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析、比较了简·奥斯丁（Jane Austin）时代以夏洛特·卢卡斯（Charlotte Lucas）为代表的英国中产阶级妇女与以钱多多为代表的中国当代“剩女”在政治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婚恋观等方面的异同，指出当代社会主流价值对女性的评判还是从男性中心论出发的，女性的“他者”地位仍未改变。

【关键词】 男权制；女性主义；“他者”；夏洛特·卢卡斯；钱多多；“剩女”

男权制（patriarchy）也称之为“父权制”，男权制文化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这一概念由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在其博士论文《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61）中首次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其本质特征是男权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男权制指的是由男性控制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男性主宰、决定一切，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男权制建立在“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基础之上，世间万物皆是二元对立的：男/女、主体/客体、主动/被动、善/恶、权威/服从等等。根据男权制，在每一组对立的概念中，第一种属于男性，第二种属于女性。在这种文化中，女性被建构为男性的“他者”（the Other），被剥夺了主体性和所有的决定权。[1]

米利特在其著作中通过对男权制多方位的考察，用大量事实证明当今社会中男性和女性从心理气质、性别角色乃至社会地位等都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由后天的文化建构的。这种文化精心维护着男权制，使其合理化、模式化、内在化，从而长久地统治着女性。米利特指出：“我们生命中的许多方面，如早期的‘社会化，成年的‘性行为经历，几乎都是学习的结果，甚至连交媾行为本身也是经过大量的学习做出的反应……这一切都是社会环境为我们规定的。”[2]在男权制社会中，性角色将女性限制在家庭的狭小范围内，女性的职责就是料理家务、照管婴儿，而其它的具有创造性的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为男性职责。总之，超越动物行为（因为动物也会生育、照顾幼崽）的、一切可以明确称之为人类的活动都属于男性领域。

男权制社会体制下，社会核心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是男性的：好的、正常的、值得褒扬的标准总是与男性及男性气质联系起来，从而把女性边缘化。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信息总是将女性摆在次等的位置，贬低女性的角色，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低于男性。限制、阻碍女性的创造力、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诸多领域，将女性客体化。男权制思想的主要后果之一是“使男权制思想体系深层意识化......妇女遭受的鄙视一旦在她们身上被深层意识化，她们便会鄙视自己并相互鄙视。”[3]

一、夏洛特·卢卡斯与钱多多所处社会女性状况比较

《傲慢与偏见》中夏洛特·卢卡斯与女主角伊丽莎白·贝内特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前者代表了简·奥斯丁时代大多数中产阶级妇女的现实境况，而后者则是作者理想中的女性，因而选取这一人物进行分析更具现实意义。钱多多是当今中国城市典型的“三高女”（高收入、高学历、高智商）或曰“剩女”的代表。

从这个对比表中不难发现，从夏洛特·卢卡斯到钱多多，女性在政治权利、经济地位以及受教育程度方面已经基本与男性平等，而且婚姻对于女性的意义也从过去的经济依附转变为如今的自主选择，社会进步意义明显。但是在男权制社会中，社会的主流审美标准依旧是男性的，这就决定了所谓“剩女”周围的社会环境对她们的评判必定是男权的，认为女性的最终价值仍旧在家庭中，如果有女人胆敢不遵从这一标准，那她们必定是“异类”，必将遭受谴责、污蔑甚至是歧视、压迫。而更可悲的是这种审美标准不但是广大男性评价女性价值的准绳，而且也会内化为广大女性内心评价自己及女性同胞的准则，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男权制，有意或无意地限制或压迫着女性同胞的自由意志，维持女性的“他者”地位。

二、夏洛特·卢卡斯身上折射出的“他者”地位

“男权制统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对其女性臣民进行的经济上的控制。”[4]而正是因为夏洛特·卢卡斯对自身生活无经济保障这一现实的清醒认识，她对婚姻生活才有了这样物化的认识：“对于受过良好教育却没有多少财产的青年女子来说，嫁人是唯一的一条体面出路；尽管出嫁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归是女人最适意的保险箱，能确保她们不致挨冻受饥。”[5]由此可见，婚姻对于经济处于依附地位的广大女性来说，首要作用是解决她们的生存问题以及获得社会认可。女性不是与男性对等的具有自由选择意志的主体，而是被降到了物化的客体位置。对她们来讲，幸福并不意味着夫妇心灵的沟通、精神的默契，而是住宅、家具、邻居、道路以及由婚姻带来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网等等。

尽管小说中的其他女性同夏洛特·卢卡斯在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乃至个人修养、相貌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她们无一不是当时男权社会的“他者”。当时，“才艺是上等社会和中等社会女性教育的主要内容。目的不是用来自我娱乐和自我完善......她们装饰自己是为了更能吸引可能和自己结婚的人，并且让自己成为社交聚会上的宝贝。”[6]她们努力在音乐、舞蹈、美术领域所取得的“才艺”以及在仪表步态、嗓音语调、谈吐表情等方面的提高都只不过是为了在婚姻市场中提高自己“身价”的砝码而已，换句话说，都是为了换取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的青睐。以此类推，小说中无论是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宾利小姐、达西小姐以及德布尔小姐，还是经济状况较差的贝内特姐妹、卢卡斯姐妹等等，都是当时男权社会中的“他者”。她们个体之间虽然有很大差别，但是作为女性群体，都处在男性统治之下，毫无自由意志可言。

由于处于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男权制社会中，像夏洛特·卢卡斯这样的大龄未婚女性承受着来自家人及社会的极大压力。当得知女儿即将出嫁时，卢卡斯夫妇“乐滋滋地爽然答应了”、“全家人都为这件事感到欣喜若狂。几个小女儿心里带来了希望，觉得可以早一两年进入社交界了，男孩子们再也不担心夏洛特会当一辈子老姑娘了。”[7]由此可见，这样的一个男权社会把未婚的女性异化成了一个男性亲属的经济负担，阻碍其妹妹追求“幸福”的绊脚石，对其本人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可想而知。更为可怕的是众多女性浑然意识不到作为女性共同的“他者”地位，而且自觉地用男权思想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甚至从言语、态度及至思想意识深处嘲弄、鄙夷其他女性。贝内特家最小的女儿，15岁的莉迪亚对两位姐姐说的一番话充分表明了当时男权思想在女性意识的深层内化：“让我们听听你们走了以后有些什么经历。见到过合意的男人没有？跟人家勾搭过没有？我满心希望，你们哪一位能在回来之前找到一位夫婿。我敢说，简马上就要变成老姑娘了。她都快二十三岁啦！天哪，我要是二十三岁以前还结不了婚，那该多丢脸啊！”[8]从这番话可以看出，婚姻是女性的最大价值体现这一男权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深深地烙入年轻女性的头脑中，已经成为她们从年幼时期就确立的毕生追求。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在深层意识中已经把自身的价值依附于男性的选择了。

三、以钱多多为代表的“剩女”们“他者”地位

首先《钱多多嫁人记》开篇就讲“这是一部剩女启示录”，这样的开头就具有极强的男权色彩。“启示录”一词首先让人联想到的便是《圣经》中的“启示录”。放在“剩女”之后意味着“剩女”是一群需要被解救、被救赎的群体，而很明显解救她们的主体只能是男权社会中被赋予了极高权威的男性，由此形成了拯救者——被拯救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女性的“他者”地位被明白无误地传达了出来。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及情节设置也是完全符合这种“启示录”设想的。男主人公许飞就是拯救女性弱者钱多多的“救星”或“上帝”。钱多多在许飞眼中从“幼稚可爱”到“楚楚可怜”，再到“陌生丛林里不知所措的小动物”，从这些措辞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一位高高在上的、强大的男性救世主对一位卑微可怜的、弱小女性的怜悯之情，这位男性是来“拯救”这位女性的。而这位可怜的、等待被施救的女性终于被强大的男性“拯救”：“好像一只终于找到同类的小动物，累了，又充满安全感。”[9]而拯救她的最终形式是婚姻。

再次，作品中不但用了诸如“相亲市场上的过季菜”、“滞销品”等词把大龄未婚女性物化，而且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对女性不婚状态的终极否定，把已婚/未婚和好/坏二元对立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抹杀女性在其他领域的一切成就，这完全是男权制在婚恋领域的极致发挥。而且这种对于女性不婚状态的否定态度往往是通过她们周围最亲密的亲戚朋友、共同工作的同事以及由此构成的整个社会关系网传达出来的，从而给所谓的“剩女”造成了最大程度的心理压力。“大龄未婚者会被认为是生理或心理有问题的异类，有着先天或后天的缺陷而被‘剩下”。家里有个不出嫁的女儿，对家族而言几乎是一种耻辱，现实层面上家庭生活的压力也会大大增加。对于女性而言，如果因为缺乏谋生手段，无法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更会受到同胞兄弟的嫌弃——其主要原因在于剩女的存在会影响到将来家庭财产的分割。[10]作品第一章中明确描述了钱多多在职场的成功，但是“走出公司之后，这种成功在她的生活里一钱不值，没人为了多多的光速升迁而感到骄傲。相比之下，才毕业没两年就开始欢欢喜喜准备嫁人的圆圆才是众家姐妹想要学习的对象。”[11]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女性虽然在政治、经济领域可以取得同男性一样的、甚至是更优异的成就，可是社会普遍的价值评判中，对女性的要求依然是“贤妻良母”。对于女性的这种规定无视女性的职业发展、兴趣爱好，直接把女性的价值绑定到某个具体的男性、家庭中去，把女性的发展局限在非常狭小的私人领域。再者，由钱多多的相亲经历来看，对于部分男性而言，虽然他们也认同女性独立的经济地位，但是这种独立性必须是低于男性的，必须符合“男强女弱”标准。当婚姻中男女两性的职业发展有冲突时，女性理所当然要牺牲自己的事业来支持男性的发展。男权制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维模式丝毫没有改变。最后，社会对于男性未婚状态和女性未婚状态的评价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钱妈妈与钱爸爸争论时是这么说的：“什么大了，她都快三十了。我要是生个儿子，三十有房有车倒是好事，可多多是个女孩子啊。”[12]一语道破社会对单身男性的和单身女性截然不同的双重评价标准：大龄男性的不婚状态是正常的，甚至是值得嘉许的，而同等情况的女性则是不正常的，应该受到鄙视、谴责的。女性纵然可以在职场与男性平起平坐，但仍然必须符合男权制社会为其规定的归宿：家庭，必须依附男性才能实现其终极价值。总之，众多的所谓“剩女”在这样的价值体系当中很明显是受批判、歧视的对象。

更为可悲的一点是，尽管当代女性在各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思想意识层面，传统男权制社会对于女性的评判标准已经内化为很大一部分女性的心理定势，她们自觉地用男权社会的标准约束着自己，同时对于不遵守这种规范的女性同胞进行讥讽、逼迫、甚至人身攻击。例如，钱多多的表妹圆圆自觉地把自己限定在男权社会为女性设定的立足领地——家庭中，因为未婚夫不喜欢事业型的女人，从而自觉把自己降格为男性的“他者”。她还对自强自立的表姐钱多多表现出怜悯之情，说她工作太辛苦。圆圆放弃自己独立自主的机会只是因为有一个强权的男性不喜欢看到以事业为重的女性做他的妻子。而这位“弱者”女性圆圆结婚后就可以享受家庭生活带给她的“安逸”，开始全职太太的生活，再也不用工作，由此把自身的价值完全依附于一位男性。还有很大一部分女性认为自身价值的体现一定要通过与男性结成家庭才能实现，不婚女性的价值是无法彻底实现的。钱妈妈听到女儿升职的消息，非但不为女儿的成就感到骄傲，反倒是抱怨女儿的事业阻碍了其进入婚姻，而且坚持“反正我们家的女儿就得跟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孩子！”[13]反映出社会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女性的事业与女性的全面发展是完全隔离开来的，认为女性事业的发展非但没有促进女性的幸福，反而阻碍了女性走向幸福地婚姻。不结婚生子的女性是不正常的。从而在审美意识层面限制了女性的发展。

不但社会中绝大多数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男权制思想规范着自己的行为，而且还自觉应用这一思想约束其他女性同胞的行为，自觉为男权至上行为辩护。具体表现为不信任女性能力，认为有所作为的或者超越男性能力的女性是非常态的，进而怀疑、否定这类女性，甚至会进行人身攻击。例如，小说中人事部的两位女性同事是这样评价钱多多及其前任女上司的“‘谁不知道钱多多和之前的那个澳洲总监关系好？你说她都快三十了还没结婚，男朋友都没见过一个，前总监也是个独身女人，她们是不是那个什么的蕾丝边啊？”[14]这种把女性的工作能力与不正当的拉关系、甚至性取向有问题等同的观点在社会中到处可见。总之，在男权制的价值评价体系中，“剩女”不但受到男性的排挤，同时也受到众多具有男权思想的女性同胞的讥讽甚至中伤，女性共同的“他者”地位显露无疑。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两百多年前女性毫无政治、经济地位可言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还是当今中国女性已经取得几乎同男性同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21世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仍然是男权制的，认为女性最终的价值还是体现在婚姻家庭领域，而且这种男权思想已经深层内化为众多女性评价自己及女性同胞的准绳，女性在人们思想意识领域当中的“他者”地位并没有改变。

【注 释】

[1]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郑克鲁译.第二性[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3.

[2][3][4] [美]凯特·米列特，宋文伟译.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1；64-65；48.

[5][7][8] [英]简·奥斯丁，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16；116；202.

[6] [英]玛吉·莱恩，郭静译.简·奥斯丁的世界[M].海口：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75-76.

[9][11][12][13][14] 人海中.钱多多嫁人记[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168；6；237；138；138.

[10]陈友华，吕程.剩女：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J].学海，2011（2）.

【作者简介】

桑凤琴（1981-）女，甘肃高台人，硕士，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