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乾　毛海云

摘 要：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代表，对中俄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梳理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及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史，可以进一步透视出东正教在中俄外交关系进程中的重要性，使我们能辩证地认识东正教，为在新形势下研究中俄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多有價值的借鉴。

关键词：东正教；传播与影响；中俄关系

中俄的双边交往从清代的不平等关系到平等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21世纪中俄积极构建的共赢、合作、共识的新型大国关系都受到了东正教的影响。研究新形势下东正教在中俄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就必须去探究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和发展历程。唯有如此，才更加有助于开创中俄国际关系新局面，促进中俄世代友好发展。东正教在中国的真正发展是从清朝时期开始，也是中俄两个大国的文化碰撞的开始。当时的俄国传教士——主要以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为主，传教士的进入促进了中俄文化关系的深入交流与发展，但同时也扮演着俄国政府在中国的外交机构或职能，是沙俄侵华的先锋和间谍，因而在中俄关系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

一、 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

俄罗斯最早向中国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团在1715年，彼得一世经康熙帝同意决定向北京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团。后来，从《恰克图条约》（1728年）到中俄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期间，当时的沙俄政府都派有传教士到北京，并在北京建立了东正教堂，东正教开始从北京向全国发展。沙俄政府由最初的合法派遣到19世纪随着对华侵略的加剧而不断派遣传教士研究中国经济文化，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大事件，此时的东正教完全成为了沙俄侵略中国的先锋。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沙俄东正教遭受到毁灭性打击。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东正教再次在中国迅猛发展，其传教士团在中国各地进行传教，以掩护白俄分子。1956年，俄国侨民大量撤离，东正教在华传播逐渐势微，到文革前夕，东正教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东正教在中国又陆续开始恢复了活动。

二、 东正教对中国的影响

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侧面反映了中俄两国关系的变迁。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十月革命为分界点，十月革命前是以效果不明显的直接影响为主，此时的东正教主要在中国扮演着沙俄政府的外交人员兼侵略先锋的角色，而东正教因为缺少强势的文化物质载体，难以传播先进文化。十月革命后，东正教虽然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信仰，但却比过去的影响更大，而东正教的拜神祈祷礼仪、封建保守意识等随着俄罗斯文学在中国掀起的热潮而迅速渗透。

（一）直接影响

沙俄东正教自17世纪中叶因沙俄的武装侵略在黑龙江流域而开始，当时在雅克萨城修建了主复活教堂，并于五年后建立仁慈救世主修道院，这标志着东正教开始在远东地区广泛传播。清政府对东正教的优待使得沙俄大批东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但他们本着为占领黑龙江以北地区而潜入中国搜集情报。1860年沙俄驻中国外交使团成立后，东正教传教士才开始真正传教，在中国修教堂、办神学院与慈善机构、发展教徒等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直接传播教派思想，并试图影响中俄关系的走向。但是，因东正教不能像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那样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有机融合，因而在中国的直接影响依然甚微[2]。

（二）间接影响

尽管俄国东正教对中国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但是，东正教利用其它媒介对中国的间接影响却具有一定的深度。这种媒介主要就是布尔什维主义与俄罗斯文学。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俄国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实体，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如此。比如苏俄政府的挂领袖像、某些仪式与东正教圣礼、敬神拜圣十分相像。列宁逝世以水晶棺保存遗体和东正教“圣体血”仪式类似，只是领袖遗体而不是“体血”被人们当作永生的神来崇拜。后来在办公处、会议室甚至家里挂革命领袖像等做法与近代、当代中国都有相似之处。俄罗斯东正教的布尔什维主义（以斯大林主义居多）传到中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较大影响，也进一步拉近了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20世纪20年代中共大抓托洛茨基主义、延安整风改造知识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文革时期批“封、修、资”等等，都深刻体现了东正教保守封闭意识通过布尔什维主义渗透到中国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传统和东正教影响的有机结合所造成的。还有我们熟悉的俄罗斯文学中也存在东正教思想。

三、 新形势下东正教对中俄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俄罗斯东正教对于中国关系的拓展一直很积极，正努力重新恢复东正教在中国的影响。而俄罗斯也利用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努力推进中国东正教活动的正常化。2004年，中国有18名东正教徒被允许去俄罗斯学习，普京也给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领导人提计策，建议东正教积极吸收中国人信封东正教，并说：“你们有没有试过说服中国人信奉东正教。对于俄罗斯东正教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方向。俄罗斯东正教会一直都是国际性的，没有种族问题。”俄罗斯东正教对中国自办的东正教会问题与中国宗教事务官进行了长期协商。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十分希望中国政府可以给予中国东正教徒提供教育、教会刊物与社会项目。

（一）求同存异，共谋战略发展机遇

一直以来，中俄政治文化中都存在大国意识，而随着中俄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这种共识被中俄领导人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2012年11月29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届领导人集体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彼时提出了中国梦理念，习主席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近代的最大梦想，也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夙愿，是整个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我们必须以实干兴邦的精神努力实现民族复兴。而这一年的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三次就任并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了俄罗斯的“大国之路”计划。普京坚持俄罗斯军事立国安全政策、外交独立自主与世界多极化精神、贯彻国内力量整合与国家认同感原则，以“三个不变”原则深化俄罗斯社会政治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这也体现了中俄的国家发展思想有着相似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都坚持大国发展原则，并由此形成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构建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俄罗斯东正教传承着俄罗斯文化精神，通过中俄文化交流拉近中俄的战略合作关系。

（二）相互理解，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当前，中俄正在进行深入的双边关系交流，中俄相互举办“国家年”活动，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共同发展。在多层次、多元化的交流中，中俄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机会也更多了。而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家，俄罗斯民族精神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中国人民接触和了解。通过中俄文化交流及中俄东正教徒的友好交流我们可以透视出中俄关系的密切发展，这会让两个更加深入了解彼此。宗教问题涉及到的不止是信仰、思想问题，更是因为其特殊价值理念与精神感召力，如果在国家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其作用就更为复杂了。如果信仰结合别的因素产生作用时，其影响力是巨大的。特别是俄罗斯民族扩张性与宗教渗透性的紧密结合时，就要求我们“要了解当今世界，必须了解宗教，对宗教问题在当今世界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决不可低估。

（三）扩大交流，促进政治文化合作

作为俄罗斯国教的东正教实现了俄罗斯民族的认同，形成了俄罗斯的文化道德价值，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独特性。而中国社会因为变革时期的传统文化与国民认同缺失使得这两方面的探讨越来越多，但建设性意见却很少。所以，中俄双方应该在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上扩大交流，既认同自我也认同堆放，从精神交流层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基里尔在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前曾三次出访中国，而2013年成为大牧首后更是被普京总统委托和习近平主席会晤，这正体现了中俄的相互认同，不但推动了中俄宗教领域的发展，更让中俄的交流进一步扩大了，在政治文化合作方面越来越朝着深度方向发展。

（四）互邻友好，世代永不为敌

在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宗教领域的深度合作充分表明中俄作为互邻友好的两国，在尊重与合作中提升伙伴关系。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在同习近平主席会晤时也强调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愿本着互邻友好、互不干涉的原则与中国展开交往，为中俄关系发展做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俄罗斯东正教想要在中国复兴，做中俄平等友好外交关系的推动者，更深刻显示了中俄两国通过宗教交往积极打造新型国家关系。当前，中俄是互为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两国外交伙伴关系，需要中俄兩国过方面的交流，而代表俄罗斯国教的东正教则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沟通桥梁的作用。

四、 结语

总的来说，东正教在进入中国三百多年后，虽然经历了历史波折，但是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21世纪，中俄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需要有文化的支撑，作为俄罗斯文化象征的东正教只有和中国进行平等、友好、深远的交流，共建多层次的交流机制，才能为中俄关系的长远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冯嘉芳.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6：13.

[2]张玉侠.早期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东正教因素[J].西伯利亚研究，2009（2）：46.

[3]戴桂菊.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研究[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05）：87.

[4]乐峰.东正教与中国文化[J].世界宗教研究，2000（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