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从“文艺讲座”到“前哨”

2019-04-15江守义余一力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9年1期
关键词:左联前哨左翼

江守义 余一力

关键词: 左联;文艺讲座;前哨;左翼

摘 要: 《文艺讲座》和《前哨》是左联前期的两种重要刊物,从这两种刊物的内容来看,左联前期的思想以“左联五烈士”事件为标志,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由“团结”到纯粹、由温和到激烈、由文艺到战斗、由接受到互动。这几个方面的变化折射出左联逐渐走向“纯左翼”的过程。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9)01003309

Abstrac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Lecture for Literature and Art and Outpost are two important publications of the Left Coalition of Writers. The contents of the two publication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obvious change of the ideological dynamics of the Left Coalition of Writers, which made the sacrifice of “five martyrs” from this coalition as a sign. The change contained severe aspects: from unity to purity, from mild to intense, from art to fight, from acceptance to interaction. These aspects of the trend could be regarded as a reflection of the process that the Left Coalition of Writers moved gradually towards “pure left”.

左聯1930年3月2日成立时通过的行动纲领,要求出版左联机关刊物。左联成立之前,就已经有太阳社的《拓荒者》和鲁迅创办的《萌芽月刊》等杂志,太阳社诸多成员和鲁迅参加左联后,这些杂志也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①

,发表了很多左联成员的作品,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此前的编辑方针,《拓荒者》仍以创作为主,《萌芽》仍以翻译和杂文为主,缺少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介绍,并不符合左联《理论纲领》中所提出的“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1]650的要求。为弥补这些不足,左联前期出版了一些刊物,其中包括《文艺讲座》和《前哨》,这两个刊物由左联领导人直接负责,最能体现左联前期的思想。1930年4月10日,由中央文委成员、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左联《纲领》起草人冯乃超主编的《文艺讲座》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这是一本近似杂志的专集。根据该书所收的朱镜我《意识形态论》所说的“我预期在本志上继续地发表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2]23,可知《文艺讲座》本来是作为大型杂志出版的。据相关介绍,原计划出6册,但只出一册就被禁止了②。1931年4月25日,左联第二任党团书记冯雪峰筹划的《前哨》创刊,该刊成为左联中心机关杂志。比较《文艺讲座》和《前哨》,考察其出版发行的背景,可以为左联前期思想动态的变化提供一份切实的参考。

在比较两个刊物之前,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两个刊物都存在于左联前期。关于左联分期,历来说法不一。茅盾根据左联自身的策略变化,认为1931年11月是前后期的分水岭,前期是逐渐摆脱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后期是“成熟”期,开始“蓬勃发展,四面出击”[3]101;王宏志以左联的盛衰为标准,以1933年底为界将左联分为前后两期,认为1933年底之后,左联走向衰落[4]225;王锡荣根据左联的发展历程,将左联分为五个时期,先后为:从初潮到勃兴(1930.3-1930.10)、从挫折到调整(1930.10-1932.3)、从调整到昂头(1932.3-1933.10)、从再兴到沉寂(1933.10-1935.2)、从争论到消散(1935-1936)[5]136-159。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考虑到刊物是左联根据形势需要来创办的,反映了左翼作家群体的意图,折射出左联自身的政策变化,因此不妨采用茅盾的分期,将1931年11月作为左联前期茅盾分期的依据是:1931年11月,在瞿秋白提议下,冯雪峰起草了左联执委会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对1930年8月的左联决议有很大反驳。夏衍认为,这个决议并没有真正反对关门主义,直到1932年“一·二八”之后,左联的状态才得到改善,张闻天1932年11月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使左联的转变在党内获得了合法地位。左联后期应从“一·二八”算起。夏衍的说法前后矛盾,毕竟“一·二八”和张闻天的文章发表间隔了10个月左右。这说明左联的分期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标准。(参看王锡荣《“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第131-133页)无论是哪种分期,《文艺讲座》和《前哨》都属于左联前期,当无疑问。

。这样看来,即使《前哨》改名为《文学导报》,到1931年11月15日第8期出版后停刊,也属于左联前期。从《文艺讲座》到《前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左联前期的思想动态。

茅盾说左联前期是逐渐摆脱左倾路线影响的时期,主要是说1931年秋天瞿秋白主导左联工作以后的务实作风,让左联从实际革命斗争转到文学上来。从《文艺讲座》到《前哨》,则反映出瞿秋白主导左联工作之前左联逐渐走向左倾的状况。左联成立,是在贯彻和执行中共“六大”决议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共产党领导人亲自出面协调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革命文学论争,是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成员,在苏联和日本的普罗文学的感召下,要求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来主导中国文坛,因此和鲁迅展开争论,其“理论目标是要阐明无产阶级文学产生的必然性及特点”[6]147。相比较鲁迅的老成持重,革命文学的拥护者显得年轻气盛,认为鲁迅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阿Q属于“死去的时代”。1929年6月30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结束,李立三成为政治局常委并担任宣传部长,他意识到文艺工作者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要求在鲁迅的旗帜下,团结左翼文艺界和文化界,成立革命群众组织,派人和太阳社、创造社中的党员谈话,要求终止论争;并代表党中央亲自会见鲁迅,商量筹建左联[5]39-47。在中央的协调下,左联成立,革命文学论争结束。但问题依然存在:鲁迅意识到左翼文学的重要性,但仍然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对口号式宣传式的文学不以为然;原来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服从组织安排终止了争论,但福本主义(“团结前先分裂”)的影响依然存在。左联从一开始内部的思想就没有真正统一起来。

这样一来,革命作家的极左意识在左联成立之始就一直存在着,但成立之初,团结掩盖了分歧,对革命文学论争的反思压制了极左意识的抬头,在这种情况下,《文艺讲座》应运而生。左联直接受中央文委领导,左联内部由党团书记负责,这些又让左联打上了浓厚的党派烙印,左联的活动和党中央的政策保持一致,作为党领导的一个群众组织,“立三路线”的左倾盲动主义对左联产生直接的影响,让左联热衷于开展实际革命活动;1931年王明成为共产党领导人之后,在“反对立三路线”的同时,又开始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前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盲动、冒险的代价让左联受到重大损失,《前哨》改名《文学导报》不失为一种策略调整。

具体来看,《文艺讲座》作者和译者有冯乃超、朱镜我、彭康、鲁迅、麦克昂(郭沫若)、雪峰、华汉(阳翰笙)、钱杏邨、洪灵菲、许幸之、蒋光慈、冯宪章、沈端先(夏衍),共13人,除郭沫若外,全部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鲁迅、沈端先、钱杏邨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鲁迅、彭康、华汉在成立大会上讲话)。阵容强大而全面,包括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左联常委(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洪灵菲)和候补委员(蒋光慈),《文艺讲座》由此被认为是“左联领导层和文学骨干的一次集体亮相”[7]42。

《文艺讲座》《文艺讲座》的内容大致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宏观理解;二是对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译介;三是对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思考;四是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对作品的解读;五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文献的介绍。

由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编辑出版,集中反映了左联领导层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

由于《文艺讲座》只出版一册,计划中的后五册没有出版,左联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在1930年4月《文艺讲座》出版后到1931年4月《前哨》出版前,在《萌芽月刊》(1931年6月被禁后《新地月刊》代之)、《世界文化》等左联机关刊物中也有反映,但本文关注的是《文艺讲座》和《前哨》,故不牵涉其它机关刊物的相关思想。

首先,左翼文学运动需要团结。左联3月份成立,4月份《文艺讲座》出版。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左联由于刚刚成立,其“联盟”的热情压倒了成员间的分歧,《文艺讲座》收录左联“旗手”鲁迅的译文,说明了前2年还在和鲁迅论战的冯乃超已经收敛锋芒,对鲁迅表示尊重和友好。但这种团结似乎又是有选择的,《文艺讲座》的13位作者或译者,除鲁迅外,只有冯雪峰、许幸之不是太阳社和创造社成员。冯雪峰的身份比较特殊,算是鲁迅身边的人,但同时是共产党员,后来还成为左联党团书记,左联前期,他实际上是左联领导层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人;许幸之和创造社、太阳社关系非常密切,1927年应郭沫若电召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又应夏衍电召回国,在地下党主办的中华艺术大学任教。其他10人中,创造社5人,太阳社5人。从人员组成上看,《文艺讲座》仍然是以太阳社和创造社为主,但吸收鲁迅和冯雪峰的文章,在当时还是显示了团结的意愿。

其次,左翼文学运动需要理论上的建设。《文艺讲座》共收19篇文章,除了2篇文章是作品分析外,其它17篇文章都和理论相关,突出地显示出左联领导层对理论问题的重视。由于左联成立前的革命文学论争,只是提出了要走普罗文艺的路线,但并没有对普罗文艺进行深入分析就被党中央叫停了。这样,如何从理论上来说明普罗文艺的重要性,就成为左联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文艺讲座》一方面从理论上分析了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普列汉诺夫提出的“社会心理”,将文艺和意识形态紧密联系起来,将文艺和实际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为普罗文艺的存在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说明和国内革命文学的回顾,《文艺讲座》明确地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普罗文艺的革命道路。从所收文章的学理分析来看,普罗文艺似乎并不是一种人为的选择,而是在当前革命热潮中的一种历史的必然。“资产阶级文学底根本精神,是和无产阶级文学底根本精神同样地以产生理想社会为必要的”[2]111,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无产阶级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文学已经日渐落伍了,普罗文学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这两个方面的说明,左翼文学运动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左翼文艺理论的梳理中,《文艺讲座》总体上是温和的,阶级热情依附于理性的分析。其“温和”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文艺讲座”来为刊物命名,和此前革命文学论争时,动辄以“革命”“批判”来命名相比,感情色彩和革命色彩消失了,显得公允而通达;二是很多文章偏向于资料整理,即使在勾勒理论史或文学运动史的过程中,有些倾向性的批评,这些批评也融化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使得批评显得很温和;三是兼收鲁迅和革命文艺家的文章,所有的文章都有一个基调:支持无产阶级文艺,由于大家有共識,很难看到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那种剑拔弩张的文字,总体上显得很平和。

再次,潜在地有一种追求“纯左翼”的诉求。左联虽然是“联盟”,但左联并没有摆脱革命文学论争时创造社成员那种激进的思想,由于左联的主要成员是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他们大多是党员,希望用自己的党派立场来影响左联,使左联潜在地有一种追求“纯左翼”的诉求,这在《文艺讲座》中有所反映。《文艺讲座》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谈文艺,所谓“文艺讲座”其实是“无产阶级文艺讲座”,它“以工人阶级为一切事物的造物主”[2]239,文艺也应该放在这个工人武装革命的时代背景下来加以要求,因为“工农的武装是同时地要求知的方面底武装”[2]245,因此一个紧要的任务是“以技术底知识和文学的技术来将未熟的年青的作家武装起来”[2]251。将作家和“武装”捆绑在一起,其实是在追求左联的“纯左翼”色彩。在这样的追求下,一些左翼作家也遭到批评。在左翼作家中,茅盾无论名声还是创作成就,都超过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很多人,冯乃超在1930年4月茅盾由日本回国后就邀请他加入了左联。《文艺讲座》作为左联文艺成就的集中展示,理应收有茅盾的文章,但《文艺讲座》不仅不收茅盾的文章,还由于茅盾不够“左”而将茅盾作为嘲笑的对象。华汉《中国新文艺运动》认为茅盾“既无勇气向左转,也无胆力朝右去……索性一步踏到以酒精肉感来变相的自杀的路上去”[2]138,茅盾的《追求》,便赤裸裸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幻灭以后的意识”,它所抓住的只是时代的“一些鬼影游魂”,其实是“对于‘普罗文坛的猛攻”[2]139。

第四,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要以苏联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为指导,同时吸收日本的相关成果。《文艺讲座》中篇幅最多的是对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介绍和说明,这不仅让左翼文坛对苏联的文艺思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也意味着要以苏联的文艺思想来指导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文艺讲座》对普列汉诺夫思想的介绍,对苏联文学的批评,其目的所在,最终都是为了指导中国当时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冯宪章认为,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思主义“来耕艺术的田园的先锋……为我们的需要,于我们有益同样”[2]269;沈端先对苏联的性文学进行批评,是为了防止中国的有些人“利用这种歪曲而放大了的虚像,来作为他们自己反阶级道德的冲动行为的护符”[2]289;冯宪章对《一周间》的评论,是想将它作为中国文艺建设的“模本”[2]304。冯乃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献》目的是向中国文坛宣扬一种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一切学问之最科学的方法”[2]305,即使在艺术领域内也是如此;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目的是让中国文坛通过日本的情况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过去的无组织的斗争不能彻底的解放劳动群众,也知道没有把劳动群众从种种旧的支配观念解放出来,就不能促进革命成功,于是文化领域中开始了蓬蓬勃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2]313。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雪峰翻译冈泽秀虎的《以理论为中心的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达史》,其中提到苏联《立在前哨》一派在和“烈夫”的论争的基础上形成“瓦普”(全联邦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立在前哨》停刊后创办《立在文学底前哨》,立场较《立在前哨》有所缓和,后来形成了“苏维埃作家总联合”这样一个组织,这对中国文坛的总体走向有借鉴意义。也许是巧合,“前哨”这个词后来也成为左联中心机关刊物的名称。

《前哨》作为机关刊物比较特别,和其它的机关刊物不同,它是通过左联大会决定创办的。1930年7月,左联召开第三次全体盟员大会,决定创办左联机关杂志《前哨》[5]316,将其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总的领导机关杂志”《左翼作家联盟为建立机关杂志〈前哨〉向广大革命群众的通告》,见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0年版,第68页。

,并在《文化斗争》第2期(1930年8月22日)上发布《左翼作家联盟为建立机关杂志〈前哨〉向广大革命群众的通告》。由此可看出,左联对《前哨》是非常重视的。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后,“第一件事就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见《从〈前哨〉到〈文学导报〉》,载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主编《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19页。

。几经周折,《前哨》于1931年4月25日秘密出版(实际出版愆期)。创刊号为“纪念战死者专号”,纪念“左联五烈士”。由于“前哨”这个名称过于敏感,从第2期开始改名为《文学导报》(到第8期停刊),但其基本風格没变,作为中心机关刊物的地位也没变。现在一般将该杂志称为《前哨·文学导报》,从其风格来看,显示出战斗的锋芒,从其地位来看,一直是左联机关刊物的“前哨”,故不妨将其统称为《前哨》。

《前哨》综观《前哨》创刊号和随后7期的《文学导报》,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当局的抗议;二是对文艺状况的思考;三是和国际左翼文艺组织的互动;四是左联内部通知。

是响应“立三路线”的产物。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认为“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从击破资产阶级文学影响争取领导权的阶段转入积极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组织活动的时期”[1]760,要求“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1]760到9月10日,冯乃超发表《左联成立的意义和它底任务》,否定了左联的文学性质,将左联定性为“真正斗争的机关”,在此情形下,左联杂志的任务也成为“集体的组织者”[1]778。左联由此开始热衷于实际革命活动,酿成了“左联五烈士”事件,左联活动陷入低谷。但低谷中的左联并没有完全沉默,《前哨》反而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在左联内部统一思想。从《前哨》的内容看,此时的左联有一个共识,即认为普罗文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6-7期合刊上的《秘书处通告》,要求左联盟员在四个方面发表看法:一是普罗文学运动,二是“文学大众化”等目前要务,三是左联目前的“工作路线”,四是联盟机关报的内容。从这四个方面的要求看,文学和其它革命工作一样,完全成为一种组织活动,文学自身的特色消失殆尽。由于普罗文艺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就应该表现出很强的战斗色彩。《前哨》创刊号上发表梅孙《血的教训》,认为:“左翼文化运动……完全是血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是以鲜红的血写出来的”,左翼文学应该踏着“五烈士”“开下的血路前进”![9]6同时,左联对盟员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基本上是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盟员。第6-7期合刊上的《秘书处通告》对左联盟员提出四项要求之后,明确指出:“第一第三等两项,各同志应以理论斗争的精神不厌反复讨论,务得正确的结论而后止。其第二第四两项,秘书处决定此后各同志至少按月提出书面意见一篇,并责成大众文学委员会及联盟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对于各同志此项意见慎重讨论,尽量容纳”《前哨》第1期第29-30页。,这完全是用党组织活动的方式来要求盟员。萧三后来总结说人们印象中“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文学导报》6-7期合刊第29页。

并不是危言耸听。在这样的严格要求下,1930年10月,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蒋光慈被开除党籍,11月,创造社资深作家郁达夫被开除出左联,左联领导层已容不下不同意见者。

《前哨》时期,文艺界的思想斗争突出体现为普罗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之间的斗争。1930年6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发表,鼓吹“民族主义文艺”、攻击左翼文艺的《前锋周报》创刊,8月,追随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开展》创刊。民族主义文艺派认为普罗文艺“所鼓吹的阶级斗争,在理论及事实上,都是使生活破产而不能使生活改善”,所谓普罗作家,“也是一皮丑恶的梦游病者”[1]761-762;普罗文艺“全是骗钱的手段,流氓的伎俩”[1]811,近十来年文艺界的混乱局面主要便是由普罗文艺造成的[1]755;进而对普罗文艺进行全面否定。“五烈士”事件后,左联活动陷入低潮,左联办的杂志也被查封停刊,国民党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显得异常活跃。作为左联中心机关刊物的《前哨》,创刊后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和民族主义文艺展开论战,为此,《前哨》发表了很多相关文章,值得重视的有3篇。第一篇是第3期上署名史铁儿(瞿秋白)的《屠夫文学》,这是左联第一篇署名发表的批判民族主义文艺的文章,文章批评民族主义文艺鼓吹“抢夺民族膏血的剧烈的斗争”,是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第二篇是第4期上署名思扬的《南京通讯》,文章对“三民主义的与民族主义的文学团体及刊物”进行梳理,指出民族主义文学“以查禁普罗文学为口实,以封闭书店为手段,以逮捕枪杀作家向书贾敲竹杠,强迫书店出版机关刊物为目的”。第三篇是第6-7期合刊上署名晏敖(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通过对诸多民族主义文学作品的分析,指出民族主义文学是“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苟延残喘”,但它最终“将只尽些送丧的任务,永含着恋主的哀愁”,显示出“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前哨》集中对民族主义文学展开斗争,让低迷的左联认清了民族主义文学的本质,统一了思想,为左翼文艺的发展扫清了一个障碍。

《前哨》时期的左联,已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分支机构,自觉地接受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领导,将自己的活动定位于国际工运的一部分,因而在思想上盲从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一方面,“左联五烈士”造成了国际影响,让左联的活动融入到国际革命文学运动之中,左联希望国际社会能积极声援自己的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如萧三在第3期上的《出席哈尔可夫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中国代表的报告》中所要求的,左联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后,“只有自己更加努力工作,积极前进及和世界普罗革命文学发生密切的关系,以期接受他们的经验。”哈尔可夫会议上,世界普罗革命文学提供的经验是,普罗作家要用“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来进行创作,创作方法问题,“也应视同革命实际工作的问题”,会议根据革命的需要,还提出“由革命的普罗的作家,建立工人通信运动的中坚”。对刚刚经历了“五烈士”事件而处于低谷的左联来说,哈尔可夫会议精神未必具有可行性,但年轻的左联以能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为傲,以有机会吸收世界普罗革命文学经验为荣。民族主义文艺派指责左联听命于苏俄文化委员会的指挥,“断送我们的文艺,牺牲我们的民族”[1]767,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追随苏联普罗文艺思想,左联形成了一种以革命来衡量文艺的思想共识。《前哨》中的文章,除了左联内部的工作通知外,基本上都是战斗的檄文。充溢于8期文章中的,是无产阶级的战斗情怀。撇开和民族主义文艺论战的文章不谈,在介绍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及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情况时,也是如此。第4期上思明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概况》,虽然是介绍德国,但作者明确表示:“不想介绍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本身……只想先写出一些对于我们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可以做参考的各方面的事实”,因而特别点出“没有斗争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一缺陷现在已有一些补救措施,如:积极参加工人通讯、和兄弟团体进行合作、举行群众批评。第5期上的《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向国际社会控诉日本侵华战争,与无产阶级文学完全无关。自觉融于国际革命文学运动的结果,自然导致第8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将其首要任务归纳为:“在文学领域内,加紧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加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工作。”左联的革命文学运动成为保卫苏联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

《前哨》这个富有战斗力的名称,让它一开始出版时就困难重重。虽然它主要是在左联内部秘密发行,到第二期也不得不改为听起来很温和的《文学导报》。无论是创刊还是改名,都是左联生存策略的反映。左联名义上是作家联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组织,党的路线和国内形势这两方面的情况决定了它在30年代初的左傾思想。就党的路线看,盟员大会决定创办《前哨》时,党内流行的是左倾盲动主义的“立三路线”,《前哨》可说是为了配合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创办;到《前哨》创刊时,党内实行的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左倾”路线达到顶峰。党的“左倾”自然让《前哨》打上了“左”的烙印。就国内形势看,准备创办《前哨》时,左联受“立三路线”影响,经常领导群众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前哨”这样的名称很适合革命的要求;到《前哨》创刊时,左联在国民党高压下已遭受重创,左联杂志全部被查封,“五烈士”事件让左联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按说此时的左联可以暂停活动,但党的“左倾”让左联依然“冒险”开展无产阶级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斗争,《前哨》便“是沿着原来的路线的一种抗争”[5]134。不过,书店不愿意印刷《前哨》的事实还是强烈地触动了左联领导层。为了应付当局检查,“前哨”改名为“文学导报”,名称的更改自然是一种策略调整,虽然这种调整是被动的,多少也反映出左联的生存策略。为了让改名后的《前哨》持续办下去,只能秘密编辑、印刷、发行,只能要求左联成员直接订阅。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形让《前哨》很难在社会上产生什么影响,基本上只能起到在左联内部沟通信息、统一思想的作用。作为盟员大会决定创办的核心机关刊物,《前哨》的社会影响力远远不如此前的机关刊物《萌芽月刊》和《拓荒者》,也不如此后的机关刊物《北斗》和《文学月报》,甚至不如同时期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即使如此,左联也坚持发行《前哨》,在“左倾”思潮的驱动下,这至少可以显示一种决心:即使有困难,也要知难而上。1931年春的左联,“阵容已经非常零落”[5]142,面临重重困难。在万马齐喑的情况下,《前哨》不仅是左联战斗的手段,也是左联存在的象征。

从左联头两任党团书记编辑的《文艺讲座》和《前哨》的变化来看,左联前期的思想在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变化之一,由“团结”到纯粹。《文艺讲座》在革命文学论争已经结束、左联刚刚成立的背景下出版。总体来看,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谈文艺,但并没有用无产阶级立场来“棒杀”其它的文艺立场,显示出左联难得一见的“团结”意识。不排除这种“团结”有左联在成立之初为“作家联盟”装点门面的意思,但从刊物本身看,“团结”还是很明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录了鲁迅的译文,而且用的是“鲁迅”的名字而不是其它的笔名,这透露出一个信号:《文艺讲座》遵循了党中央团结鲁迅的要求;二是在文艺思想上的兼容并包。编者冯乃超本人翻译了佛理契的《艺术家托尔斯泰》,对照冯宪章介绍的《普列汉诺夫论》,可知《文艺讲座》在介绍无产阶级文艺主张的同时,也试图了解非无产阶级的文艺主张。《文艺讲座》开篇是冯乃超的《艺术概论》,该文指出:“这里用不着逐一去批评这些种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只承认过去学者或艺术家用了各自不同的许多方法去研究艺术的现象,便产生了千差万别的结论就够了。”[2]1-2这意味着不同的文艺主张可以并存。到《前哨》,这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就团结对象看,鲁迅此时已经是左联的旗手,对“五烈士”事件和普罗文艺运动的看法,与左联领导层基本一致;《前哨》的团结对象由此转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成员,从诸多“宣言”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在团结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同时,《前哨》还表示出对国内非左翼人士的排斥,尤其是对民族主义文学者的排斥。团结国际左翼作家,排斥国内非左翼作家,让左联走向了“纯左翼”。就文艺思想看,《前哨》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排斥不同的文艺思想。创刊号和第2期是纪念专号,表达了左联坚决抵制国民党“摧残文化”“屠杀革命的文化运动者”的决心,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勇气展示了左联中心机关刊物的立场。第3期以后贯串的一条线索就是弘扬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第3期上萧三的《报告》占了几乎四分之三的篇幅,《报告》引导左联融入到国际革命文学运动之中;《革命作家国际联盟为国民党屠杀中国革命作家宣言》则喊出了“中国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万岁”的口号。此后的几期都从不同层面展示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根本看不到《文艺讲座》中提及的其它文艺思想。这样,从团结对象和文艺思想两个方面,《前哨》展现出来的都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

变化之二,由温和到激烈。《文艺讲座》的中心是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梳理国内“五四”以来文艺运动直至普罗文学的兴起,其目标是为了说明普罗文艺是国内目前最先进的文艺,与左联的宗旨一致。但这样的目标不是直接喊出来的,而是通过多方面的分析得出来的:或是对艺术本身进行分析,如《艺术概论》;或是对阶级和文艺的关系进行分析,如《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同化》;或是对中国的文艺运动进行梳理,如《中国新文艺运动》《文学革命之回顾》;或是对普罗文学进行说明,如《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或是对作品进行分析,如《〈一周间〉》。在这些分析或说明中,注重的是事实的罗列和逻辑的说理,即使作者有赞同普罗文艺的主观倾向,这种倾向也是理性分析的结果。这就让《文艺讲座》整体上显得很温和。即使是最为刻薄的批评,《文艺讲座》也显得不过火。《文艺讲座》中批评最为刻薄的当数华汉在《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对茅盾的批评,有讽刺、有嘲笑,但总体上仍是温和的:在和鲁迅、叶绍均进行比较后,作者得出茅盾实际上在和普罗文学战斗的结论,但这样的结论没有让作者愤怒,而是让他感到有点惋惜:“真想不到‘人生派的自然主义文艺运动的旗帜下,最后竟送出了这么样一个文艺战士!”[2]139与《文艺讲座》的温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前哨》言辞的激烈。很多《宣言》中有“反对国民党虐杀革命的作家”、“反对中国的白色恐怖”萧三:《给左联的信》,载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0年版,第2、4页。、“中国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万岁”《文学导报》第3期第16页。

这样的呼喊;萧三给左联的《报告》以“请接受普罗列塔利亚的革命的敬礼”作结;在文艺论战时,谩骂更是随处可见,如第4期上的《青年的九月》说民族主义文艺派是“狗种”、他们的文艺“露出他们的狗相”,第6-7期合刊上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说民族主义文学是“宠犬派文学”,民族主义文艺派“还只在叫、未行直接的咬……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等等。言辞的激烈还表现在对文艺运动和作品的分析上,第8期上《最近的苏联文学》用“文学的突击队”来形容苏联的普罗文学,第5期上的《〈黄人之血〉及其他》说《黄人之血》“就是‘过屠门而大嚼的意思”,写这些作品的民族主义作家是“仰承英美日帝国主义的鼻息而愿为进攻苏联的警犬”。言辞的温和与激烈,折射出思想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文艺讲座》对茅盾的批评与《前哨》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评,批评对象不同,茅盾和民族主义文学的性质也不同,但茅盾和民族主义文学都是各自批评最厉害的对象,但一个显得“温和”,一个措辞严厉,还是折射出两个刊物的风格和思想的差异。此外,《文艺讲座》和《前哨》的性质也不同,前者收录的是左翼理论文章;后者是左联的中心机关刊物,主要在内部流通,宣扬的是左翼的战斗精神。两种刊物性质的不同也影响到二者风格和思想的差异。

。《文艺讲座》的温和,意味着此时的左联即使不认同甚至不包容某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但至少还可以理解这些思想;《前哨》的激烈,意味着此时的左联以无产阶级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准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予理解。本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普罗文艺,是当时的文人在面对国内形势时的不同选择,都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在文艺总的价值取向上,二者并非水火不容,但左联认定普罗文艺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所以对民族主义文艺竭尽讽刺、谩骂之能事。

变化之三,由文艺到战斗。《文艺讲座》主要内容是对不同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不同文艺思潮的梳理,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从文艺本身出发来强调文学和社会的关系。《〈蒲列汉诺夫论〉》对普列汉诺夫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文论家,并没有直接说其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如何如何,而是从其对文艺的态度、对文学史的解释、对诗人的看法以及方法论等方面来展开具体的分析,从而让他的思想获得了坚实的文艺基础;《文学革命之回顾》在回顾革命文学历程的基础上,发现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畸形革命,从而得出了要走无产阶级文学道路的结论。当然,《文艺讲座》有自己的追求,这就是追求一种普罗文艺精神,但这种追求基本上是在文艺这个圈子里的追求,总体上没有忽视文艺的特点。到《前哨》,文艺自身的特点基本上消失不见,文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前哨”,文艺不再是文艺这个圈子里的事情,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号角。应该说,《文艺讲座》也有战斗的情怀,但它是希望通过对文艺本身的认识来战斗。左联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团结左翼文艺界人士来协调党的文艺活动,既然是文艺活动,首先应该将其活动基本上限定在文艺这个圈子里,这样才能真正开展好文艺活动,切实提高左翼文艺的水平,从而有利于战斗。到《前哨》时期,由于党的“左倾”路线,由于“左联五烈士”事件,一方面让左联意识到斗争的残酷,另一方面让左联失去了冷静,左联直接走向实际斗争的“前哨”,充溢于《前哨》中的,是各种战斗的宣言、论战以及组织机构的通知,偶尔有一点文艺分析,也充满了火药味。或许由于《前哨》是内部发行的机关刊物,这种强烈的斗争意识有利于将左联统一到党的旗帜下,但它对文艺本身的漠视又让左联丧失了它的“作家联盟”的文学特性,左联和一般社会团体之間的差别不见了。从思想动态的角度看,从《文艺讲座》到《前哨》,左联由明确的文艺意识而走向意识模糊,文艺上的联盟已成为社会斗争的战线。

变化之四,由接受到互动。这是就左联和国际无产阶级文艺组织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文艺讲座》花不少篇幅来展示苏俄的无产阶级文论,对苏联、日本等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也做了介绍,其用意很明显,即中国的普罗文艺需要接受苏联普罗文艺的经验,需要了解世界上普罗文艺的状况。对刚刚成立的左联来说,走普罗文艺的道路是坚定的,但如何走好这条路,中国没有经验,只能借鉴苏联这个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国家的经验,只能参考苏联经验在其它国家推广的情况。1930年11月,萧三受左联委派出席在哈尔科夫召开的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学大会,左联所从事的普罗文艺运动成为国际普罗文艺运动的一个部分,左联在贯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决定的同时,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对左联也给予实际的支持,《前哨》反映了这种情况,体现出左联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互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左联要了解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情况,也要将左联的境况报告给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第3期上萧三的《报告》让左联知道了国际普罗文艺运动的最新动态,第1期上美国“群众社”的来信提及左联曾向“群众社”通报国内的情况,并有为“五烈士”事件而发出的《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另一方面,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及其分支机构向左联及时反馈情况,对左联表示支持,第1期“纪念专号”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主席团来信》《美国“群众社”来信》,第2期刊登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对于中国白色恐怖及帝国主义干涉的抗议》,收来自德国、美国、奥地利、英国、日本五个作家的抗议书,同期的《革命作家国际联盟秘书处给各支部的信》要求包括左联在内的各个支部要互通消息。《前哨》中左联和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互动,至少透露出两个消息:其一,左联的普罗文艺运动不是在国内单打独斗,而是有很多国际支持的战斗;其二,左联的运动要服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统一安排。如果说《文艺讲座》对苏联等国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接受是为了摸索出中国的普罗文艺运动之路,那么,《前哨》中的互动则体现出这种摸索已让位于搬用和模仿,左联的思想也由开始的不统一趋向刻板和单一。

从整个左联的发展历程来看《文艺讲座》和《前哨》,可以更好地理解左联前期思想动态的变化对整个左联乃至左翼文艺运动造成的影响。《文艺讲座》在表示团结同路人的同时,还要求同路人必须站在左翼的大旗下,《文艺讲座》所要做的,就是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先进性进行理论上的阐释。由于左翼文艺运动遭遇挫折,《前哨》直接站到了文艺斗争的前线。在左联领导层看来,这种对纯左翼的追求,既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也是增加左联在国内文坛战斗力的需要。实际上,这差不多回到了左联成立前革命文学论争时的状况,革命文学论争是革命文艺阵营和鲁迅等革命阵营外人士的论争,左联前期的追求纯左翼,其实质则是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的宗派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走向关门主义,这会对左翼文艺运动造成伤害。在《文艺讲座》中有所体现而在《前哨》中得以集中表现出来的“纯左翼”思想,在瞿秋白离开左联后,持续发酵,到“两个口号”的论争,终于造成左联内部事实上的分裂。

参考文献:

[1] 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 冯乃超.文艺讲座[M].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

[3] 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J].新文学史料,1981(3):81-104.

[4] 王宏志.鲁迅与左联[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5] 王锡荣.“左联”与左翼文学运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6] 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 姚辛.红色劲旅之歌——左联小史(三)[J].党史文汇,2007(5):41-45

猜你喜欢

左联前哨左翼
早期乳腺癌根治术中行前哨淋巴结活检的临床价值分析
胡盛海
发挥派驻优势强化“前哨”作用
检验医学:精准医学的“前哨”
丁玲与《北斗》
软性电影
《文艺复兴》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
中国共产党以怎样一种领导方式推动了左联的成立
郭松棻哲学追问与文学创作中的左翼坚守
“左联”在中共意识形态建构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