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彩玲++张志坤

〔摘要〕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必须重视社区社会组织这一基层社会治理载体。本文以大连市甘井子区社区社会组织为例进行研究，发现社区社会组织具有补充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社区政治参与平台、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化解社区矛盾冲突、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培育新型市民等功能，同时也面临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待发展、参与机制有待完善、公共服务能力欠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和居民参与热情不足等困境，为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应分别做出努力。

〔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社区治理；社区居民

中图分类号：F0；D6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1009107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1]。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支撑性作用，对于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度自治的社会需要通过积极培育公民社会来实现，而公民社会的复兴需要通过激发地方的主动性实现社区的复兴”[2]。随着治理理念的兴起，社区作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一员不断受到重视。

当前我国和社区有关的组织主要分为四类类，即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它们各司其职，互不隶属，理想的社区治理状态便是这四类社区组织在街道的领导下平等地开展良性互动。社区社会组织是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政府职能由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不再包办一切社会事务，加之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多元利益主体与多样化社会需求的激增和法治环境的改善，在城市基层即社区内部兴起了大量由居民自发组建的，以满足居民多样需求为目的，促进社区自我治理的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它们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所具有的草根性质，即普遍成立时间较短且大多数由于多重原因尚未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些组织虽然不具有政治合法性，但却具备社会合法性。

我国对社区建设的重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意见》颁布以来，为持续推进社区自治化而非行政化，妥善处理大量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产生的矛盾问题，各项关于社区建设的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工作。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推进社区治理，而不仅仅是社区政权建设，如果我们意识到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能力，必须得到社区社会组织这些“合作的社会结构”的支持，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这一新兴起的城市基层自治载体——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

甘井子区一直走在大连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前列，本次调研选取甘井子区万众社区作为调查对象，对万众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与甘井子区社区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泡崖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和万众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进行结构性访谈，并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甘井子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为例，分析社区社会组织的特点、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面临的困境和进一步发展的相关对策。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特点

1参与主体

从参与主体上看，以本社区中老年居民为主，人员同质性强。社区社会组织一般由本社区居民自发组建而成，活动范围普遍依据社区的地理区域范围而定，但不仅仅局限于本社区范围之内，因而这些草根组织的成员绝大部分来自于本社区，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开展活动。对万众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主体主要为中老年居民，以女性为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参与主体高度同质性的社区社会组织极易造成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平衡，也会制约社区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2活动内容

从活动内容上看，以非政治性内容为主，与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草根组织，即使不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登记注册也能够正常活动，即在没有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也可以活跃下去，在于它具有社会合法性，在于它是拥护政府的，对人民有益的，受到社会承认的。它开展的活动很少涉及政治领域，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它关注的问题大部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从万众社区社会组织中文化体育类的社区社会组织独占鳌头的局面和调查问卷中万众社区居民最希望参与的社区社会组织普遍为文体娱乐类的情况可以看出，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所开展的便民活动均与居民日常生活高度相关，而很少涉及政治内容。

3参与形式

从参与形式上看，更具有实践上的操作性，而非学术上的专业性。草根组织的特点是机动灵活，制度化倾向不明显，不需要科层制的层级管理，人员流动和活动开展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社区社会组织也具备这些特点，哪种活动能够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为社区居民谋福祉，便采取哪种活动，换句话说，社区社会组织更加注重实践结果，即为居民带来确定性的好处，而不是实践过程。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大多来自民间，要求其具有学术上的专业性也是十分不现实的。本次对万众社区居民的调查发现，在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居民中，有588%的居民年龄在51岁以上，其中608%的居民仅具有高中及以下学历。因此，万众社区居民对文体娱乐类社区社会组织呼声最高，并且受到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并不要求组织的专业性。

4成立动机

从成立动机上看，以满足居民自身利益为主，以增进社区福祉为辅。“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和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事”[3]。在万众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原因中，满足自身需要、符合自身利益所占比重最高证实了这一心理学结论。居民自发组建社区社会组织的主要目的便在于补充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居民自身谋福利，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这是居民能够持续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必要前提，如果社区社会组织背离了这一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宗旨，便失去了得以立足的基点。这既表明社区社会组织的成立的确以居民实际需求为导向，也表明当前我国的公民社会发展尚不完善，居民参与仍以“利己”为首要原则，很少能够意识到自身对于社区建设乃至社区治理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志愿精神和奉献精神等尚未得以激发。

5发展趋势

从发展趋势上看，趋向于信息网络化、结构扁平化、人员专业化和过程制度化。一是信息网络化。互联网的普及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成员分享信息和交流意见带来了极大便利，社区社会组织日趋借助于网络资源开展便民服务，如万众社区建立万众社区网站，社区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都会在上面及时发布，极大地方便了居民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沟通。二是结构扁平化。社区社会组织成立之初便不具备科层制的层级结构，而且在社区这一基层群体中，多以非正式手段开展活动和解决问题，内部权力结构扁平化是必然趋势，也是居民自治的必然要求。三是人员专业化。随着社区资源的丰富和居民素质的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必将提供更加细致、专业的社区服务，如医疗、保健和养老等，人员专业化不可避免。甘井子区为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设力度，广泛挖掘人才，聘请专家教授和退休领导等知名人士，不断拓展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这些都是为推动社会组织队伍专业化而进行的努力。四是过程制度化。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草根组织也将逐步取得政治合法化地位，这意味着其内部工作也将逐步得以规范，实现制度化的变革，在泡崖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每个正在孵化的社会组织都逐渐进入了制度化的运行轨道。

三、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多元化治理主体中的一员逐渐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从对甘井子区万众社区的调查结果来看，万众社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氛围更加和谐、人际交往增多、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为养老医疗就业做出贡献、团结互助、文体娱乐权益得到保障、提升自身价值、归属感更大、积极参加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和为社区基层民主做贡献第十个方面发挥的作用得分均值都大于4，且除对社区有更大归属感外，其他标准差全部小于1，因而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内能够获得较高认同感。具体说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主要发挥如下功能：

1补充政府公共服务，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

随着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不再包办一切社会事务，而是将部分工作交给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政府与社会合作共同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社区社会组织便是承接政府职能的重要载体，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对象，两者各有侧重，相互合作。在基层社区，这些民间组织充分发挥贴近群众的优势，根据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整合社区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为他们提供各种类型的公共服务。目前，泡崖街道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近2万人，占人口总量的168%，已经达到了老龄化标准，为更好地为该地区大量不能自理或半自理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泡崖街道成立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免费为这些老人提供家政服务和爱心午餐等，诸如此类的细致工作恰当地补充了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对于加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满足多样化的居民需求，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功不可没。

2提供社区政治参与平台，完善居民政治参与渠道

在当代社区，面对复杂的公共管理机构，原子化的个人若想影响社区事务的决策，表达政治性诉求，往往需要借助组织的力量。社区社会组织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凭借自身的社会资本以及政治参与的知识与能力，能够将分散的民意集中起来，为居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规范化、组织化的渠道，为居民表达利益诉求提供更加有效的、快捷的途径，避免由于政治参与的“上层化”和“精英化”而导致普通居民缺少直接参与的机会这一现象的出现，减少居民面对关乎自身实际利益问题时产生的迷茫感与无力感。当居民感到自身确实能够对公共事务产生影响，政治效能感因此得到提高，此后便会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促成了居民政治参与的良性循环。

3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完善社区治理体系

不同类型的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功能，在不同领域分工合作，构建自己的治理领域，当前在维护居民权益、提高居民文化素养、疾病预防、再就业服务和文体活动等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普遍有着积极作为，能够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这避免了社区居民散沙似的行动，提高了社区组织化的程度，也提高了治理社区事务和供给公共服务的效率。社区社会组织与其他社区治理组织，如居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和街道办事处等通力合作，逐步形成完善的社区治理体系，并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提高社区组织化程度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贡献自身力量。

4化解社区矛盾冲突，营造和谐共生社会氛围

在面对社区中时常出现的利益纠纷和矛盾冲突时，社区社会组织能够根据情况使用不同的非正式手段化解冲突、缓和矛盾，化解矛盾纠纷付出的代价较小，并且成效较好。如泡崖街道的“老妈妈”纠纷调解协会，由社区内较有威望的退休干部、教师、政法工作人员和各楼楼长等担任“和事佬”，负责了解社情民意，掌握不稳定因素，及时处理社区家庭内、邻里间的纠纷，并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提倡社会公德，提高居民素质，加强居民的法律素养。

5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

社会心理学对于社区归属感的定义是“成员的归属感，成员彼此间及与所在团体的感情，以及成员通过共同承担工作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共享信念”[4]。社区社会组织为一个地域共同体的成员提供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居民在社区社会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中互帮互助，增加了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凝聚了社区力量。社区社会组织能够发挥重要纽带作用，保留社区作为初级群体的温情与凝聚力。

6培育新型市民，提高居民自治能力与公民意识

在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过程中，这些草根组织为提高居民的自治能力与公民意识提供了广泛的平台，它们将大部分社区居民凝聚到社区社会组织中，减少边缘化的个体，这对于培育公民社会需要的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公共服务精神、自律精神和奉献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居民便提升了自身社会责任感，锻炼了自我管理、自我发展和自我组织的能力。如居民加入泡崖街道 “中国梦”摄影协会，在孵化中心负责人的引导下，开展了“百笑图”等公益活动，免费为贫困家庭老人拍照并冲洗照片，这让协会会员意识到自身公益行为具有的价值，加深了对自身社会责任的理解，积极投入到后续的公益事业中去。

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虽然甘井子区社区社会组织在规模和功能等方面都有了跨越式的发展，参与社区治理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在总体上仍处于不成熟状态，从甘井子区万众社区的调查结果来看，承担政府与居民间的桥梁、提供咨询服务和举办慈善公益活动这三个指标均值较低，分别为378、364和376，说明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认同度较低，且其标准差较大，分别为131、123和134，说明不同居民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同感差距也较大。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在进行社区治理时还存在很大局限。

1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待发展，政治参与能力不足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纽带，本应发挥促进二者沟通、向下传达政府信息和向上传递居民诉求等功能，但在对甘井子区的实地调研中发现，绝大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的范围都局限于非政治领域，而很少涉及政治领域。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去社区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限制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区基层民主建设仍然不够完善，社区内部民主机制尚未健全，各种制度性参与，如选举、决策、监督和建议等尚未形成成熟的运行轨道。社区民主氛围的缺失，导致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的社区社会组织缺少将居民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参与的环境支持，这将减弱社区居民进行政治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政治参与的能力也就迟迟无法得到锻炼与提高。

2参与机制有待完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

在整个社会的志愿精神和奉献精神还没有完全激发出来的背景下，社区居民之所以愿意自发组建社区社会组织，原因在于它可以整合社区资源，满足居民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一旦这样的草根组织无法满足部分成员的个人利益，那么他们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便不再热心地参与到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中去。此时，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就面临着“人员流失”的尴尬。从目前甘井子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来看，大多都不具备政治合法性，没有在相关部门登记注册，它们只是进行了备案登记的一些具有社会合法性的草根组织，并没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和成文的规范条例，加入或退出都以成员个人意愿为主，对社区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是否参与也依个人意愿而定，“散沙式”的管理状态使得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只能活跃一时，而无法保证社区居民的长期关注，可持续发展能力堪忧。

3公共服务能力欠佳，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受限

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大多建立在社区居民力所能及的基础之上，常受到资源不足的限制。在资金支持方面，第一，它不同于居委会这样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能够以其政治合法性身份获得政府的支持和帮助。第二，社会组织公益性质的本质使它为避免商业化的趋势很少和企业联系，从而很少获得企业的赞助。第三，由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慈善捐助在中国刚刚起步，大量的慈善捐助仍流向专业的慈善基金会等组织，而很少有针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慈善捐助。第四，由于它们大多数没有在相关部门注册登记，也就不具备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资格。第五，大部分社区社会组织为保证居民的热心参与，尚不能收取会费。以上都是造成社区社会组织资金紧张的原因。如万众社区如今的社会组织活动中心仍是居委会借来供居民使用的，各个社会组织的负责人也坦言，举办活动时常常受到资金或场地的限制。在人力资源方面，基层社区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紧缺，因而需要专业技能的法律咨询组织、青少年矫正组织和环境治理组织等迟迟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专业人员或社会工作者，这些组织无法发挥实质性作用，这也间接造成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平衡，以万众社区为例，绝大多数社区社会组织都属于文化体育类，而需要专业技术人才的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和公益服务等组织则发展十分缓慢，很少得到“新鲜血液”的注入。

4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规章制度有待健全

我国政府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认识程度不足，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时难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难以寻求到政府或企业的支持与帮助。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建设，但这里的居民自治组织，仍主要指社区居民委员会，而非社区内居民自发组建的社会组织。第一，在资金支持方面，近年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进程的深入，购买公共服务成为政府支持民间组织的主要方式。但目前这种行为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来定义，而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并没有明确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另外，由于登记注册的门槛过高，很多社区社会组织只能在民政部门备案，并没有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资格，也就无法获得购买公共服务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在获得政治合法性方面，目前国家出台的三个行政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对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采取双重管理体制。 即需要接受业务主管机关和登记管理机关的双重领导，程序繁琐，耗费人力和物力资源，准入门槛过高，限制性条件过多，不利于社区社会组织等获得合法性地位，也就难以获得必要的资源支持。

5居民参与热情不足，参与意识有待提高

社区建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社区有效实现社区自治，而居民参与热情是衡量社区自治程度的指标之一。从万众社区的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人员主要集中在离退休人员和一些弱势群体之中，他们要么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要么就是有求于社区社会组织。那些本应成为社区社会组织的领军人物——各个工作领域内的精英和有着很高威望的社会人物，由于缺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动力以及社区归属感和凝集力不足，反而游离在社区社会组织之外，不利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极大地限制了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

五、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刘继同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父子”关系、“主仆”关系、“朋友”关系和“伙伴”关系，其中“伙伴”关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现代化特征，二者形成独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发展到以制度为基础的制度共同体，彼此都能理性地对待对方，以制度为工具平等互利[3]。从甘井子区社区社会组织的调查结果来看，当前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比较紧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也不允许政府完全退出，为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伙伴”关系的建设，仍需做出如下努力：第一，需要政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生存环境，以政府的“输血”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实现自身的“造血”，这是社区社会组织获得合法性和各项生存资源的前提。第二，社区社会组织必须努力加强自身建设，这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保障。第三，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够为社区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因而应积极动员居民广泛参与。

1政府加快改善社区社会组织生存环境

（1）降低登记准入门槛

社区社会组织如果能够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能够在民政部门取得登记注册资格，就能为其带来更多的社会承认，为其生存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但现有行政法规对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的要求过高，使得社区社会组织这样的草根组织往往对于登记注册望而却步。以社会团体为例，要求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地方性的社会团体注册资金不能少于3万元， 很少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取得注册资格，因而降低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准入门槛势在必行，只有降低了登记准入门槛，成功取得登记注册的资格，才能进一步获得政府提供的资源支持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

（2）提供各项资源支持

现阶段，绝大部分社区社会组织仍依赖居民委员会和街道提供的资源，因而政府需要在资金、人员、场地和设备等方面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扶持各类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但要明确政府支持的目的是使社区社会组织不断成长，达到“自主造血”的目的，而非一味“溺爱”，使社区社会组织失去自立的能力。在资金方面，政府需加大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与社区社会组织实现“双赢”，既达到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目的，也使得社区社会组织获得资金来源。在人力资源方面，政府应加大对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培训力度，出台激励性政策，将人才留在社区。在场地和设备方面，可以借鉴现有社区的做法，如将属于政府征地合同内的公建设施或由开发商增加投资建设的资产交由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既可以帮助社区社会组织创收，也使其获得了场地和设备等资源。

（3）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为更好地发挥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居民政治参与平台的作用，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在政治领域进行社会治理的目标，必须加强社区基层民主建设。在对社区内部公共事务进行治理时，广泛听取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的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尊重社区社会组织所代表的广大居民的现实需求，完善社区听证会制度和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健全公民旁听制度，允许新闻媒体公开报道，最大限度地体现民意，吸纳民智。同时，政府也要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广泛动员居民参与到各项民主决策中来，将居民的诉求反映给政府，政府根据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的信息及时采取行动，既维护自身服务型政府的形象，也保障了基层民主机制的高效运转。

（4）成立社会组织孵化中心

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指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场地支持、方向引导和能力提升的组织，孵化中心也同样是非营利性组织，鉴于草根组织成立之初资源的匮乏和目标的迷茫，需要孵化中心这样的组织为其提供“避风港”，帮助社区社会组织明确发展目标，整合社区资源，为其提供活动场地，帮助其寻找专业人员，提高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并且引导组织拥护国家相关政策，保持其公益性、自治性和非营利性等品质不变质，待其发展完备，具备组织能力与适应能力时再使其离开孵化中心，将其推向社会。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在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间发挥着纽带作用，成立社会组织孵化中心是社区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5）积极宣传动员

受到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公民自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热情尚不高，社会各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也很微弱，受到历史上全能主义国家的影响，政府一直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号召力，政府能为社区社会组织带来从其他途径难以获得的资源，因而政府对于居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员往往最有效。第一，加强政府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视，加快赋予社区社会组织政治合法性的进程。第二，加强社会各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识，只有努力使社区社会组织获得社会认同，才能为社区社会组织争取到更多来自社会的资源，如企业捐助等。第三，在社区内部，通过发放宣传册和居民委员会动员等方式，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知名度，使居民加深对社区社会组织的理解，并努力完成从居民试探性的参与到社区居民积极主动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转变。

2加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1）加强组织独立性建设

社区社会组织由于缺少资金、场地和人才的支持，往往对居民委员会和街道等产生严重依赖，这既加重了居民委员会和街道的负担，也无法保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限制了社区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归根到底，制约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因素在于资金。因此，社区社会组织应借鉴国内外成功社会组织的经验，一方面，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设立社会组织公益基金会；另一方面，加强组织的社会化建设，如获取企业赞助、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和收取会员会费等。因地制宜地切实保障组织自身具有“自主造血”的能力，使社区社会组织不再过度依赖居民委员会和街道，保障自身独立性，提高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提升组织政治参与能力

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自治的重要领域——政治领域，社区社会组织应做好将原子式的居民组织化的工作，并通过社区听证会、公民旁听和重大事项社会公示等方式，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建议、决策和监督过程中来。第一，社区社会组织要认真学习政治参与的程序和方式，熟悉社区相关政治事务的运行机制，提升自身在表达政治诉求和传递政治信息时的能力与智慧。第二，社区社会组织要调动居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保障居民政治参与的广泛性，让政治参与在居民中成为一种“民情”。第三，社区社会组织要充分利用自身作为“沟通桥梁”的优势，将居民的现实需求上传至政府，将政府的政策信息下达至居民，做好二者的沟通协调工作。

（3）创新内部运行管理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民间自发兴起的草根组织，具有实践上的专业性，但往往只重视居民参与的结果，忽视了加强组织在动员居民参与和完善自身管理等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因此，社区社会组织要在适应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加强创新组织运行管理，如借助网络的力量，为社区社会组织搭建网络平台，使其更便捷地与社区居民或其他社区社会组织交流互动；将居民被动参与变为主动参与，如深圳市桃源居社区采取的“义工换福利”制度，极大地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建立居民参与反馈制度，记录居民参与后的建议或感受，鼓励居民为提升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满意度建言献策等。各个社区社会组织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突破已有的运行管理框架，积极创新，紧随时代发展趋势，时刻保持组织的运行活力。

（4）制定长期发展规划

草根组织的一大弱项就在于人员的流动性大，缺乏明确的规章制度，组织不确定因素多，可预测性差。因此，为确保组织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保持发展目标明确，需要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社区社会组织在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时，既要注意将自身发展目标与社区发展计划相结合，使二者达到“互利共赢”的状态，也要注意社区范围内各类组织的均衡发展，高效率地利用社区资源，避免资源利用的重复与浪费，达到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和谐有序发展的良好局面。

（5）广泛吸纳专业人才

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社会组织中可以发挥“顶梁柱”作用，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是决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关乎组织提供公共服务质量和范围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重视程度不足和专业社会工作者待遇偏低等因素，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社会组织中严重缺乏，不利于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均衡发展。应广泛吸纳专业人才加入社区社会组织，一方面，通过提高工资标准和提升福利待遇等激励机制在社会中招聘符合组织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注重加强对组织中已有工作人员或组织会员的培训，将他们的实践经验与专业理论知识相结合，使他们在社区社会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3动员社区居民广泛参与

（1）培养居民社区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意味着居民能够明确自身在社区中拥有的权利，同时也愿意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社区归属感与个人效能感正相关，居民越是意识到自身能够在社区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归属感就越强；居民社区归属感越强，就越愿意为社区做出更多贡献。而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最直接的平台，通过各种活动将社区居民联系到一起，通过活动成果提升居民的个人效能感和社区归属感，让二者相互促进，以达到居民积极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理想目标。

（2）提高居民政治参与意愿

为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必须提升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扭转居民“搭便车”的心态，使其成为积极参与者。提升居民政治参与意愿，也就意味着要使居民具有积极公民资格。积极公民资格被定义为民众投身于思考和设计影响公共部门的决策制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满腔热情地考虑公共利益[5]。因此，一旦居民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公民资格，就具有政治表达的强烈愿望，此时凭借社区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威信，就会促使他们以社区社会组织为平台，借助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等资源，以一种组织化的力量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将政治参与的意愿转化为现实。

（3）鼓励居民和组织互动交流

社区社会组织成立的目的在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对象就是社区居民，社区治理的目的在于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因而社区社会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十分必要。应根据各类组织的不同特点选取不同方式积极加强居民与社区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互动，如建立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活动的满意度评估机制和居民参与效果的反馈机制，定期开展居民需求情况调查，及时满足居民多方面的需求。通过居民与组织的互动交流，让社区社会组织真正立足基层，与居民保持紧密联系，以实际行动激励居民的广泛参与。

（4）探索居民参与新形式

传统的居民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方式往往是居民收到活动通知后，亲自来到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场地进行参与。不断探索新的参与方式能够扩大居民参与范围，丰富居民参与内涵。随着信息网络化的普及，居民参与可以转移到互联网上，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网络搭建居民参与平台，网络的快捷和方便能够扩大组织的知名度，提高居民参与组织活动的效率，鼓励居民为组织的发展建言献策等。“那些经常使用网络的社区居民借助互联网这个平台表达着与传统参与方式相似的实质性参与和情感支持，网络参与方式会逐步培养出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6]。另外，大力发展社区志愿队伍，鼓励社区居民成为社区志愿者，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并借鉴国际上“爱心银行”的做法，累计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时间，以换取其他社区服务。

六、结语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首次提出“社区”概念，按照滕尼斯的观点，社区不仅仅是地理区域的概念，而是由具有相似价值观念，保持亲密交往，能够守望相助的居民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一概念更加强调社区内富有人情味的人际交往以及对社区的认同感。社区社会组织，因为它们的草根性质，更容易激发居民参与的热情，促成居民间的良性互动，积累社区社会资本，它们纵向连接国家与公民个人，横向联结所有社区成员，所以对于建设滕尼斯笔下的社区，它的贡献意义不容忽视。托克维尔早在180年前就敏锐地发现，乡镇组织之于自由，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人们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珍惜自己的命运[7]。乡镇如同今天的社区，乡镇组织就如同今天的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改变了过去国家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状况，逐渐迈向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对社区公共事务合作共治的局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治理是一种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出现的模式或结构，是所有被涉及的行动者互动式参与努力的共同结果或后果”[7]，作为居民互动式参与的载体，甘井子区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状况就证实了社区社会组织的确能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既满足了居民的多样化需求，也承担起鼓励居民组织化地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尽管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仍面临许多困境，但推进社区治理，达成社区自治，实现居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必须要依靠这些“合作的社会结构”——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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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范超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研究——以昆明市三个街道社区为例[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142

[7]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7-76

[7]詹·库伊曼治理和治理能力：利用复杂性、动态性和多样性，载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董果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19

（责任编辑：孙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