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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宁在广州有个“村”

2016-05-30

福建人 2016年12期
关键词:寿宁庆丰皮具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前前后后,超过7000位寿宁人来到广州打拼,其中80%选择了皮具行业,从事皮具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延伸的投资、贸易、运输、物业、电商等皮具相关领域。他们在这里创办经营了400~500家皮具厂,促成了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村落”——广州“皮具村”。

从1990年到现在,在“中国皮具之都”广州,发生了这些真实的故事——

一群福建寿宁来的穷小子,进入这里的皮具厂打工,半年内,每个人亲手加工过的知名品牌约15个,其中不少还是常被人拿来炫耀的国际名牌。

在工业区,他们每天接触的人50%是同行,这些人中又有60%是老乡;他们送给家人、朋友、同学的礼物,70%是皮具。

两年后,如果他们愿意,一般能记住周围三四十家皮具厂的名字,而更大的可能是,下一家皮具厂就是他们中的一个自己开的。

广州白云区,面积795.7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80万,流动人口90万。这里商业兴旺,厂房林立,仅仅一个镇,大大小小的皮具厂,有上千家之多。没有人能否认,它是中国皮具界的发源地,而世界各地的皮具品牌进入中国,“加工基地”通常也是首选于此。

这里到底有多少家皮具厂,多少个品牌?从这里设计、生产、包装出来的皮具,用了多少原材料,多少人力物力?产品发往多少个国家,卖给多少顾客?没有人能确切统计。

然而,这些问题中,有一条线索是清晰的: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前前后后,超过7000位寿宁人来到广州打拼,其中80%选择了皮具行业,从事皮具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延伸的投资、贸易、运输、物业、电商等皮具相关领域。他们在这里创办经营了400~500家皮具厂,促成了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村落”——广州“皮具村”。

过去式

小作坊 + 山寨货

18年过去了,寿宁人李式招还清楚地记得,当初和几个老乡从厂里辞了工,在出租屋里开皮具小作坊的情景。

1996年,他凑了6000元钱,买了两台针车,找了五六个同事,在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里,接一些皮具加工的活。他的小作坊着实隐蔽:居民楼里三室一厅的住宅,一般人看不出来里面藏着一个厂。

那时,类似的小作坊像雨后春笋般猛增,被称为“黑工厂”,主要是代加工,有些胆子大的,還偷偷仿冒LV、香奈儿和爱玛仕。工商部门每年会查处一批,后来见实在查不过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不太合法,但李式招决定“豁出去”。1993年,他16岁,带着80元钱孤身一人走出寿宁大山,什么苦没吃过?第一份工作,在深圳一个很大的皮具厂,先做开料,后做裁床,干了一年。随后他到广州,做了两年裁床。落魄的时候,他睡过天桥,饿得头晕眼花。

“我决定要搏一搏。家里太穷了,以后怎么讨老婆?”李式招说话很实在,干活却非常拼命,“当时,针车摆在大厅,没有停过,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几个同事轮班,挥汗如雨,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货就堆在一旁。我曾经接连两个月,每天上班18个小时。”

“几乎每个寿宁人开的皮具厂,都是从小小的黑工厂开始的。”

吴金寿,1956年生,寿宁平溪人。他比李式招晚几年到广州,是在儿子的鼓噪之下来的。当时,他在老家的村里当书记,一个月工资200多元。来之前,儿子开小作坊,赚了不少钱,但作为父亲,吴金寿并不知情。后来实在抵不过儿子的游说,他就放话说:“你给我20万元,我马上跟你去。”

1998年的一天,吴金寿到了广州,本来只想看个究竟,没想到儿子真的给了他一张存折,上面的数字不是20万元,而是80万元。“简直不敢相信,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吴金寿坦言,这天文数字般的存款,让他意识到,时代真的变了。于是,他留了下来,在儿子的小作坊里做起了后勤工作。

随后几年,越来越多的寿宁人通过打工的积累、朋友的介绍、老乡的帮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开办皮具作坊的道路,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有的人顺利,有的人坎坷,好歹挤进了“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千万大军之中,总算赶上了那个“敢拼就会赢”的黄金年代。

从此,白云区的城中村,开始向“皮具帝国”急速扩张。其中,以三元里为例,短短几年时间,由于地理位置绝佳,广州火车站、汽车站、广交会展馆、机场高速近在咫尺,皮具商圈也随之形成,产品远销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皮具小作坊快速发展,机器多了,员工多了,订单接连不断,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而客户也逐渐在规模、质量、工艺、单价、产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李式招记得,“最开始接那些活,并不是来自品牌商,而是从代工企业分出来的。我们是在帮别人打工,所有的皮料、针线、衬布、配件,都是从‘二老板那里‘流出来的,对方要的就是产量。”他所要做的,就是苦干几个月,然后添置机器设备,不断接单,不断招人,把自己从生产中抽出身来,“又当爹又当妈”,在业务、跟单、后勤、财务等方面,不停地变换角色。

2002年,李式招麾下的员工已多达400人。然而,他真正感觉自己当上了老板,是2006年的事。那一天,他领回了“联友”皮具厂的营业执照,“和朋友一起庆祝,把自己喝醉了。”当晚一起喝酒的多数是老乡,其中有位叫阮庆丰,他开的“佳美”皮具厂,就在李式招的工厂楼上。

“‘佳美的营业执照,差不多与‘联友同时办下来,但实际上李总开厂比我早了6年多。”阮庆丰曾打工9年,对皮具生产非常熟悉。2002年,阮庆丰遇到一个广州本地老板,命运从此被改写——两人一拍即合,那个老板出资金,他出技术,开起了皮具厂。“从7月份到年底,我分到了十几万元。”阮庆丰说,“广东佬”觉得做皮具很好赚,就另外开了一个更大的厂,把原来的小厂留给了他。

2003年,非典。阮庆丰刚刚接手“佳美”,订单少得可怜。雪上加霜的是,他做“冒牌货”被查了,货品全部没收,还罚款,设备也被拉走了。他只好再买机器,员工也换了,可到了年终,老乡们赚了不少,而他的生意还是一片惨淡。腊月二十八那天,他一路狂奔,拦住一辆广州开往寿宁的大巴。“大家帮帮我吧,实在没办法,员工工资都发不起了。”车上的老乡们二话不说,纷纷伸出援手,凑了3万元给他,让他渡过了难关。“当时,又高兴,又辛酸,百感交集啊!”阮庆丰说。

第二年,在老乡的帮助下,阮庆丰重头再来。一个浙江的老客户也对他说:“没事儿,你做吧,我把单给你做。”从此,阮庆丰变了:一方面,对皮具的认识更深刻了,坚决不做“山寨货”;另一方面,对老乡特别仗义、热心,谁三更半夜给他打电话,他都能马上赶到——这让他获得了好人缘,而“佳美”很快就成了啄木鸟、金伯利等知名品牌的代工商,产品还出口到了迪拜。

进行时

流水线 + 工业化

在广州“皮具村”闯荡的寿宁人中,叶琴光是比较顺利的。

2005年到广州,叶琴光做了两年司机兼采购后,找了3个老乡合伙,开了“博凯” 皮具厂,还注册了同名商标。而他的同村人在广州开的皮具厂,已有40多家。

“我来得晚,见大家干得风生水起,眼红,就跑出来了。”如今叶琴光的公司员工100多人,生产过的品牌有50多个,年产值2000万元。他觉得这点业绩,和老乡们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而熟悉他的人说:“小叶很能干,很勤奋,在年轻的这批人中,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他们公司是‘红谷的指定生产商,这个品牌上升得很快,最近两年市场做得很大。”

叶琴光也有难处,他说了两件事。

有一个客户,老是拖款,“博凯”要垫资6个月:购買原材料、生产、出货、对账,3个月过去了,然后再过3个月才结账。另一个客户,有自己的品牌,产品在“唯品会”卖,要借“博凯”公司名字开发票,“等于说,和他做20万元的生意,我自己账上要准备40万元。”

“每个月,光员工工资,就要40多万元。”叶琴光总说压力大,但他今年又租了新厂房,开通了女式皮包流水线。显然,他有自己的考量:“今年比往年订单少了,公司部分业务转向网贸。在阿里巴巴做批发,也有在淘宝做零售,这里面的市场很大,也很诱人。”

而吴金寿对于新开工厂的表述,也是值得玩味的:“原计划投资50万元,搞来搞去,花了108万元。”这话听来,有点预算失控的意思,但同行的理解是,他这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这么多年来,广州的寿宁皮具商,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先是被市场“推着走”,然后被市场“裹着走”。举个例子,阮庆丰有个侄子,最近开了一家皮具内革厂,阮庆丰就把自己的内革订单给了侄子——阮庆丰是被“推着走”的那个,而他侄子就是被“裹着走”的那个。

发展的速度,一直在加快。范庆雄在投身皮具行业前,做过2年家具生意,打过4年工,但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在广州成就一番事业。他2003年初才来广州,6月份就在白云区创办了拥有1100平方米厂房、100个员工的“恒晟”皮具厂,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他从加工皮带、钱包、公文包开始,到创建“DEXILUO”品牌,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不但拥有了自己的设计室、生产线、仓储区,而且产品种类繁多,涵盖男女钱包、围链包、驾驶证卡包,以及多种款式礼品皮具。如此高歌猛进的速度,何尝不是一种骄傲呢?

张恒义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2006年,他在广州一家皮具商城里开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档口。两年后,他在广州和香港分别开了公司。又过了两年,他转战温州,创办“正伟皮业”,实现了工贸一体化,拥有了自己的制革基地,合作客户达1000多家,年销售额超2亿元,产品在100多个县市有销售点,供应商遍布全国,在国外也有代理商。

而范祥光的经历堪称“神话”。1975年出生的他,15岁出门闯荡,做过苦力,搞过建筑,摆过地摊。2003年,他和兄弟一起闯广州,经过种种磨难,创办“翔鹰”皮具厂,如今身家过亿。

许多人都惊讶于广州“皮具村”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将之称为“富翁孵化器”。事实上,加速广州皮具发展的,不仅仅是寿宁人。如果把国际市场比喻成一个金矿的话,那些数量庞大的非洲“倒爷”,就是挖通隧道的苦力。1995~2005年,乌干达的“国际倒爷”约瑟夫活跃在三元里一带。他精通英文,会讲广东话,所干的买卖,就是搜罗鞋类、服装、皮具,成批成批地发往苏丹。就这样,他把自己捣腾成了家乡第一个盖洋楼的富翁。直到现在,三元里的大街小巷,像约瑟夫这样的外国人并不鲜见。

“放水养鱼”的做法,助推了皮具营销水平的提升,其中典型的代表是王寿荣——他的公司自2003年起步,3年后就与香港“乔邦皮具”联手,成功将“艾尔顿”品牌推向北京、上海、昆明、杭州等几十个大城市。随着销售额连年增长,他又把眼光投向了欧美市场,“我们就是要让老外瞧一瞧,中国人不仅会制造,营销也是一把好手。”

工业化带来的好处,更多地体现在管理上。李式招说:“2007年,我们公司有了业务部。业务员不仅要对订单进行成本分析,还要提供材料清单,负责样品确认,签发生产通知,协调产品发货,催收销售款项——这些东西,看起来是被客户逼的,但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

同样是寿宁人开的公司,阮学斌的“建杰皮具”在管理方面则更成熟一些。业务部、采购部、生产部、品管部、仓储部、行政部、人事部、财务部,构架分得细,职能也清晰。“我们是最先通过ISO9001认证的,也最早推行5S,因为欧莱雅、宝洁、雅芳等客户,验厂很严格,鸡蛋里挑骨头,一不小心,订单就黄了。”

转型期

资本牌 + 品牌路

10000多平方米的中高档皮具批发市场、200多个品牌入驻的专业皮具O2O采购交易平台“易时购”、2200平方米的乐馆会量贩式KTV、800多平方米的火锅城和烧烤店——对广州寿宁商会来说,创办于2012年的“闽聚”投资公司,算是“集体的副业”。

而这个投资1500万元的项目,因为涉及领域广、发展空间大,同时还承载着“以会促商,以商养会”的使命,每个自愿入股的会员,都希望尽快把它发展成“主业”,实现事业的华丽转身。

“这次是大动作,一帮人合伙的,是一种创新,以前从未有过。”李式招是“闽聚”的大股东,他最近很忙碌,要回寿宁落实另一个投资1000多万元的项目,种植互叶百千层,土地合同已经签好了。这种植物全世界有2000公顷,95%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一带,主要用来炼“茶树精油”,中国的种植热潮,才刚兴起。

“闽聚”名下的批发市场,位于白云区石井镇石潭西路8号,这里被称为广州皮具批发市场的“CBD”,统一装修,时尚气派,有300多个黄金铺位,已入驻万里马、卡丹路、梦特娇、名派、啄木鸟、鳄鱼恤、袋鼠、登喜路、骆驼、稻草人、大小姐、老人头等50多家知名品牌。

为了搞好经营,“闽聚”专门组建招商团队,营销策划也同步进行,还成立了多功能电商培训中心。健全的物流体系和便捷的交通枢纽,也是吸引商家的亮点。同时,市场配套有广发智能银行、精装的摄影室、顶尖的皮具设计团队,可以随时为客商服务。

“闽聚”的“易时购”,跟京东(开店6万元起)、天猫(开店5万元起)比起来,有自己的优势。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皮具交易平台”,0元即可开店,不需要缴纳押金或任何费用,审核流程也更简单,商家还能享受一年的免费推广。

“线上商城,是皮具营销的发展方向。”据“閩聚”副总经理但春燕介绍,虽然筹备工作还在进行,但目前已有200多个品牌进驻“易时购”。“无论什么品牌,想要来开店,必须要质量好。”但春燕强调。

广州寿宁商会会长朱祥明希望,“闽聚”能将大伙的心聚在一起,拓宽商业模式,激发经营活力,劲往一处使,有钱一起赚。

个人方面,阮庆丰想在品牌方面做些文章。“这辈子能不能搞出一个有名的品牌?我不敢说大话,但我一直在思考。就好像一个人结婚了,想要一个孩子一样,我也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品牌。”

阮庆丰找了几家策划公司,可一直没物色到好的品牌名称。他自己也收集了很多皮具品牌的素材,看了一些关于品牌的书,再加上这些年的耳濡目染,他脑海中有个声音:“品牌一定要特别,但不能将商标与品牌混为一谈。”阮庆丰认为,虽然商标是品牌中重要的部分,但更加重要的是塑造品牌的事业团队、销售渠道、研发力量、质控体系、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品牌这东西,不能一步登天,只能慢慢来。”

“一个企业好不好,走一圈就知道了。”叶琴光说,现在,广州很多皮具企业,都很重视文化建设。叶琴光的客户“红谷”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公司建了一个皮具博物馆,图文并茂,再结合声光电特效,展出了很多史料、文物、历代制皮工具和加工场景。参观完“红谷”,叶琴光感受最深刻的是:文化搞得好,才能把企业做大。“跟人家比起来,我们简直是土包子。”回来后,叶琴光立马开始从点滴着手,加速企业文化建设。

天上不会掉馅饼,强势品牌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光凭质量并不能保证产品的畅销,优秀的产品如果无人知晓就无法销售出去,只有通过品牌建设与传播,才能深入人心,历久弥新。从创立公司那天开始,范章生就不遗余力地进行品牌的打造,每年为“奥博特”投入的广告费,约100万元。而今,“奥博特”畅销大江南北,从南海之滨到西北关塞,从雪域高原到东北平原,无论是电视、报纸、杂志,还是各类综合性网站,以及数不清的户外、车身等广告载体,都留下了“奥博特”典雅、大方、靓丽的身影。这样做的结果是,“奥博特”一年卖出了300万件产品。

近年来,广东经济尤其是珠三角地区,面临着“腾笼换鸟”的发展压力,阮学斌和他的“建杰皮具”,也面临竞争力缺失的问题。虽曾摸爬滚打,但以往的经验已经失效,怎么办?“一方面,砍掉原来的包袱性业务,比如票夹、钥匙包、手机套、CD套等;另一方面,根据客人需求,提升设计水平,主攻银包、小皮件、零钱包、皮带等,抓住几个大客户,不断开发新客户,对内加强管理,对外做好服务。”阮学斌说,危机意识很重要,好在公司管理层达成了共识,内部改革已在进行中。

“品牌这东西,怎么说呢?富贵鸟、七匹狼这两个品牌挺牛吧,但在我们公司生产的品牌中只能算一般的。我们代工的品牌还有暇步士、万里马、花雨伞等。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艺,同样的代工费,就是LOGO不一样。好的品牌,成本100元,卖1000元;差的品牌,同样的成本,只能卖600元。”吴金寿深有感触地说,“品牌就是面子。二三线品牌其实和一线品牌,质量上差不多,低档的手工差些。我们公司生产的皮具,全国各地都有卖,国外也有,很受欢迎。”

对于未来的发展,吴金寿表示,他不反对转型,“有条件投资别的生意,也是好事。”但他坚信,皮具加工,还不至于日薄西山,“中国未来10年仍然是制造业大国,干一行要爱一行,做好自己就是最大的改变。”他觉得,很多人急于转型,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有一点钱了,就不愿吃苦,好高骛远是要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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