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雯 张景阳 余浩

人物档案

董必武，1886年出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思想的奠基者。

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一大代表。

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书香门第、清贫之家

怎样的家庭造就了如此伟人？踏访首站，我们前往红安董必武故居。从武麻高速红安出口，沿着红安大道行驶几公里就到达红安县城。红安全县只有70万人口，早在1955年，我国首次授予军衔时，这里就以223位将军（实授60名）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在红安县城最繁华的街道民主路上，一排古香古色的房子，就是董必武出生的地方。整个故居显得清幽、古朴、雅静。在青砖院墙的圆门上方，镌刻着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法委书记任建新题写的“董必武同志故居”七个金色大字。

据悉，董必武老宅早在1928年就被国民党全部烧毁。现在的故居，是1977年经上级批准修复的，去年又再次修建的。

董必武故居纪念馆副主任张金红告诉记者，董家原是书香门第，但当董必武出生在这个家庭的时候，已家道中落。1886年开始，董必武一家30多口人就开始居住在这里，父辈们经营米行和酱菜行，妇女们纺纱，艰难维持着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小时候的董必武，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只有家里挣钱的人，逢年过节才可以吃上一口蛋炒饭。

来到故居的堂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董必武母亲当年用过的纺车。董必武母亲蔡氏，靠纺露水棉纱赚钱。什么叫露水棉纱？据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就是当天纺的棉纱，第二天清早就挑到城里去卖，那些露在外边的棉纱就会沾上露水。”勤劳的母亲，一直感染着董必武。

董家家风纯正，董必武祖父提出“清贫自守、朴诚相传”;父亲提出“不附权势、不涉公门”。董必武父亲和四叔都是清末的秀才。家风的熏陶、故土文化的浸润，使董必武从小就有“立志为民”的思想。

从封建文人到马克思主义者

踏访第二站，我们来到了位于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内的董必武纪念馆。博物馆正面门楼匾额上有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的“董必武纪念馆”六个馏金大字。院子中央安放着董必武半身铜像，基座上“董必武纪念像”六字由邓小平同志题写。2000年10月6日，董必武和夫人何连芝的骨灰安放回纪念馆内，实现了他们生前落叶归根的愿望。墓后是一道屏风，上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书写的“董必武同志生平”。

数十年来，董必武纪念馆先后接待观众千万余人次，其中有60多位副国级以上领导前来参观学习。

在纪念馆，可以清晰的看到，董必武的一生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角色转变。第一次是从旧式封建文人变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第二次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03年6月，董必武考中秀才。1905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在校期间，董必武与宋教仁、刘静庵等革命党人交往密切。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后，董必武转变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1910年10月毕业后，董必武到黄州府中学堂（现黄冈高中）任英文教员。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二天，董必武毅然剪掉自己的辫子，奔赴武昌投身革命。

之后，董必武远渡日本学习。回国后，董必武结识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李汉俊，实现了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1920年，董必武回到武汉，创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7月初，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这种思想的不断升华，让董必武在党内声望越来越高。开国大典上，他成为唯一站在毛主席身后的一大代表。

在纪念馆里，董必武生前的点滴物件无不展现着董老生前艰苦的生活作风：参加革命时，董必武从老家带出来遮风挡寒的半块毛毯，縫缝补补，直到他逝世依然陪伴在他的身边……

从家风、校风到红安精神

为了更好地了解董必武在湖北的革命历程，记者又来到了位于武汉市粮道街的武汉中学。

走进武汉中学初中部的大楼，首先引入眼帘的就是一座董必武的半身塑像，背后“朴诚勇毅”四字校训赫然醒目，下面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1996年评价董必武所说：“董必武同志十分重视教育事业，他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陈潭秋等人创办私立武汉中学……”

湖北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也设在武汉中学，记者在这里见到了研究会秘书长林枫。他告诉记者，1920年，董必武回到武汉便决定办学开展“信仰教育”。办学经费则由创办人筹集，每人各捐款20元。董必武当时没有钱，当掉自己的皮衣才凑足开办费：“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在当时属于‘新型学校，不仅是湖北第一个男女同校的中学，更选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作为教材，向学生灌输新思想。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多封建遗老们的不满。”林枫强调：“事实证明，虽然最早学校只有几十人，但是信仰教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武汉中学作为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活动据点，也是湖北地区党的早期发祥地，董必武领导师生积极参加武装斗争，为黄麻起义奠定了基础。”宋平同志也称董必武：“在20年代创办的武汉中学，号称‘私立，实际上是‘党立”。

从“朴诚相传”的家风到“朴诚勇毅”的校风，如今“朴诚勇毅，不胜不休”也成为了董必武故乡传承红色基因的“红安精神”，感染着每一个到湖北红安革命传统教育学院学习的党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年逾古稀的董必武曾三次回到故乡红安。

1956年4月14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老建国后第一次回家“探亲”。车到八里湾镇大路边，董老不时掀开车窗帘，告诉司机：“开慢点、开慢点。”然后深情地注视着窗外。到红安第三天上午，董老就亲自在县委机关二楼楼梯口迎候着参加座谈会的群众代表，一直等到代表到齐，董必武才走进会议室。

1958年3月10日，董必武和夫人何连芝随湖北省委农业检查团到红安检查工作，第二次回到红安。董老对家乡的水利建设十分重视，走一路问一路，鼓舞群众的干劲，每到一处，不是口头赞扬，就是题字、题词，或写诗祝贺。

1962年5月11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董必武与夫人何连芝，第三次回到了故乡。在视察了金沙河水库等多处后，14日上午，董老就要离开时，上万名群众等候在民主街，令老人家感动不已。他坚持不坐车，步行出城，依依不舍地与乡亲们挥手告别。

途中，董必武一直牵挂着红安县灾情比较严重的觅儿区，一定要下车看看。他握住时任区委书记彭毓南的手嘱咐说：“在困难时，更是要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关心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把群众的冷暖、疾苦装在心里。群众就会与干部一条心，也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作者系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副主任，原董必武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