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

摘 要：信息社会全媒体传播环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传播主体角色与作用的变化在深层意义上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在政治、经济、精神等不同层面的价值意蕴代表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在全媒体传播思维下，廉洁文化传播效果的提升有赖于传播载体的创新及培育方式与传播范式的变革。廉洁文化的价值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进一步促进全媒体时代传播文化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全媒体；廉洁文化；传播；价值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6）06-0022-05

信息技术的触角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不仅促成了物质文化范式的转变，更颠覆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在这种信息生态中，廉洁文化的孕育土壤更为丰厚，传播效力更为强劲。廉洁文化是指向廉洁社会的观念、信仰、制度、习惯等综合，是人们行为的现实映射，因而也对整个社会的传播环境、传播文化产生较强的引导力与监督力。本文不囿于现有研究纯粹的应用视角，试觅两者之间更为深层的文化关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背景下探寻“技术让社会更美好”的可行性路径。

一、全媒体的文化属性

全媒体，作为特定话语体系中诸多传播介质的集合体，既包含以硬件形态呈现的物质媒介，也代表传播理念及方式的全新升级。在当下“信息为王”的时代，未来学家高呼“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整个世界”，全媒体自然成为信息传播、整合的最佳实践方式。目前，“全媒体”尚未进入学术主流讨论领域，虽存有诸多定义表达，但都标准不一。笔者认为，无论从媒介观念、形态，还是从传播手段、信息生产等角度，究其根本，全媒体独具特质的内核在于“总体性”。考察全媒体，不是将众多孤立的媒介静态地聚集，也不是将其视为高大全的讯息蓄水池，而是于开放状态下在自我生成和发展中各种媒介相互融合、有机联系的总体，是依托于传统技术与信息技术，介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要素之间，承载各种思想与意念的符号集合。如果按照麦克卢汉的比喻：“媒介是人的延伸”，那么全媒体更是将这种延伸发挥到极致，并且突破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单向线性延伸，实现了基于受众视觉、听觉、体觉等全感官交互体验的时空交错的网状式延展。

“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媒体与其说是一个关于现代媒介传播的抽象概念，不如说是由信息传播与文化系统凝结而成的动力学过程，是每个现代人被裹挟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文化景观。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是“历时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的建构起来的人之形象”[2]。换言之，人是在文化的熏染与创造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是“生命本能冲动和文化符号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3]。如果以传媒视角来管窥，不难发现，媒体既孕育于极富创造力的文化母体之中，又是将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里渐次展开的重要手段，体现了文化历时性生成的发展观及共时性互动的整体观。这种相伴而生的时空观念，是人在实践中对事物的关联性、结构性、有序性的反应，是人在文化创造过程中形成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基本形式。

当全媒体以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重构信息传播环境，以技术变更的方式调整社会实践之后，信息在空间中的穿梭速度与效率不断被刷新记录，传统媒体的功能与属性遭遇破解与重构，“时空压缩”式的传播范式改变了文化的时间性与空间性，进而使人之存在和社会发展赖以依托的文化环境发生变化，文化表现形态不断地得以重新塑造与认同，彰显出内容的即时性及碎片化、主体的草根性及个性化等全新特质。即时性、碎片化的传播内容改变了受众接受信息的方式与习惯。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定时守在电视机前、大早起来领取报纸、到点儿打开收音机的方式来获取信息。新的语言和符号以不可预见的可能性在整个传播系统中生成，全新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觀念的理性质点如天女散花般呈现，传统文化结构的确定性一时间仿佛烟消云散。这种转变在以传播的结构关系为观测点时似乎更加明晰。

按照既有的传播学研究理论，传播主体既包括信息的发出者即传者，也包括信息的接受者即受者（受众），传播客体通常指信息。传统的“传者—信息—受众”的线性传播模式往往表现为少数权威、精英阶层掌控传播话语权，由少数向多数单向度（马尔库塞语）地传输文化理念、价值取向、审美旨趣等意识形态，由此构建出传统的文化认知结构。正如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在《群体沟通的渠道》中基于“渠道理论”提出的“把关人”概念，信息的传播渠道也存在诸多关卡，把关人负责审核、过滤信息的进出流通。可以从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中进一步得知，媒介组织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体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正因为社会观念、制度层面的巨型网络控制着媒体信息生产，媒体传播很大程度上可以促进“政治共同体”、“文化同一体”的形成。然而生长于数字化技术语言之上的互联网、数字广播电视、手机等新兴媒体打破了这种传播范式。在信息技术平台上，信息两端传受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消解，受众不仅作为信息的接收方，还获得了自主搜寻检索筛选的权限，更是可以成为他人的信息源，多数人对多数人的交互式传播范式悄然生成。传者、信息、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相对板结的“金字塔型”转化为相对平等的具有一定流通性的“扁平结构”。这种平等的结构关系导向是去中心化，在点对点、点对线的传播过程中，尤其在媒体传播通道密集成网、交错并生的状态下，信息提供者转变为内容的生产者、创新者，信息接受者兼具传播者的身份，充分体现出全媒体的草根性。沉默的大多数突破了原先的漩涡，真正成为某种意义上“历史的创造者”。

这种文化环境的改变及主体角色的切换，使信息洪潮以几何级增长速度繁衍、裂变、新生。在以开放共享、自由平等为核心精神的信息技术平台中，所有媒介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互联网上共舞。社交媒体异军突起，参与性文化氛围充分彰显，满足了人与人交往中的精神需求偏好。尤其在微博、微信等媒体产品出现之后，信息内容的共享本性更为张扬，“圈层文化”有了新的内涵与意义，虚拟空间上的意见表达、情感交流、思想冲突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先的认知方式与认知结构。当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认知以超文本、图片、音频、影像等形式，通过自媒介进行传播时，传播机制的自主化倾向带来的是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颠覆性转变，同时贴上了鲜明的个性化标签。在这样的语境下，全媒体形态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内容与文化现象，它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意味着社会文化的潜在性变迁。换言之，文化的培育方式与传播范式正遭遇着深刻的变革。

二、廉洁文化的价值向度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框架中，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研究超越了纯粹的精神文化决定论，从而来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虽然在具体文本中“文化”的概念并不常见，甚至能感觉到其特意远离当时流行的“文化史”之意图，但文化现象在马克思视域中并非消失遁形。与之相反，最初在《神圣家族》中开始使用的“精神生产”概念，之后一直显现于整个研究进路，恰恰反映出作为物质生产对应物而存在的精神生产是不可或缺的。同时，精神生产的对象化内容不断丰富，早期被等同于“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4]，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精神生产内部又划分出阶层的意识形态与“最高的精神生产”[5]，意指更能反映自由特征的艺术、哲学等精神活动。这种观点与当今“文化”的狭义界定已甚为接近。可见，文化的核心在于“人化”，是以现实的人、现实的生产活动为出发点的创造性对象化活动。不仅如此，马克思对于文化的本质探究还有更深层次的触及。正如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物质客体和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更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是时代前行的精神内在。

依此观点，廉洁文化可视为“文化”范畴里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是与特定社会存在和阶级利益相关的制度、观念、习惯等精神表征。具体来说，廉洁文化包括廉洁价值观、廉政制度及组织体系、廉洁活动载体和评价机制等内容。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廉洁文化内容与表现形态，而其中根本性区别在于不同的价值指向。如果说“‘价值这个普遍性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6]，那么廉洁文化的价值就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在满足自我生存、发展、完善的社会活动中由廉洁文化所产生的效应。

从廉洁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传统廉洁文化的生成土壤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反映的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成为少数人维护特殊利益的精神工具。落到当代中国的现实层面来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以培育廉洁意识、规范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其实质表现为廉洁文化的内容、功能对于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效应，可从经济、政治、精神三个层面对应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廉洁文化可以发挥清洁市场运行环境，维护诚信、平等、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提供极为有利的制度保障和精神动力，使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让人民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果。虽然廉洁文化并不是作为精神文化领域直接生产独立创造社会财富，但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中发挥着价值引领作用，为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开展提供保障，为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奠定基础，是廉洁文化的经济价值。

较之经济价值，廉洁文化的政治价值更为凸显，亦或说，政治价值是廉洁文化的本位价值。对于政治，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马林诺夫从文化的角度指出，“文化的真正要素有它相当的永久性、普遍性及独立性，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就是我们所谓‘社会制度”[7]。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及强烈的权力指向性的廉洁文化对于执政党与政府的政治价值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政治还应包含众人相处之道。廉洁文化的价值主体是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意义上的“人”的综合。这里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所有关系。因此，具有广泛人民性的廉洁文化也蕴含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对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政治权益之向往。

无论是古希腊圣贤，还是儒家圣人，無论是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步伐从未停歇。真善美的价值取向也同样契合廉洁文化的精神内核。认知层面的求“真”、道德层面的求“善”、审美层面的求“美”，是人民群众精神视野、精神品味及精神生活极大丰富与拓展的本质要求。廉洁文化不仅是个体价值观的映射，也是国家意识、社会文化的价值认同。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廉洁文化以防止公共权力滥用，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氛围为直接目标，更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极具社会主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精神价值。

三、全媒体与廉洁文化的双向互动

文化对于人类的意义勿庸多言，而传播是文化影响力得以彰显和发展的唯一途径，这就是率先提出“文化圈”概念的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的著名命题：文化没有脚。姑且不谈这一论断是否存在否认文化创造性的理论立场，就其对于文化传播重要性的探讨来说颇具现实意义。广义地讲，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理念、文化价值的传输、传衍，强调的是“传”的动态过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传”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中进行，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往。在此过程中，传播介质、传播环境、传播方式都是重要的影响因子。放置于本文的观察场域，廉洁文化在全媒体时代传播方式更新与模式更迭直接影响其文化价值的实现，同时，廉洁文化又有效地促进媒体认知与文化认同，二者之间双向交错的互动过程是文化凝结的系统呈现。

一方面，从廉洁文化的全媒体传播来进行考察。2003年，第一个民间舆论监督网站如婴儿喃语般预示着全新群众监督形式的崭现。短短十余年间，网络反腐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公众参与舆论监督的方式。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可以看到廉洁文化传播主体及其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以往，自上而下的廉洁文化传播主体主要是行使公权力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公务员，政治价值较为突出。然而从协调利益冲突、规范行使委托权力的视角来看，并且按照廉洁文化的价值层次分析，所有社会成员都应是廉洁文化传播的主体。新的传播环境下，廉洁文化传播的传受双方身份逐渐重叠，领导干部、公务员不仅是传者亦为受众，公众是受众也为传者，意见领袖不再仅是以往的专家学者，更多的是在公众眼中拥有独立判断能力、公正价值立场、较高文化素养的各路英雄，如具有正义感和公益心的民间反腐人士。当每个人可以更为便捷地进行话语表达时，高度互动循环的社会性文化传播模式应运而生。

共享互動的全媒体文化特征在其中尤为明显。当个体将接受到的廉洁文化信息以简单传递或自主加工之后的形态进行传播时，信息便实现了二次传播，如此往复，实现数次传播，通过这样的互动过程将信息传播的循环不断向外扩张。此时，廉洁文化已经在这种社会交往活动中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认同与精神认知，而这正是传播廉洁文化、构建廉洁社会的根基。因而，如何让公众在这种传播模式中同时兼备廉洁文化主动接受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在被称为“数字土著”的90后、00后群体面前，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与全媒体时代同步形成非线性、非结构化的特点，信息筛选标准也更多地依据个体喜好与个性特征，以当代大学生为例，当前的廉洁文化传播主要侧重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以及廉政历史、制度、实践等知识性传递。虽然近些年也已在传播方式上从塑造物质文化、完善教育体系、创新活动载体等路径做出诸多努力，但从传播效果来看，基于笔者从事相关课程教学与研究的实际经验，大学生多是被动的受众，信息接收后内心并未泛起太多涟漪，更勿谈主动将廉洁文化信息传递于他人。究其原因，其影响因素有很多，既有受众对廉洁文化价值意义的认识层面问题，也有内容形式与传播模式方面的欠缺。

全媒体环境下，内容的趣味性、形式的多元性成为廉洁文化传播的新要求。对于碎片化的信息特征而言，有趣有料短平快的廉洁文化内容信息更容易从信息海洋中脱颖而出。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定制传播载体，如移动终端或数字电视等，采取微视频、微动漫、微课等形式拓展多重技术呈现手段，将传统优秀的廉洁文化内容赋予全新的多感官综合体验。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通过各种媒介关注反腐倡廉实践动态，在自媒体平台分享廉洁故事，展开廉洁话题讨论，传递廉洁观念时，由个体—个体、个体—群体，拓展为个体—大众、群体—大众，再到大众—大众的分级传播模式，必然会带来传播内容、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几何裂变状的发展态势，从而发挥全社会资源充分整合的积极作用，实现廉洁文化传播的社会辐射效应，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廉洁意识与认知水平，在廉洁社会的现实架构中充分彰显廉洁文化的价值意蕴。

另一方面，从全媒体的文化维度来看，任何特性都有积极与消极的对立两面。信息的海量、即时、碎片化特征，系统的开放、无边界，传播内容的裂变，传播主体的同质联结都会让非理性甚至不良信息的负面效应实时性出现，传播效果、社会舆情成为难以控制的问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其中，传播主体的媒介素养是不容忽视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全媒体传播中“把关人”角色弱化，公众“自由裁量权”放大，必然会对自身的媒介素养产生新的挑战。彭兰教授曾将媒介素养划分为媒介使用素养、信息消费素养、信息生产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参与素养。[8]传播学者尼克·史蒂文森指出：“媒介越小众化，就越能被用来传递具有颠覆性和选择性的信息。”[9]在信息技术更新速度以秒来计算的时代，公众的媒介素养发展明显滞后，尤其对于信息的甄别、筛选与再生产，很多人比以往更为浮躁与盲从。媒介素养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系统性、立体性的社会教育。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需要指出的是，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反映出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既蕴含传统文化中洁己自律、清正廉明、爱民任贤的道德要求与政治准则，也饱含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和谐发展、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与科学内涵。廉洁文化价值导向、道德约束、思想凝聚、目标激励、预防警示、社会监督等功能的实现无疑会极大地促进公民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意识及监督意识的生成，为培养良好的公民素养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全社会范围内公民媒介素养的普遍提高将赋予当下传播环境以新的文化特质，而全媒体传播繁荣健康有序的状态亦可视为廉洁文化的价值实现。

参考文献：

[1] （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2] 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

[3] 陈树林.马克思哲学的文化哲学意蕴[J].求是学刊，2006（4）：15-1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98.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7]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等，译.中国：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18.

[8] 彭兰.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三种媒介素养及其关系[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2-60.

[9] （英）尼克·史蒂文森.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M].顾宜凡，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7.

责任编校 陈 瑶

All-Media Dissemin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of Anti-Corruption Culture

ZHANG Xin （School of Marxism，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re emerges a unique culture trait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ll-media environment. Viewed from the root， changes of the subject body of communication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are also changes in the way of thinking.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valu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signify rich social functions with regard to politics， economy， ideology， etc. In this all-media environment， the effect of dissemination of integrity culture depends on the innovations with carriers of communication， and also innovations with nurturing and spreading paradigm.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s of anti-corruption culture will further facilita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transmission culture in this all-media age.

Key words： all-media； integrity culture； dissemination；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