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兵

摘要：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了某些不利于中国的变化，要求中国必须制定清晰而明智的大战略。中国未来应实行均势战略，积极塑造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之间的实力均衡，这样才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具体来说，这种战略包括：坚定不移地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捍卫国家安全的强大国防；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均势；构建中关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塑造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力避日本主导地区事务，营造于我有利的亚太均势；妥善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充分发挥经济的杠杆作用。

关键词：中国外交；大战略；钓鱼岛；南海问题：中俄关系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4-0105-07

21世纪全球政治格局发生的最重大变化无疑是中国的崛起。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年均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CDP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强，必然影响到全球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亚太地缘政治的变迁，因此，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极为关注中国未来的战略走向。本文结合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的新情况，探讨中国大战略的未来走向。

一、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相应地转向为经济建设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在这种外交理念的指导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外交在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周边地区没有发生大的破坏性事件，使得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会因为战争或战争威胁而停止。然而，近年来，中国周边环境出现了新的不稳定态势，导致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

1.美国重返亚太，围堵中国意图明显

2010年以来，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无疑是美国2010年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和2012年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构想，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美国的战略目标都是应对中国崛起所导致的全球权力东移的战略态势，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2009年，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高调喊出美国要“重返亚太”，正式拉开了美国重返亚洲的序幕。2011年11月，希托里在夏威夷大学发表演讲时称，随着伊拉克战争走向结束以及美国移交阿富汗安全职责，美国的外交重点正在发生变化。而随着亚太地区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战略与经济重心，这里也将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美国外交在未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亚太地区增大投入。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在亚太地区“扮演更大和更为长远的角色，以便重塑亚太地区和它的未来”。他承诺，在美国军费削减的情况下，美国不会削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2012年6月，国防部长帕内塔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全面阐述了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实践内容。他在会上表示，未来几年美国将在太平洋部署更多的舰船，扩大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伙伴关系网络，到2020年，一半以上的美国海军战舰都将转移到太平洋地区。尽管美国没有公开宣称其亚太新战略的矛头是中国，但从其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举动看，美国亚太新战略的核心目标显然是防范和围堵中国。

2.钓鱼岛争端激化，中日关系倒退

2012年4月17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突然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为了抢在石原之前将钓鱼岛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下，野田佳彦首相7月7日宣布钓鱼岛“国有化”。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导致中日关系剑拔弩张，直至今日，仍未见好转。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上台执政，日本政治加速右转。安倍政府不顾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反对，美化侵略战争，激起日本侵略战争受害国的民愤，更给本已恶化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在钓鱼岛争端上，安倍政府否认中日钓鱼岛争端，拒绝就钓鱼岛问题进行对话，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修改日本宪法，打破战后和平体制，是安倍政府的最大夙愿。尽管日本民众多数反对修改宪法，但安倍政府不为所动，声称修改宪法是日本内政，其他国家的反应不会影响日本的修改进程。2013年7月，日本执政联盟赢得参议院选举并控制国会两院，为安倍修改宪法提供了便利，使得安倍在历史问题、钓鱼岛、中日关系等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为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日美同盟进一步强化，钓鱼岛纳入日美共同防御的范围。

3.南海问题升温，中国一东南亚关系复杂化

2010年以来，美国、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大做文章，频频向中国发难，导致南海问题急剧升温。2010年7月，日本共同社转引美国媒体称，中国官员告诉访华的美国高官，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则新闻引起外界对中国南海政策及其海军力量的关注，甚至在外界眼中成为中国外交转向强硬的证据。美国极力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希拉里在2010年7月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声称，南海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美国要维护南海的航行自由。2012年4月，菲律宾海军和中国渔政船在黄岩岛持续对峙，美国先后与菲律宾、越南举行联合军演。菲律宾试图依托东盟的整体力量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对抗。2012年4月，菲律宾总统在东盟峰会上力推东盟内部就南海争端达成统一立场，在东盟国家拟定“南海行为准则”之后，东盟成员国再与中国谈判。2012年6月，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该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纳入所谓越南的“主权”和“管辖范围”之内。除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煽风点火外，日本、印度也趁机介入南海争端。2011年10月，日本与越南签署“防卫合作备忘录”，以期在南海问题上与越南展开军事合作以牵制中国。2012年7月，日本与菲律宾签署了旨在加强海上安全保障等领域合作的防卫合作备忘录。2011年10月，越南国家主席对印度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两国签署了在南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海上油气资源的合作协议。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新态势刺激了相关国家站在美国一边来制衡中国，而美国也顺势主动拉拢与中国发生外交摩擦的有关国家，来实施其明显针对中国的亚太新战略。毫无疑问，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的升级，主要原因是周边国家刻意制造事端，打破中国与相关国家以前在领海争端问题达成的战略默契。然而，上述事态的升级，其更大的历史背景则是中国崛起引起周边国家战略心态的微妙变化。近年来，国际社会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便是如何应对一个“自信的中国”。例如，有美国学者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夸大了美国衰弱的程度，对自己的实力表现出过分的自信，这反映在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好战立场”。尽管这种指责没有事实依据，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崛起的中国需要制定明确的大战略，来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日益深度的战略互动。

二、大战略理论：均势战略

对于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来说，它们的外交政策既塑造着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又影响着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这反过来又关乎到本国的安全与繁荣。因此，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外交大战略，只有制定明智的大战略，大国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既实现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又能维护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大战略”的定义

关于“大战略”的概念，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1929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他指出，大战略的任务是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全部资源，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显然，哈特的“大战略”是战争期间的制胜战略。后来的战略研究将哈特的“大战略”概念延伸到不仅包括战争期间，也包括和平期间的战略谋划，即大战略不仅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还能维持战后的和平。此外，“大战略”概念在战略资源上也进行了拓展，“大战略”不仅是动用军事和外交资源，而且是调动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技术在内的全部资源来实现战略目标。根据巴里·波森的界定，大战略是一种国家如何根据本国资源和国际体系的限制来最大化地实现本国安全的理论。大战略首先必须确认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然后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其他所有可用资源来应对这种威胁。大战略设计的两个优先考虑事项是安全威胁和可调动的战略资源，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环境中，可能的安全威胁是巨大的，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因而可调动的资源也是稀缺的。

需要指出，大战略不能等同于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指的是国家运用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来保护和促进国家利益；而大战略则不是对外交政策的综合捕述，大战略在概念外延上比外交政策更为狭窄，大战略仅仅处理外交、军事和经济三种手段与国家安全目标之间的因果逻辑。因此，关注因果逻辑和安全利益是大战略区别于外交政策的本质特征。

由于涉及战略手段与安全目标的逻辑关系.大战略本质上是理论与政策的关系问题。大战略既是一个概念路线图，捕述了如何使可辨认的资源与可辨认的利益相匹配，同时又是一系列的政策处方。在设计大战略时，战略决策者必须准确认识国际政治运行的基本规律，它关乎到大战略的成败。因此，大战略研究必须引入国际关系理论。

2.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最重要的思想流派。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无法像国内行为体那样依靠中央政府对暴力的合法性垄断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各个国家只能依靠自助才能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国家不能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其他国家或它们的善意上。自助的基本原则是实力原则，国家追求实力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增强本国自身的力量，另一种是与面临共同威胁的其他国家结盟。国家为维护安全而追求权势，将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惧，刺激它们针锋相对地增强实力，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体系将形成一种均势。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均势是维护同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最佳状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太弱会遭致他国的进攻，太强又会刺激其他国家结盟反对自己。上述原理是所有现实主义者均普遍认可的核心假设。但对于如何实现国家安全，现实主义内部产生了分歧，形成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两大分支。

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一国的安全是充裕的，同家主要通过防御性战略来维持现有的均势，进而能够最大化本国的安全。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体系鼓励国家追求适度而有限的外交目标来确保本国的安全，而国家通过侵略扩张行为来追求霸权将是自我打败的，因为它将引发安全困境和他同的反制行为，最终反而威胁到本国的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指出，追求权力最大化的扩张行为由于两大原因而终究归于失败：一是由于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加，“成功的”扩张行为不可避免地导致战略上的过度扩张，这将消耗国家安全所倚重的国内经济基础；二是对外扩张将诱发其他国家建立军备或组建制衡联盟来挫败扩张企图。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安全是稀缺的，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最大化自身的世界权力.只有追求优势地位而不是权力均等才能确保国家安全，大国的最终目标都是建立霸权。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一国的实力越强，它就越不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目标，因为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都不会挑战它。对他同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无政府状态的本质迫使国家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政策，尤其是由于他国的意图从来都不是清楚的，而且任何一个大国未来都可能变得更具侵略性，因此所有大国都会做最坏的打算并通过扩张来增加自身的权力。

基于上述理论假定，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大战略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政策启示，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任何建立霸权无论是全球霸权和地区霸权的企图都是自我打败的，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比权力集中于某一国手中更有利于和平与稳定，聪明的大战略应该是追求权力的均衡，即均势战略。而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说，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手段是建立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即霸权战略。然而，进攻性现实主义承认，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成功建立全球霸权，最可行的战略应当是谋求地区霸权。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又承认，虽然每一国家都想成为地区霸主，但现代史上只有美国成功建立了地区霸权，而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纳粹德国等欧洲大国，没有哪一同能击败所有对手获取地区霸权。因此，建立地区霸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战略选择，美国建立地区霸权只是一种例外，因为美国既有两大洋的保护，同时本地区又没有足以挑战美国的大国，而欧亚大陆的地区大国则缺少像美国一样的独特优势，对它们来说，合理的战略选择应当是防御性现实主义所推崇的均势战略。

3.均势战略

所谓“均势战略”，指的是综合利用内外资源来构建一个敌我双方实力大致均等的国际态势。当面临敌对国家或联盟实力占优时，一个国家可以综合运用三种手段，一是增强自身实力，二是与其他国家结盟，三是尽可能地拆散敌对联盟，以此制衡强势的敌对国家或联盟；当自身实力占有优势从而引发其他国家的恐惧时，一个国家要善于保持战略克制，避免刺激其他国家形成强大的联盟来反制甚至威胁自己。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是普奥战争。在1866年7月3日的萨多瓦战役中，奥地利战败。取得完胜的普鲁士威廉国王劲头十足，志在进军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此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力排众议，决定不再进攻维也纳。他认为，在普鲁士羽翼未丰之前，过分削弱奥地利会刺激欧洲大国，而且会使奥地利成为法国或其他敌人的盟友。正因为俾斯麦富有远见的战略克制，在随后爆发的普法战争中，奥地利保持了中立，这对于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一个强大的德国屹立于中欧，俾斯麦深知如果德国再进一步开疆扩土，将引起整个欧洲的恐惧和反制，因此俾斯麦停止了扩张的步伐.他通过极其巧妙的外交手腕在整个欧洲建立一个错综复杂、也许只有他才能掌控的联盟体系，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然而，俾斯麦退出首相职位后，他的继任者抛弃了他的均势战略，转而奉行扩张政策，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均势战略的实际运作中，一个决定性的考量因素是地缘政治，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均势战略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海洋国家，只要欧亚大陆没有出现陆上霸权，其国家安全就会得到足够的保证。因此，海洋国家的均势战略是自身作为离岸平衡手，来操控欧亚大陆的均势。海洋国家的首要选择是“光荣孤立”，让欧亚大陆的大国之间自行平衡各自的权势。如果欧亚大陆自身无法维持均势，海洋国家将介入欧亚大陆事务，以施加决定性的力量来维持大陆均势。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总共组织和领导了七次反法同盟，其目标即在于瓦解法国的霸权。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参战的时机，也是选择在欧洲大陆即将出现霸权的关键时刻。二战以后以及冷战之后.美国实际上执行的仍然是离岸平衡战略。美国在欧洲建立北约旨在平衡苏联的权势，而在亚洲与日本、韩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军事同盟，其矛盾也是针对苏联/俄罗斯和中国的力量。

而对于像欧陆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由于其周边大国林立，它们无法像海洋国家那样超脱于大陆均势体系之外，大陆国家本身就是大陆均势的成员和实际参与者。较之于海洋国家，大陆国家面临的战略处境更为凶险，由于大国林立，它们之间要时刻警惕彼此的安全威胁，因而更容易陷入安全困境。为了确保安全，大陆国家要从宝贵的国家资源中抽取大量的军事资源来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可能威胁，同时消除这些威胁并建立地区霸权超出了一国的资源承受能力，也必将引起周边大国的联合应对。因此，近代国际关系历史反复证明，在欧亚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谋取霸权，即使暂时实现霸权，也会很快遭致他国的反抗而瓦解，拿破仑、德皇威廉、希特勒追求霸权的事业终究以惨败而告终。从地缘政治上来看，区域外大国特别是海洋国家，由于距离的遥远或大片水域的阻隔削弱了军事实力的威力，它们很难对区域内大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而对于区域内大国来说，由于领土的接壤或邻近，大国之间较为容易对彼此发动军事进攻。因此，大陆国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来源是区域内大国而非区域外大国。对于大陆国家来说，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明智的大战略是在区域大国之间建立地区均势。对于欧陆大陆，它们的战略是建立欧洲大陆的均势，对于中国来说，其战略目标则是建立亚太均势。

三、中国的大战略：塑造亚太均势

中国塑造亚太均势的核心是在亚太地区的大国之间建立实力大致均衡的权力分配体系，这就要求明确亚太地区有哪些与中国战略利益息息相关的大国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及其与中国的实力对比。本文所指的“亚太地区”是狭义的概念，指的是东亚、东南亚等太平洋西岸的亚洲地区，而不包括太平洋东岸的南北美洲。在这一地区，与中国战略利益切身相关的大国有俄罗斯、日本、印度，美国虽然不属于狭义上的亚太地区，但美国对这一地区的长期介入，使得处理亚洲事务必须将美国因素纳入其中；而东盟国家，经常以集体的身份在大国之间实施平衡战略，因此也必须被纳入战略规划之中。远在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中国没有太多的战略纠葛，因此本文不予重点阐述，尽管它并非不重要。

在亚太地区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上，2010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强化防务合作。提升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打造美国主导的“亚洲小北约”，这些动向使得亚太地区的实力对比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塑造亚太均势，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实力建设，另一方面要通过与相关国家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防止周边国家联合对抗中国。具体来说，本文认为，中国至少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战略谋划。

1.坚定不移地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捍卫国家安全的强大国防

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军事力量仍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保障。中国经济总量跃升世界前列，并不意味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同步跟进，经济文力不会自动转化为军事实力，反而要求国家主动打造军事武器来保护经济利益。

当前，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更加多元和复杂.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任务繁重而艰巨。中国有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是世界上邻国最多、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国有500平米以上的岛屿6500多个，岛屿岸线1.4万多公里。近几年来，中国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岛屿争端升级，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更加复杂多变。同时，“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东突”、“藏独”分裂势力仍然是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能源安全、恐怖主义、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美国将战略重心东移，扩大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同盟与防务合作，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有所上升。上述所有挑战，都要求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军事现代化建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各种安全挑战，保护不断扩展的国家利益。

自1999年以来，中国年均军费开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加，2012年中国国防预算达6702.74亿元人民币，比2011年增加11.2%。对此，国际舆论界热炒“中国军事威胁论”。然而，实际情况是，由于之前中国国防投入较低，中国军费开支近年来才出现了连年的快速增长，尽管如此，中国的国防预算仍然远远不及占据全球军费开支半壁江山的美国。如果按照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来算，中国的军费开支不仅低于美国、英国、俄罗斯，甚至不及印度和巴西。应当看到，中国海陆空实力乃至战略力量，还存在着诸多短板，甚至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西方国家也承认中国军力的局限。

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利益和应对美国等国家的战略防范，中国要避免“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干扰，持续增加对军事力量的投入，提升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建设与中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防力量。

2.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均势

中俄两国在对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广泛的共识，2011年6月，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发表了《中俄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详细阐述了中俄两国对于国际形势、全球战略稳定、世界经济、地区热点等问题的共同认识。中俄两国都反对单极世界和霸权行径，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推动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的新安全观，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反对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和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反对零和博弈、集团政治等冷战思维，呼吁建立长期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除了对重大国际问题有共同的认知外，中俄两国还有着许多共同的现实国家利益，所有这些都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面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美国的战略挤压。苏联解体以来，美国仍然对俄罗斯步步紧逼，北约东扩继续向俄罗斯边境推进，欧洲反导系统建设严重威胁美俄之间的战略稳定，美俄在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上分歧严重，此外，美俄在贸易、人权、民主等问题上龃龉不断。而美国对中国依然怀有意识形态的偏见，经常在人权、民主、宗教等问题上制造话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崛起引发的亚太地区的实力转移导致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心，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美国插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企图编织对华战略包围圈。面对美国的压力，中俄两国必须深化战略合作，维持全球和地区的战略稳定，保障各自的国家安全。

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卓有成效，并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巨大空间。2001年正式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恶势力、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保障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树立了新型地区合作模式的典范。今后，中国应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实现经济与安全的相互促进。俄罗斯和中亚是中东之外世界石油天然气的最大产地，对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推动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也有利于落实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

从双边关系上看，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两国政治上高度信任，在重大国际问题和事关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加强磋商、相互支持。但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大大落后于双边政治关系的发展，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将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经济、军事和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中国的能源安全、先进军事装备的升级、对俄双边贸易的扩大，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

总之.中俄关系在中国大战略框架中具有全局性意义，它对于中国营造宽松的国际战略环境、平衡美国的超强实力、维护核心安全利益、保障中国西部和北部边境安全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塑造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

按照权力转移理论，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必然要使用武力谋求地区霸权，挑战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很多美国战略界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亚太地区的军事介入，遏制中国的崛起，防范中国的地区扩张。为此，奥巴马政府高调重返亚太，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支持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对抗中国，这自然引起中国的战略疑虑。对于中国来说，如何缓解中国崛起对美国产生的心理冲击，妥善应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防范，加强中美战略互信，避免中美对抗，对于中国继续保持和平发展至关重要。

面对中美实力对比缩小引起的战略猜疑，构建超越旧式国际政治逻辑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有效化解中美两国对彼此的误解、误判，缓和安全困境对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必须承认，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往往是通过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实现的，但这并非是必然途径，20世纪初期作为崛起国的美国与作为守成国的英国之间就实现了权力的和平转移。权力的和平转移不仅有历史先例可循，而且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就中美关系而言，首先，核武器是阻止中美兵戎相见的有力武器，有核国家的军事冲突有引发全面核大战的灭顶之险。其次，中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使得遏制、孤立、对抗乃至战争都是两败俱伤的不智之举。中美两国具有巨大的经济互补性，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2年双边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再次，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问题的解决，都要求中美必须合作应对。最后，崛起的中国并不谋求地区霸权，也不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不是权力转移理论中的所谓“挑战者”。所有这些决定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中美在21世纪能够实现和平共处。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最大限度地凝聚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在战略目标上存在着一致性，即两国的战略利益都在于维持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对外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塑造欧亚大陆的地区均势，来维持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亚太地区均势是其亚太战略的基石。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中国仍然是地区大国而非像美国那样的世界大国。中国是亚太地区诸多大国中的一员，历史反复证明，任何试图在欧亚大陆谋求霸权的行为必将因其他地区大国的制衡而归于失败，中国既不具备谋求地区霸权的实力，也没有谋求地区霸权的意图。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依然在亚太地区，其目标是塑造亚太均势，以此为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周边战略环境。因此，中美共同塑造亚太地区的战略均势，符合两国的根本战略利益。

4.力避日本主导地区事务，营造于我有利的亚太均势

塑造亚太地区均势，关键在于维持地区大国之间的实力平衡。环顾中国周边大国，当前最有可能也最具实力挑战亚太均势的大国无疑是日本。中国的崛起，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弱日强的权力格局，长期享有东亚优势地位的日本必然不愿接受这一事实，而是要极力阻止地区均势的形成，维护日本在东亚地区针对中国的优势地位。因此，中国塑造亚太均势的最严峻挑战是应对日本的地区野心。

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日本政府利用中国崛起引起的“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推行右倾保守主义路线。在钓鱼岛争端上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积极拉拢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编织对华战略包围圈，极力营造一种以日本为主导、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盟体系，试图建立日本对东亚地区事务的支配权。为此，日本一方面在国内扩充军力；另一方面在外交政策上建立以日美同盟为轴心、以周边同盟为侧翼的进攻性战略布局。

日本扩充军力，必然要打破战后和平体制对日本军力发展的限制，回归到“正常国家”的状态。近年来，安倍政府否认侵略历史，在“慰安妇”问题上拒绝道歉，不顾中国等二战受害国的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都是为摆脱战后体制制造舆论。日本在钓鱼岛争端问题上不断挑衅生事，肆无忌惮地恶化中日关系，其意图并不仅仅是为了据有钓鱼岛本身，而是借助这一争端为扩充军力、追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的目标寻找借口。安倍政府摆脱战后体制的主要目标是，取消和平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发展军力和使用武力的限制。日本要重新获得“正常国家”所具有的“集体自卫权”，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突破只能发展自卫性军事力量的限制，大力发展攻击型军事力量，并能够在海外使用武力。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将打破战后东亚地区的实力平衡，引起东亚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在维护东亚地区均势上具有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约束日本的行为，发挥战后体制的和平效应。

在外交战略上，安倍政府利用美国“重返亚太”的契机，强化与美国的联盟关系。美国不仅是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必须征得同意的国家，也是日本埘抗中国、谋取地区主导权最为倚重的力量。在周边地区，日本利用周边围家对中同崛起的疑虑以及南海争端的发酵，强化对巾国的外交布局。为弥补同中国的实力差距，日本对中国采取“远交近攻”战略，通过多边联手对付中国。一是加强美日澳和美日印三边军事合作。2012年底，安倍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组成“民主安全之钻”，与中国抗衡。二是拉拢东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安倍政府积极发展与菲律宾和越南这两个南海争端主要声索国的关系，向菲律宾提供低息贷款用以改善海岸警卫队装备水平，安倍本人亲自访问越南、泰周和印尼，将日越两国与中国的岛屿争端视为两国面临的共同战略利益。二三是提升与中国内陆邻国蒙占的关系。2013年安倍访问蒙古，向蒙方阐述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企图借助蒙古牵制中国。针对日本对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国要稳定和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防止周边国家倒向以日本为主导的同盟体系，塑造于我有利的周边战略态势。

5.妥善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充分发挥经济的杠杆作用

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龃龉不断、矛盾激化，中印边界争端虽然没有升级但依然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隐患。美国和日本利州这些国家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以及它们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理，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军事合作，企图将它们纳入美日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一旦美日的企图得以实现，中国将深陷“C形包围圈”的重围，”这不啻为一种战略梦魇。实际上，印度和东南亚国家长期与美国和日本保持一定的距离。战后以来印度对外战略一直继承着“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遗产，虽然在中印边界和巴基斯坦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外交摩擦，但印度并没有主动靠近美国。冷战之后，东南亚国家长期奉行大国平衡战略，试图在中、美、日之间充当平衡者，开拓独立自主的外交空间。即使中国的崛起引起他们的不安，东南亚国家也极力避免在中国与美日之间选择站队，而是要分享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但是，如果他们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激化到一定程度，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将有强烈的动机投入美日的怀抱。因此，中国要控制与印度、东南亚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不至发展到外交僵局，进一步改善与他们之间的双边关系，确保他们不卷入美日设计的战略轨道。

对于与印度、东南亚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中国要继续坚持和平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短期内无法达成一致，也要将争端控制在不影响外交大局的合理范围之内。一项研究表明，战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绝大多数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的，而且经常伴随着在争议领土问题上的妥协。中国要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灵活处理这些争端，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对解决南海问题依然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如果领土领海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有可能赢得某一具体领土上的‘芝麻，丢掉了外交大局的‘西瓜，甚至两者皆输”。对于当前的岛屿和领海权益争端，需要将问题放在中国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和中国外交的大布局中寻找解决途径。

除了妥善解决领土领海争端外，中国要利用地缘经济上的优势，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提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水平，释放经济相互依赖的和平红利和战略红利。自2002年11月正式启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来，双边经贸合作成效显著，双边贸易快速发展。2002年，中国一东盟贸易总额只有547.67亿美元。东盟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为东盟第三大贸易伙伴，而到2012年底，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已达4001亿美元，年均增长23%，是10年前的7.3倍，中国成为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可能产生外溢效应，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领海争端、地区安全等问题上进行对话与磋商，避免东南亚国家被日美唆使对抗中国。

四、结语

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动，激发国际战略学界关于中国外交政策走向的热烈讨论。尤其是极力维持全球霸权地位的美国，对于崛起的中国是否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美国战略学界形成了悲观派和乐观派两大阵营。悲观派预测，随着中国崛起导致的权力转移，中国将变得更加好战。更愿意使用武力改变国际秩序现状；乐观派则认为，权力转移并不必然是充满暴力的，有时也会以和平的方式展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外交政策没有显示出修正主义倾向，而且中国若追求扩张主义政策，几乎肯定促使其他国家组建敌对联盟遏制中国。根据本文对中国大战略的讨论，中国塑造亚太地区的均势，并不是要改变地区现状，恰恰相反，中国要通过塑造亚太均势来维护地区的和平，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周边环境。这种均势战略，是防御性的也是和平性的。中国的崛起，不是对世界的威胁，而是对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贡献。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