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玲玲

[摘 要]“七七事变”后，全国民众运动高涨，董必武作为共产党员，积极投身于发动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潮中。本文对武汉抗战前后董必武的“民众运动”思想作初步探讨，包括这一时期董必武“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主要特点、现状分析以及基本策略，在此基础上指出武汉抗战前后董必武“民众运动”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关键词]董必武；武汉抗战前后；民众运动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041 — 03

中国民众是指生活在东方这块土地上、居于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人。在过去，他们没有政治权力，缺少经济实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手工工匠、小商人、城市下层市民以及未能及第的读书人、落魄的知识分子等等。民众是社会的绝大部分，是“人民群众”的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中国共产党人也一贯重视人民群众，提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路线。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他也同样重视民众的作用，并在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亲自领导和参加了民众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民众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形成了丰富的民众运动思想。本文拟选择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武汉抗战前后（1937年--1939年）董必武的“民众运动”思想作初步研究。

一、武汉抗战前后董必武“民众运动”思想的主要内容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实现了全民族团结抗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一切无不显示出“民众”推动历史发展的无穷力量。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董必武就极为重视民众的发动、组织和宣传，并将其摆在了事关夺取最后胜利的战略高度。当1937年12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长江局民运部长，主管民运工作后，董必武更是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运用于武汉抗战时期的民众工作，特别是国统区民众工作的实际，形成了具有这一特点的“民众运动”思想。

（一）武汉抗战前后“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

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是董必武在武汉抗战时期提出的“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

首先，要放手发动民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交织，中华民族危急，战争形势严峻，政治形势复杂，在国家危难之际，只有放手发动民众，才能转危为安。同年12月，董必武担任中央长江局民运部长，当时长江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领导国统区人民开展抗日救国运动，董必武到达武汉后，立即着手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工作之中。1937年底，他应武汉大学学生抗敌后援会和抗日问题研究会的邀请，先后两次到武汉大学作了题为《群众运动诸问题》和《怎样开展群众运动》的演讲，“反复强调只有发动群众，才能真正实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肃清汉奸，打游击战争等工作，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争取抗战的胜利。”

其次，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38年1月1日，董必武在《群众》杂志发表《怎样动员群众积极抗战》一文，他说：“各党各派须把国民政府前度的序言和蒋先生告国民书以及国共两党其他一切有关于抗战的重要文献，在群众中作普遍的宣传和解释，要使千千万万的群众，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文化程度高的或低的，职业部门同的或不同的，都懂得日寇怎样侵略中国，现在侵略到什么程度，日寇是怎样的凶残和狡猾，亡国奴殖民地是如何的痛苦，提高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和民族心。”激发他们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而积极参加抗日。董必武还特别强调和鼓励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宣传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战争，并进一步肯定了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的重大意义，介绍了组织、发动群众的各种办法，从而亦坚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在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抗战的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

（二）武汉抗战前后“民众运动”的特点

第一，民众运动具有广泛性。董必武对这一抗日救亡民众运动的广泛性，于1939年7月在《新华日报》上撰文《我国抗战两年来的民众运动》指出：“我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些都是我们能作持久战获得胜利的自然优越条件，尤其是人众，我国有六倍于日本的人口，四亿五千万的有生力量，如果真能都发动起来参加抗战，这真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啊！”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所有一切具有爱国热情的民众都积极参加抗战，包括各党各派各界、工农商学兵等一切爱国同胞在内，它自身有坚实宏大的基础，具有广泛性。

第二，民众运动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民众运动开展的情况都不一样，对此董必武也在《我国抗战两年来的民众运动》一文中做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一般地说，在敌人后方即沦陷区的民众运动，比起我后方的民众运动要开展些，战区的民众运动比远后方的民众运动要开展些。同是敌人的后方或沦陷区，同是战区，同是我后方或远后方，民众运动发展的情况又各不同。”另外，青运、工运、农运、妇运等民众运动的发展也具有不平衡性，董必武指出，“青年运动在抗战开始时，颇有如火如荼的样子，抗战一周年后，除北方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会及山西青年救国会、广东青抗较为活跃外，后方则只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和极少数的青年团体作社会服务，较为自由。妇女慰劳会及新生活指导委员会在城市较有发展，妇女运动在民众运动中表现了较为统一的特色。在敌人后方，沦陷区的妇女，以新中国妇女的另一种姿态出现参加抗战，成绩不少。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除在陕北及山西、河北等省区发展较好外，一般地说，显著的发展是很少的。儿童运动如孩子剧团、新安旅行社、山西各县的儿童救国会或儿童抗日团、儿童保育会等，已在抗战中奠下了向前发展的基础。”

第三，民众运动在曲折中发展。中国人民的抗战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这是毛泽东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揭示的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制度，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当前”时，民众的发动需要一个过程，对此，董必武强调，民众运动是在曲折中发展，但能肯定前途是光明的。1939年7月12日，他发表《我国抗战两年来的民众运动》一文，他指出，“抗战以前，我国准备民众的参加动员是极薄弱的。战争爆发，民众运动的薄弱，马上反映到军事上来。当时最感缺乏民众帮助的是前线的将领。”军队需要民众的帮助，许多将领开始组织工作队，将许多自发的民众团体，加以整理。武汉抗战前后的民众运动，就是这样曲曲折折地发展起来的。

（三）武汉抗战前后“民众运动”现状的分析

董必武从中国抗战的全局高度，分析了当时民众运动的现状，他发现国统区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的状况相距甚大。他指出：在游击区，在敌人后方，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地起来了。那些地区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和一切爱国同胞都组织起来了，他们武装起来了，他们要自卫，他们帮助正规军、游击队作战，打击敌人，摧毁伪政权，恢复了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政权，他们努力生产，他们提高文化，游击区的民众运动在抗战中有极宽广的前途。但是在国统区，民众运动并没有像敌后战场那般蓬勃发展，为此，董必武从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特别分析了国统区民众运动未能很好发动的原因。

从认识的层面上看，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国统区人民在全民参与抗战这一认识上存在基本的误区，主要表现在：第一，轻视民众运动。有一种是根本看不起民众力量的人，以为战斗是军队的专责，抗战根本就用不着民众；另一种人是迷信政府是万能的，以为动员民众只需要政府一纸命令，用不着什么运动；还有一种是一些即使认同民众参加抗战的人，但他们以为民众运动无外乎是发传单、开大会之类活动，完全抹杀了民众运动的真实价值。第二，惧怕民众运动。其一是政府以为民众运动的发展会于政府不利；其次，政府惧怕民众运动的发展壮大就会使得民众提出民权和改善生活的要求。再次，那些想和日寇妥协的人，如亲日派，一心想着对日妥协，谋取私利，都是害怕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人。第三，党派的成见。这里主要说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成见。虽然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基础，但终究还有一些成见存在于两党之间。这些认识上的不足使得国统区的民众运动的开展相对困难，发展情况不容乐观。

从实践的层面上看，在民众运动的开展上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政治动员不够。董必武认为，过去群众不积极参加抗战，是由于政治动员的不够。卢沟桥事变以前，爱国尚有时被视为犯罪。抗战一起，没有广泛地和深入地作政治宣传解释工作。有些群众，甚至是士兵都不知道现在中国同什么人在打仗、为什么要打仗。抗战三个多月了，有些中央高校还不让学生唱爱国歌与义勇军进行曲。可见政治动员非常薄弱，动员工作收效甚微。第二，缺乏组织上的动员。城市学校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然照旧上课；乡村农民男女老少没有组织起来；工人虽一部分人加入工会，很少有开会的；甚至号称领导群众团体的政党，有很多下级党部没有开过会。依靠组织去动员，很多地区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这回事。第三，动员采取的方式方法比较刻板、不灵活。虽然各级都组织了宣传队，但是每个宣传队的宣传标语都是从上而下规定出来的，在实际的宣传工作中不知灵活变通，只管讲自己预定的那一套，也不管群众是否听懂、感受如何。虽说也在奔走动员，但是刻板的动员方式事倍功半，群众还是不愿意参加抗战。

（四）武汉抗战前后“民众运动”的基本策略

民众运动工作的开展，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握不同群体的差异，针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方式，这是董必武关于开展“民众运动”的基本策略。

在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上，董必武注重区域和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异，对于不同群主张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如露天大会、剧院电影场的集会、少数人的座谈会、个人谈话等方式。作群众政治动员时，必须联系到群众本身的生活问题，按照各地方、各阶级、各职业的人，在抗战时期提出适当的口号。如对偏远地区的农民则需要首先进行战争形势的普及，让其意识到抗战形势之危机，而后再积极动员。对于青年学生，他们热情高涨，容易意气用事，则要积极加以引导教育。

在民众运动的组织工作上，董必武认为，组织工作对于发动民众不可或缺，但相较于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则更为落后。民众需要宣传，同时也需要组织。民众的力量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到应有的程度。不然，便有许多力量游杂浪费，或弃置了。在武汉抗战时期，民众运动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组织工作。因为这时候包括工人、农民、青少年、妇女等在内的爱国群体已经积极调动起来了，此时应该根据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开展组织工作。同时，有组织的群众要抓紧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无组织的应该抓紧组织起来，工会、商会、农会、青年妇女、文化界、宗教团体、慈善团体、学校、兵营、商店、工厂、作坊、农村等等有组织的应使之充实活泼，有地方武装的群众须经常给以政治和军事的训练，使之成为国防政府的真实基础，筑造抗战的坚强壁垒。

当然，上述两个方面是发起民众爱国运动最基本的要求。除了上述几个问题外，董必武指出，还须在政治上有相应的民主与自由，民众运动要充分开展，必须有民主制度的建立，保证民众拥有足够的政治自由，能够自由参加民众组织，民众若有要求民权和改善民生的呼声，也应当积极回应，以保证民众运动的更好发展。另外，民众大部分时间用于抗日运动之中，其生产生活受到一定的影响，如果可以在经济上给他们减轻一些负担，则能够大大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此外，无论是前线（战区）还是敌后，民众运动的开展都是与军事运动有必然联系的，军队应该与战区民众保持友好关系，互帮互助，前呼后应。

二、武汉抗战前后董必武“民众运动”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董必武在武汉抗战前后的“民众运动”在湖北甚至整个南方地区的抗日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武汉抗战前后“民众运动”中所坚持的基本方针，对于武汉抗战前后“民众运动”特点和现状的分析，以及采取的正确策略，都是其“民众运动”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众运动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抗战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民众”是中国抗战最广大最基本的力量，对其发动和组织的程度直接影响着抗战的结果。无论是国统区还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必须广泛地开展民众运动，民众的大力支持是战争的胜利之源。董必武在武汉抗战前后的“民众运动”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发动民众，特别是在国统区开展民众运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使民众运动的开展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可操作性。与此同时，董必武的“民众运动”思想作为其统一战线理论、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面，无疑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我党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可贵的理论指导。

而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同样必须牢牢依靠民众，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历经三十多年，已经步入深水区，GDP的增长速度已然放缓，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能量何在？关键在于创新，而创新的潜能仍然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中。经济结构的转型发展，除了原材料的大力投入，更需要人民群众的智慧，实现创新型发展，更需要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凝聚改革发展不竭动力。因此，必须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更好激发民众的创造活力，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正是从这个角度看，董必武在武汉抗战前后的“民众运动”思想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宝贵的借鉴之处。

〔参 考 文 献〕

〔1〕董必武文集编辑组.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2〕毛泽东选集编辑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3〕董必武选集编辑组.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侯杰、范丽珠.中国民众意识〔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

〔5〕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6〕吕书臣.抗战初期董必武在武汉〔J〕. 武汉文史资料. 2005，（09） .

〔7〕 邓红梅.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的统战理论与实践〔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3，（02） .

〔8〕田牧.董必武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D〕.湖北：华中师范大学，2008.

〔责任编辑：张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