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南先

[摘要]鲁迅先生在悼念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的散文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披露了他此前写的一首无题诗（“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里蕴含着鲁迅的炽热情感，该诗艺术水准高超，是鲁迅的著名诗篇。该诗问世后，许多文人学者步原韵写了和诗，郭沫若就先后和诗三首。鲁迅生前与郭沫若关系并不友好，郭沫若更是激烈地攻击过鲁迅。但时移世易，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也随之大变，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笔者认为从文人诗词创作的角度，也是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扇窗口。

[关键词]鲁迅;“左联”五烈士;无题诗;郭沫若;和诗

鲁迅的散文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是纪念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而写的。这篇散文曾选人高中语文课本，因此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鲁迅在文中用了他此前撰写的无题诗（惯于长夜……），这首诗也成了鲁迅流传最广的旧体诗作之一。让我们先重温下面这段文字：

……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詩。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现在已经很清楚了。1931年1月11日，李求实（伟森）、柔石、白莽（殷夫）、冯铿、胡也频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捕。同年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大批左联作家被通缉，鲁迅先生也时刻面临被捕的危险境地。在闻知柔石、白莽等左联的五位青年遇难的消息后，鲁迅先生丝毫不畏反动派的屠刀和淫威，先后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1931年4月25日《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是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时间约在1931年3，4月间，当时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后收入《二心集》）等文章强烈抗议和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在烈士们遇难两周年的日子，即1933年2月8日，鲁迅先生带着无限的悲愤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4月1日《现代》第二卷第六期）这篇文章。这是我们知晓的这篇文章创作的背景。后来鲁迅还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等文（1936年3月11日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它最初发表于1936年4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一期，后由许广平编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左联五烈士”的名字也由于鲁迅的这篇文章而被人广为知晓，其实与他们一起遇难的还有18位同志，可是那一同被杀的另外十八位死难者却没有被纪念。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只说“左联五烈士”，却不说“龙华二十三烈士”，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朱正先生考证，这里有一个中共党史上的“秘密”。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三马路东方饭店举行了一次反对中共四中全会（也就是反对王明）的党内集会。因为有内奸告密，到会者就在这里被捕了。当时掌握领导权的王明给狱中支部书记的指示是“别把反对派列入自己的组织”，就是说，不把他们看作自己人了。这样，当然也不会去营救。最后，被捕者中的二十三人全部被杀害了。2月7日，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机关中传来了二十三位烈士在龙华英勇牺牲的噩耗，潘汉年与许多同志都主张要开追悼会，纪念他们，但却为王明所阻挠，他说：“何孟雄等人虽然已经死了，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是要继续清算钿”因此，他们的死因也就鲜为人知了。这才是所谓“左联五烈士”的真正大背景。

鲁迅的这首无题诗比《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文章早两年左右问世，据专家学者考证，该诗大概是在1931年2月23日至28日这一周左右的时间内写成的。

鲁迅的这首诗的艺术成就很高，在社会上反响很大。1933年6月，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在《我对创作旧体诗和新诗的经验》一文中，推崇鲁迅的旧体诗，评价是“不可多得的瑰宝”。文章中特地抄录了鲁迅刊于《现代》杂志的七律《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称赞说：“郁怒清深，兼而有之。”

著名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对鲁迅这首诗非常欣赏，从1937年至1957年的二十年间，他多次拜读鲁迅的《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并步鲁迅原韵，曾先后和诗三首，成为诗歌创作上的一段佳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郭沫若归心似箭，渴望回国参加抗日，报效祖国。7月24日夜，郭沫若在即将离别日籍夫人安娜和孩子们的前夕，伏在枕上含泪写下了第一首和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又当投笔请缨时》，即《归国杂吟》（其二），诗曰：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放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努力，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说：“原诗大有大唐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颦而已。但在写的时候，自己却有一片真诚，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计了。”看来郭沫若是真的很欣赏鲁迅的这首无题诗了。

这首和诗中倾注了郭沫若归国抗战的满腔热情和矢志奋斗的坚定信念，读后让人血脉责张。1959年郭沫若在创作旨在“为曹操翻案”的历史剧《蔡文姬》的时候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郭沫若谈到了这首和诗，他和蔡文姬都曾有过以国事为重，因而骨肉分离的遭遇。

郭沫若《归国杂吟》诗共七首，即1937年7月15日至10月10日之间写的《写给横滨友》《又当投笔》《黄海舟中》《有感》《悲歌燕赵》《雷霆》《春申江上》等，七首全系旧体诗。

1947年元旦前夜，郭沫若在国统区写下了第二首和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

成仁有志此其时，效死扰欣鬓有丝。

五十六年余鲤骨，八千里路赴云旗。

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

北极不移先导在，长风浩荡送征衣。

这首诗的左翼色彩非常浓郁，作者身在国统区，心系解放区的感情跃然纸上。“讴歌土地翻身日，创造工农革命诗”的诗句就像他当年推祟解放区的文艺作品《白毛女》《小二黑结婚》一样。他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

1957年7月7日郭沫若寫下第三首和诗，诗题为《纪念“七七”》，全诗为：

二十年前国难时，中华命脉细如丝。

盟刑白马挥黄钱，誓缚苍龙树赤旗。

大业全凭三法宝，《长征》不朽七言诗。

卢沟桥上将圆月，照耀农民衣锦衣。

郭沫若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氏的诗词崇拜有加，后来他成了毛泽东诗词最权威的解释者。诗中，郭沫若对于毛泽东《七律·长征》一诗，则更是直抒胸意，赞叹不已。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鲁迅和郭沫若之间的关系。其实郭沫若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友好，鲁迅生前一直未曾与郭谋面。尽管他们都在上海居住过很长时间，尽管他们都是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先生的朋友。鲁迅、郭沫若二人非但关系不友好，甚至可以说非常恶劣。特别是“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那个阶段以后。

1928年“文学革命”发展到“革命文学”阶段。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是倡导“革命文学”的两支生力军。郭沫若、成仿吾、田汉、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阳翰笙等人，在上海出版《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刊物，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文艺。他们都是一些情绪型的人物，感情激越高涨，喜欢追逐新生事物。对鲁迅的攻击和低毁，更是反映出了他们的狭隘。他们对鲁迅的攻击、否定，主要认为鲁迅“落伍了”“过时了”，不足以担当起新时代赋予的文学使命，即领导不了“革命文学”。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说：“鲁迅这位老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追悼没落的情绪”“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说鲁迅是“趣味文学”的“老人”，“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他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称鲁迅是“有闲阶级”。他还把文学革命以后的新文学称为“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是“中间的”语体，并对“五四”文学进行了全面否定。钱杏屯队阿英）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说，鲁迅的“思想是走到清末就停滞了，因此，他的创作即能代表时代，他只能代表庚子暴动的前后一直到清末;再换句话说，就是除开他的创作的技巧，以及少数的几篇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没有表现现代的！”特别提及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载于《创造月刊》）一文，文章说鲁迅是“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就是“二重反革命分子”，“不得志的法西斯”。他们把“五四”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全盘否定，表现出了一种激进而不切实际的态度。针对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无端攻击，鲁迅、茅盾等人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批评。鲁迅稍后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对这些“才子加流氓”进行了当头棒喝。

1936年鲁迅逝世的那一年，上海左翼文坛内部的斗争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达到高潮。周扬、郭沫若、徐懋庸等人把“国防文学”看成是唯一正确而且是正统的口号，视鲁迅、胡风、冯雪峰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为“标新立异”的与“国防文学”势不两立的错误口号。郭沫若撰文对鲁迅冷嘲热讽，他当时写了一副对联生动地表达了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态度：“鲁迅将徐懋庸格杀勿论，弄得怨声载道;茅盾向周起应请求自由，未免呼吁失门。”

鲁迅逝世两年后的1938年，胡风在他独立编辑的《七月》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文章《论鲁迅》。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给予了鲁迅崇高的评价：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1年，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领导下，各地中共党组织开展了庆祝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纪念他生辰50周年的活动。周恩来发表题为《我要说的话》的演讲，把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此时，中共已经把郭沫若推上了中国文化界领袖的地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随之也就来了180度的大转弯。他开始研究鲁迅，并写下了《庄子与鲁迅》《鲁迅与王国维》等论文，后来在公开场合，郭沫若对鲁迅本人和其作品都持赞赏的态度。可以说郭沫若如变色龙一样是善变的，对鲁迅是如此，对蒋介石的态度也是如此。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江西省会南昌朱德的家中，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郭沫若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通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周扬请他去延安，他拒绝了，却托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通融求见蒋介石。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沫若，郭沫若受宠若惊，“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会见后，郭沫若赶紧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文章中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三次描写蒋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眼睛分外有神”“眼神表示了抗战的决心”。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他写了“向江青同志致敬”“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紧跟潮流的诗词。文人无行，到了这个地步，怪不得至今还有许多人鄙视他。

笔者又突然觉得，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还应该研究这些作家们的旧体诗词。鲁迅的许多古体诗都是脍炙人口的。如：“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破帽遮颜过闹市，沉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等等。人们可能还会发现，有的外国诗，用旧体诗的形式翻译比用自由体形式翻译更受读者欢迎。比如，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诗，兴万生的译文比较符合原诗的面貌，其译文如下：

自由与爱情！我都为之倾心。

为了爱情，我宁愿栖牲生命;

为了自由，我宁愿栖牲爱情。

但殷夫把他译成了一首五言绝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殷夫是意译，他的译文没有兴万生那样译得合符原诗的内容和形式，但却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流传。笔者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披露了殷夫的这首诗歌的译文，才使得它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人知。可见，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力量之巨大。

笔者认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聂绀弩、钱钟书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名家的古体诗也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研究的一块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地，应该像研究毛泽东的诗词一样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从鲁迅的这首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无题诗和郭沫若的几首和诗来考察鲁郭之关系，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