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春梅

他，曾是我国最有名的两座高等学府的优秀学子，清华大学为他专设了纪念馆，北京大学将他的名字刻在该校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上；他，曾投笔从戎，创建了东北第一支人民武装，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抗日第一枪”；他，虽蒙受不白之冤，被错误开除党籍，却仍对抗日痴心不改；在他牺牲16年后，周恩来面对其遗像，仍然泪流满面：“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他的名字叫张甲洲。

不畏艰险，投身抗日救亡

张甲洲，字震亚，号平洋，笔名火花，化名张进思。1907年5月21日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张家油坊屯一个大地主家庭。1923年，他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齐齐哈尔第一中学。学校的一位数学老师常给学生们讲授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让张甲洲知道了列宁、斯大林，还有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后因他积极参加反抽丁、烧日货活动和反对东北军阀张作霖在学校招兵上街游行，而被开除学籍。同年，张甲洲就读于沈阳文华中学，当选为沈阳市学生会主席，又由于领导学生为五卅惨案举行游行示威，支援工人罢工，遭到学校开除。1926年，张甲洲考入齐齐哈尔甲种工业学校，被选为黑龙江省学生会主席，因为反政府、闹学潮，引起当局注意，被认为是赤化分子，而遭逮捕入狱。

1927年，出狱后的张甲洲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为东北藉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1930年，因营救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而被捕的清华大学同学，再次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中共党员冯仲云等进步人士，思想上发生很大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8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他又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组织关系转到清华党支部，并先后兼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和代理北平市委书记等职。为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险恶用心，张甲洲与胡乔木等人一起参加了《北方青年》《现代中学生》等进步刊物的创办工作。清华大学的同学们评价说：“清华俩秀才，张甲洲善说，胡乔木善写。”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东北军执行“绝对不许抵抗”命令，东北很快沦陷。为开展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张甲洲等发动、领导北平20多所高等院校学生游行、示威、演讲、静坐、绝食。《清华校友通讯》记载：“十冬腊月天，张甲洲披着灰棉袄，敞着领口，一绺浓发带着汗珠覆在额头，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永远是那么匆忙，却能通宵达旦地畅谈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责任。次日凌晨，又赶回清华大礼堂，大声疾呼抗日救国。”10月5日，北平学生先头队到南京示威游行时，被国民党军警残暴镇压，10多人受重伤，100多人被捕。作为南下示威请愿团总指挥的张甲洲，准备率全国3万学生到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为加以阻止，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下令拒绝载运请愿团。张甲洲带领学生横卧铁轨，强烈要求当局放行，导致铁路瘫痪3天，北平交通内外隔绝。当局被迫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

12月14日，张甲洲肩披“总指挥”绶带，带领3万大学生，呼口号、打横幅、撒传单，浩浩荡荡向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走去。16日上午，张甲洲获悉国民党中央正在开会，又率示威请愿团前往，缴掉守门卫兵枪械，用石块击毁门上的国民党党徽，高呼：“蒋委员长出来！”“反对投降！”“反对内战！”时任京沪卫戍司令的陈铭枢企图鸣枪下令军警弹压，张甲洲让3名学生按住陈铭枢，下了他的手枪，并用枪顶住他的脑袋，说：“立即命令他们撤退，不许镇压，不然先打死你！”陈铭枢吓得慌忙让军警撤去。

国民党《中央日报》却发表文章歪曲事实、欺骗公众，称“学潮受赤党操纵”，“混进极少数坏人”，“是违法的动乱”。鉴于此，17日上午，大学生们又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怒砸《中央日报》经理室、编辑部、总务处、印刷厂，高喊：“打倒腐败政府！”“反对卖国外交！”“反对内战！”“出兵抗日！”“惩办卖国贼！”“蒋委员长不出来不罢休！”

蒋介石恼羞成怒，决定调兵坚决镇压。虽然国民党元老、中央考试院院长于右任跪求说：“学生是在敦促政府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呀，有点过激言行也是无罪。学生爱国，我爱学生。老朽感动，南京感动，全国感动啊！要保护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绝不可向学生动武。”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你老先生好糊涂，怎么也信了赤色宣传？！什么抗日救国，他们是要推翻党国！我蒋某人不抗日！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中国的国情。我是党国领袖，要对国家负责，我不能任由他们闹下去！”于是，在珍珠桥的镇压造成38名学生牺牲、692名学生重伤、100余人被捕。当晚，国民政府又派出大批军警搜捕学生，并武装遣送学生返回原地。

“珍珠桥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学生和爱国群众纷纷举行抗议活动，掀起了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高潮。12月20日，全国工厂、学校、商店、车站下半旗，为死难者志哀。24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合肥等地的学生、工人、市民举行了数百万人的示威。

创建队伍，打响抗日第一枪

“珍珠桥事件”让张甲洲意识到“要想驱逐日寇，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年底，他前往上海，找到中共中央特科科长陈赓，要求尽快见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陈赓带他去见了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

听完张甲洲准备回老家搞抗日游击队的设想后，周恩来毫不含糊地表示：“张甲洲同志，我代表党中央支持你！星火可以燎原，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被中国人民打败！”张甲洲告辞时，周恩来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甲洲同志，革命胜利再见！”

1932年4月，在哈尔滨市道外16道街街口文具店，张甲洲同中共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中共满洲省委很快决定：组建巴彦抗日游击队，由张甲洲任司令，省军委书记赵尚志任政委。

张甲洲利用社会关系，日夜奔走在城镇、乡村，找乡亲，访朋友，动员爱国志士，联系各方面武装力量，发动大家抗日救国，并以张家油坊为根据地组织抗日队伍。

5月23日（农历4月18日），张甲洲借庙会人多混乱之机，以自己结婚，请大家喝喜酒为名，集合起了200多人的队伍。酒宴后，大家从木箱子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枪支弹药，带上红袖标，打起“巴彦抗日游击队”大旗，在巴彦县镇东乡七马架小学操场宣告“巴彦抗日游击队”成立。张甲洲腰扎牛皮带，腰挎两支“二十响”匣枪，挥舞着拳头大声说：“国破山河碎，无国焉能有家，日寇占我中华，杀我人民，我们就是为了抗击日寇，拯救国难，才走到一起来的。现在宣誓：抗战到底，绝不投降！宁在枪下死，不当亡国奴！”

此时，一架日本侦察机来到操场上空盘旋。“小日本儿飞机来了，打他狗日的！”张甲洲一声令下，随着“啪”一声枪响，操场沸腾了。

会后，队伍开进洼兴驻扎训练，并广泛开展宣传，继续动员群众参加抗日队伍。

巴彦县城的敌伪官员对此大为震惊，派出大批军警前来“围剿”。然而，通过东山、骆驼砬子两次战斗，巴彦抗日游击队不仅突出了重围，队伍也像滚雪球一样，日益壮大。张甲洲的口号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跟我们打鬼子，一律欢迎。

随着游击队的发展壮大，武器弹药更加显得捉襟见肘。为解决装备，也为震慑汉奸，7月16日，张甲洲决定攻打巴彦北部龙泉镇。镇长张振禄（外号张八瞎子）仗着有高大的围墙、炮台和警务分局的警察、机枪、老母猪炮等，不仅不让部队进镇，甚至叫嚣：“张甲洲的笔杆子直溜儿，可惜枪杆少了点儿，就那么点人马还敢沾老子地皮？”“想进来随便用兵。”张甲洲命令部队从东、南、北三面冲击，仅半个小时，便缴获步枪82支，占领除西街路北外的全镇。在西街路北张振禄家大院，张甲洲赤手只身闯到大门前，高喊：“要打死我，你们就开枪吧！不敢打死我，就放我进院，我有话和你们说！”张振禄当即被镇住，只好叫人打开大门。但其在县警备队当小队长的儿子，却朝张甲洲开了一枪，子弹擦着张甲洲的头发丝飞过。张甲洲毫不畏惧：“国难当头，我们打鬼子，你们拿枪打我们，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吗？”

“请您息怒，啥事好说好说。”张振禄赔着笑脸。

“抗日救国，理应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你们不打，把子弹借给我们，打完日寇还给你们。”张甲洲义正词严。

“抗日人人有份，这事理我明白。可我，我这点枪弹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张振禄推托。

“抗日是最大的政治，小家必须服从大家。子弹给我们，算是对国家有贡献。不借，显然是留给日本人，难道你想当汉奸吗？”张甲洲逼问道。

“王八犊子才那样干，我若当汉奸不得好死。”张振禄起誓。

“不想当汉奸，就得借子弹，不借子弹，就是汉奸。自己选择吧！”张甲洲亮出了底牌，“告诉你，今天是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不借，我是绝不能走的！”

“不走？毙了你！”张振禄的儿子满脸杀气，并把枪口对准张甲洲。

“你们可以把我杀掉，但我的部队在门外，绝便宜不了你们！何去何从，请便！”张甲洲一边说，一边闪电般地将枪夺到手中，顶着张振禄儿子的脑袋，“你真的想动手吗？”“张司令，饶命，饶命！”张振禄儿子吓得屁滚尿流。

“好吧，张司令，我服了，我给。”张振禄终于低下了头，献出25000发子弹。

这件事传开后，许多人纷纷向游击队捐献枪支弹药、马匹和粮食等物资，支持抗日。

7月下旬，张甲洲率队奔兴隆镇西部，到兰西一带活动。一路破土窑，攻城镇，收缴自卫团的枪支，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所向无敌，往返月余，行程千里，队伍壮大到千余人。

8月30日，张甲洲决定攻打巴彦县城。拂晓时分，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巴彦抗日游击队英勇出击，顺着云梯翻入城内。张甲洲用两把匣枪左右开弓，率一大队压向日军兵营，将日军逼到一栋大营房里，然后命令贴身警卫背上手榴弹爬上房脊，揭下青灰瓦，顺着窟窿往下扔，日军顿时灰飞烟灭。此役，共消灭一个日军小队、一个伪军大队、一个警察队和一个商团。游击队立刻展开抗日救国宣传工作，提出的口号是：“老乡们：联合起来，铲除汉奸！”“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驱逐日寇出东北！”“只有武装抗日，才能救中国！”同时，打开粮仓，赈济贫民。

10月29日，张甲洲下令攻打东兴。东兴是一个山区的小县城。内有县公署、警察署、设治局、保卫团，还有红枪会，共有敌伪武装300多人。下午3时战斗打响，游击队从西、北、南三面合围，逼近城门。城内伪军用红枪会打头阵，出城冲锋，结果被游击队员打得横尸遍野。在游击队的猛攻下，敌人渐渐不支，纷纷由东门出逃。余下的则走出城门叫喊：“别打了，别打了，城里让你们进去！”

张甲洲实行反日大同盟政策，联合各种武装力量，使得巴彦抗日游击队攻城掠地、无往不胜，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劲旅。日伪军政当局哀叹：“悍匪张甲洲，满洲治安之癌。”

身处逆境，抗日痴心不改

正当张甲洲率领巴彦抗日游击队在东北英勇杀敌的时候，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却向团长王明进言：“张甲洲太不把您放在眼里，竟然拒不执行您的指示，弄个巴彦抗日游击队，不斗地富，专打日军，影响国际大局。应该命令国内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职务。”王明表示同意。

随即，中共中央北方五省会议无视东北已遍地日军的现实，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武装保护苏联”的口号。巴彦抗日游击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为师长，赵尚志任政委。独立师不仅要执行王明的极“左”路线，攻打哈尔滨、沈阳、长春、齐齐哈尔，而且不再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此导致许多开明人士、地主富农不再支援抗日部队，甚至与日伪军联合“围剿”。部队上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渐渐疏远离队，导致减员相当严重，加上弹尽粮绝，独立师四面楚歌，每况愈下。

1933年1月19日，由于独立师被反动武装打散，全师只剩70余人，张甲洲只好在姜家窑前屯外树下，采取“磕大帮头”的形式，举行了散师会。张甲洲心里非常悲伤，但他仍慷慨激昂地告诉大家：“把枪都带回去，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不能死心，鬼子一天不除，我死不瞑目！”并特别嘱咐：“我们回家以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当丧权辱国的秦桧，宁死也要当精忠报国的岳飞！”

巴彦游击队自从1932年5月23日成立到1933年1月19日被解散，只存在7个月零27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

但当张甲洲到哈尔滨向满洲省委汇报，怒斥王明的“左”倾路线纯属瞎指挥时，省委相关负责人反而指责张甲洲“犯了右倾路线错误，必须做出深刻检查”。

“究竟谁犯了路线错误还难说。”张甲洲当即顶撞。

“什么？难道你敢怀疑王明、康生同志？他们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你反对王明、康生同志就是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党！”对方立刻大扣帽子。

3天后，省委决定：“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

“不管是否开除党籍，我照样生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张甲洲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1933年7月，张甲洲化名张进思，只身来到富锦县中学，从事秘密工作。他仅用3个月就学会了日语，考上二等日语翻译，并很快当上校长。与此同时，张甲洲联系抗联三军、六军、七军、十一军，提供情报、枪支和电台，还策动伪警察署长率部起义。

张甲洲的行动，也引起了日军的警觉。中共北满省委决定让张甲洲立即撤出，任抗联第十一军副军长。

1937年8月28日早晨，张甲洲等带着400多套衣服、100支枪、30000发子弹、一台收音机、一本地图离开富锦城，奔赴抗联。当众人行至董老茂屯边时，突然遭到伪军警的伏击。张甲洲不幸小腹中弹，血流如注，仅留下一句：“抗日到底！”便闭上了眼睛，年仅30岁。

1953年1月，周恩来冒雪缓步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当他来到张甲洲遗像前时，足足5分钟一动不动，一言不发。随后，他慢慢地鞠了3个躬，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张甲洲同志，我们又见面了。张甲洲同志，中国人民感谢你！”

岂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张甲洲又被戴上了“大土匪”“假党员”的帽子，再次蒙冤。

历史是公正的。1984年9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在写给巴彦县委办公室的复信中深情回忆：“张甲洲是我在清华时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东北烈士纪念馆重新展出了张甲洲的遗像、遗物。2002年9月28日，黑龙江省革命烈士基金会还在巴彦县城建起了张甲洲铜像和巴彦抗日游击队纪念碑。2005年8月15日，富锦市修建了张甲洲纪念碑，清华大学张甲洲纪念馆也正式开馆。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