发展道路。顺势者昌，逆势者亡，面对社会发展转变的大趋势，若不积极改变企业发展模式，很容易在竞争中失败，在市场中倒下。只有顺势而上，才能获得长久发展，积极接受改造的潍坊印染厂就是一个例子。50年代的企业需要在国家政策中调整所有制改革，80年代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企业需要依据市场规律，在全球化中寻找新的发展机遇。

总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上，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改造的过程中，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特点，有些地区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偏差，如济南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中指出，党对资方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够自信，企业在生产中业不抵债的问题等。但潍坊印染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是科学的，实施过程是有效的，其取得的成果是客观的事实，具有积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潍坊印染厂的改造为潍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范式，也为山东乃至全国的改造工作助力。通过回顾，企业可以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总结发展规律，发展企业文化，推陈出新，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1]政协潍坊市潍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潍城文史资料：第十三辑[M].潍坊：政协潍坊市潍城区文史资料委员会，1998：56.

[2][3][6][7]李青,陈文斌,林祉成.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山东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563,33-34,566,567.

[4][5]潍坊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潍坊史志：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26,230.

[8]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A]//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24.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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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4288(2016)05-0079-04

2016-08-19

韩叮咚（1994-），女，山东潍坊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