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市

中央特科的一名战士

1927年，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中共中央在上海虽也有保卫组织，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力量不足，导致蒋介石突然发动政变时，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中共中央决心加强党的保卫工作，11月，中央在上海成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保卫自己。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设总务、情报、保卫3个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兼）。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对特科进行了调整，由陈云负总责。

中共中央在特科下设第二科，把搜集情报的重任交给了陈赓，他一方面觉得肩负的责任重大，另一方面也深感缺乏这方面经验。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作呢？开始时，陈赓心里没底。虽然党派他去苏联学习过，但在那里只停留了4个月时间，还是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经验，对于一个在战场上拼杀的营长，要在党的情报工作这张白纸上写好画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陈赓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他认为，要在敌人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开展情报工作，依托家庭做掩护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于是，他冒险和家人住在一起，让外人觉得这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即使如此，在敌人白色恐怖下做情报工作，还是险象丛生，陈赓在两年之内搬了5次家。

由于工作需要，陈赓经常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外表，有时穿一身青缎子褂裤，裤腿上紧扎黑色缎带，俨然上海“小开”（源于上海方言，即指富家子弟）打扮；有时歪戴便帽，很多头发露在外面，张飞式的络腮胡子从下巴延伸到耳边，与头发连接在一起，酷似红帮成员。在中央特科二科任上，陈赓又给自己取了个名字：“王庸”，他经常和警察、特务、巡捕、包探等混在一起，热情地与他们交“朋友”，时间一长，他与上海三教九流甚至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建立了“关系”，见了面，这些人都称呼他“王先生”。

1928年初的一天，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一家戏院里举行，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和巡捕突然包围了这里，与会人员混在看戏的观众中出不去，情况很危急。敌人正准备分头行动，陈赓急中生智，立即站出来表示要和巡捕警探们合作，只见他神情自若地走上来，热情地同特务、巡捕们打招呼：“你们忙啥呢？”一个特务在他耳边悄悄地说：“王先生，瞧我们抓共产党吧。”陈赓顿时露出好奇的表情：“抓共产党，那太好了，弟兄们，算我一个，信不信得过我？”“好啊！”特务们一听，纷纷嚷道，“王先生，走，同去，同去。”分头行动时，陈赓主动地提出：“这个出口我来把守吧。”特务们均跷起大拇指说：“王先生，有胆量，那我们不奉陪了啊。”有个特务还叮嘱了他一句：“王先生，当心些，共产党很厉害的啊。不行了，就喊我们帮忙。”陈赓回答说：“放心吧，抓住共产党，兄弟们请我的客。”“没问题。”可是，当国民党特务和巡警们冲进戏院里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早已从容地经陈赓把守的出口离去了。

后来，陈赓与上海国民党特务头子拉上了关系，和青帮首领杜月笙及其下面的小头目也拉上了关系，还经常与英国、法国巡捕房的上层人物打交道。有几次，中共机关眼看就要遭到破坏，中共高级领导人处境危险，因为事先得到了陈赓提供的情报，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避免了灾难。有人不幸被捕了，陈赓也利用他在上海的各种关系，想方设法进行营救。

后来，国民党特务首领戴笠发觉了陈赓的革命活动，就下令通缉他。英国巡捕房接到通缉令后，急忙通知“王先生”，让他协助抓陈赓，于是，在上海就发生了陈赓抓陈赓的有趣故事。

“封”许世友为“大刀团长”

在中共高级指挥员中，陈赓是最早既在红四方面军又在红一方面军战斗过的高级将领。1931年9月底，他受中共中央委派，离开上海，经河南省南部，进入大别山，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先任红四军三十八团团长。一个月后，红四方面军成立，他担任红十二师师长，下辖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和三十六团3个团。红三十四团团长是许世友；三十五团团长是高绍先，1932年在红安作战中牺牲；三十六团团长是徐海东。

在红十二师的3个团长当中，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是员猛将。他少林寺出身，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并且对大刀特别钟爱。三国时候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用的是一把青龙偃月刀，许世友特别推崇关羽用刀与敌人拼杀的神功，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咱们红军弹药不足，大刀是冷兵器中最为便当、最能让敌人胆寒的武器，我们用大刀与敌人拼杀，可以弥补武器和弹药不足的缺陷。许世友平时的生活就是打仗、喝酒、睡觉，再有空闲时间就是练武，带领干部战士舞大刀。陈赓认为，许世友是十二师中一员难得的虎将，一有硬仗恶仗，总会想到许世友。

湖北黄安县城的守军是国民党赵冠英的第六十九师，经过红军长时间的围困袭扰，士气很低落。1931年11月10日夜，陈赓指挥十二师击退敌增援部队后，开始进攻黄安城外的东王家据点。11日，赵冠英派两个团出城增援，被陈赓早已安排好的高绍先的第三十五团和徐海东的第三十六团击溃，退回城内。14日凌晨，陈赓命令第三十五团攻击城外另一据点下徐家，而把许世友的第三十四团摆在黄安城南三里店一带。许世友指挥部队占领大路两侧有利地形，抢修工事，以防敌人南逃。14日上午，城内敌人两个团果然出城南逃，许世友率领红三十四团英勇阻击，双方展开激战。敌人的炮弹把无数碎石、泥块掀到空中，轻重机枪吐着猩红的火舌。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仗着人多势众，嚎叫着向许世友率领的红三十四团阵地猛扑过来，突破了部分前沿阵地。

正在指挥全师攻城的陈赓，手拿望远镜看到敌人突破了三十四团阵地，十分焦急。正在这危急时刻，只见许世友从背上抽出雪亮的大刀，率领干部战士冲入敌群，同敌人展开肉搏。由于许世友经常教部下一些武功，在三十四团，人人会打拳劈刀，论单兵拼杀能力，敌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许世友率领干部战士左一刀，右一刀，前挑后戮，刀刀见红，砍得敌人血肉横飞，魂飞胆裂，只得狼狈逃窜。就这样，许世友率领三十四团一鼓作气又把阵地夺了回来。陈赓见此情景，高兴极了，立即命令所属各部队更加猛烈地攻城。

眼看十二师马上就要占领黄安县城了，就在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再次拥向西南门，企图从这里逃脱。当敌人接近时，许世友率领干部战士跃出战壕，冲入敌群，又和敌人展开肉搏。逃敌就像泛滥的洪水碰到坚不可摧的堤坝一样，立即改变方向逃窜。许世友挥舞大刀，率领干部战士一路追赶，不仅把敌人赶了回去，还尾追敌人突入黄安城内。陈赓命令第三十五团和黄安独立团正面阻敌，自己率领三十四团一部和第三十六团，绕到敌人侧后猛攻，战至12月27日，陈赓率领十二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将城内的敌人全部消灭，敌师长赵冠英被活捉。

红军占领黄安县城后，陈赓对许世友半开玩笑地说，许和尚，你的大刀杀敌威力这么大，干脆改名叫“大刀团长”算了。从此，许世友的大刀团长威名远扬。多年后，许世友谈及他的这个“大刀团长”绰号十分得意，他说，这是陈赓大将封的，那时候，在敌群中耍大刀最过瘾！

治伤途中成功脱险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西进。受伤的陈赓坐在担架上，日夜颠簸，伤势越来越重。他不愿意再拖累部队，加之对张国焘路线不满，拒绝了张国焘让他当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的意见，要求离开部队去上海治疗腿伤，获得组织批准。10月下旬，部队行进到河南省南阳与新野县之间，陈赓便化装成商人模样，独自一人，肩上扛着个褡裢，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部队，向北走去。

本来，陈赓去上海治腿伤，走武汉最近，坐上船沿着长江一路顺水就到了。可是，红四方面军越过平汉路时派出一支部队佯攻武汉，蒋介石非常惊慌，急忙调集重兵防守武汉，这样陈赓就很难进入武汉了，只好从陆路绕道去上海。

这时，红军刚刚过境，国民党军防范很严，陈赓刚走出一段路，就被国民党民团的几个团丁给拦住了。他给了他们一些钱，才闯过了第一关。随后，他雇了一个小推车夫，推着他继续往前走。夜晚住在一家客店里，国民党民团的人来查店，盘问陈赓：“你从哪里来？”有着丰富白区斗争经验的陈赓从容地回答：“我是从湖北省樊城来买桐油的。”团丁又问：“你怎么是湖南口音？”陈赓答道：“湖南湖北是邻省嘛，我在樊城亲戚家当学徒。”一个团丁突然问：“你住在樊城哪条街？”这下可把陈赓问住了，他没去过樊城，不知道那里的街道名称。他急中生智，想到樊城濒临汉水，就回答说：“我住在河街上。”说来也巧，樊城正有一条沿河走向的街，而且确实是桐油商贩的聚集地，团丁们没有问出破绽，但还是对他有些怀疑，打算第二天把他带到南阳城里去。这天晚上，4个团丁在店铺住下，并且要求陈赓睡在他们中间。

陈赓见势不妙，拿出20元钱交给店铺的老板，对他说：“8元钱存在店铺的柜子里，以后我回来再取。”老板知道这是行话，实际上是陈赓送给他的。陈赓又说：“剩下的12元，你去买些酒菜和鸦片烟，供这4个团丁吃和吸。”在陈赓的殷勤劝诱下，4个团丁喝得酩酊大醉。就在这天深夜，在店老板的帮助下，陈赓骑上一头毛驴逃走了。

第二天，中共鄂豫边临时省委交通员老李，带着化了装的陈赓，来到新野县城以北15公里处的樊集第二高等小学，找到了以教导主任身份为掩护的中共新野县委宣传部长王慈如。老李向王慈如交代说，这是一位红军干部，要尽早护送他到南阳去。王慈如赶忙在学校里找了个地方把陈赓隐蔽起来，并安排人照顾他的生活，随后找了一位熟悉情况的人护送陈赓去南阳。陈赓化装成商人，护送他的人化装成他的伙计，雇了一辆小推车推着陈赓走。当走到离南阳城还有16公里的关爷庙时，又遇到了设卡盘查行人的民团。团丁们在盘查他们3人时，一方面感到这位客商有派头，不敢进行细查；另一方面又对这位客商的外地口音和他不下小推车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两个团丁嘀咕了几句，命他们3人暂时在路边休息片刻，留下的团丁继续盘查其他行人，另一个团丁若无其事地往北走了。有着丰富白区斗争经验的陈赓马上意识到，那个团丁是报告他的上司去了，如果他的上级来了，那就更危险了。于是，陈赓示意护送他的人，让他大声说：“咱们到南边那个饭铺吃饭去吧！”3人迅速离开了哨卡，绕路返回了樊集第二高级小学。

随后，王慈如把陈赓安顿到一名中共党员家里，然后和南阳中心县委联系，约定了接头暗号、时间和地点，派人于黎明前护送陈赓经新集乘船渡白河，在河东岸与南阳秘密交通员接上头，然后领着陈赓到了南阳。陈赓从南阳辗转几日，到了郑州，住进了一家旅馆，准备转乘陇海路火车到徐州，再去上海。他怕暴露身份，就换了件像样的衣服，但还是被一个胡宗南的部属认出来了。那个国民党军官说：“你也是黄埔毕业的吧？”陈赓默不作答。对方又向陈赓打招呼：“喂，你不是陈赓吗？多年不见了。”陈赓大吃一惊，但外表仍然显得十分平静，用上海话说：“阿拉是上海人，做生意的。”那名国民党军官说：“我认错人了。我的朋友是湖南人，和你生得一个样子。”就这样，陈赓把胡宗南的那个军官给糊弄过去，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敢在这里多停留，急忙赶路去了。

1932年11月初，陈赓带着一条伤腿回到上海，妻子王根英急忙帮他和组织接上了联系，然后送他到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经过4个月的治疗，陈赓的腿伤得到了很好的恢复。193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派陈赓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

列车上偶遇战场对手

1933年3月24日，陈赓在上海意外被捕。5月底，经过中共中央和社会进步人士多方营救，陈赓从南京逃脱，随即去江西中央苏区瑞金。

陈赓虽然年龄不大，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却比较早，并且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所以在国共高层熟人比较多。这次去江西，火车在徐州站作短暂停留，陈赓有些劳累，于是走到站台上换换空气。他抬头远眺时，突然发现，在列车的尾部，又临时挂上一节专用的花车，再定睛一看，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过来。陈赓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群国民党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原黄埔军校副教育长钱大钧，他不仅认识陈赓，而且两人还曾经打过交道。陈赓赶紧把帽檐一拉，低头上了火车。

火车离开徐州后，陈赓本以为可以躲过钱大钧的视线，哪知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出现在陈赓面前，对他说，陈先生，长官有请。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被他认出来了，却还是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我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啊，你认错人了吧。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事已至此，陈赓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原来，钱大钧正是被蒋介石派往江西前线“围剿”红军的。陈赓心想，怎么这么不走运，两人竟然乘同一列火车去同一个战场，只不过是互为敌手，不久免不了兵戎相见。钱大钧看到陈赓，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了，就叫副官跟上了你。陈赓不说话，静静地坐了下来。钱大钧又问，你近来在干什么呢？陈赓回答说，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钱大钧哪儿会相信他，因为前一段时间陈赓被捕后又被放出的消息早就在各大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了。他看着陈赓，又问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也就索性与他闲聊了起来，火车也在飞驰着。聊了一阵儿，陈赓说，我要下车了，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钱大钧也没有强留他。火车到了站，陈赓赶紧下了车，当火车继续开动时，他又迅速登上了这列火车的另一节车厢。仍然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坐下了。谁知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他抿着嘴，带着一种诡秘的神情说，陈先生，没下车呀，长官请你去。

陈赓只得壮起胆，再去见钱大钧，他没有想到，这次钱大钧不仅没有再盘问他什么，还请他在列车上吃了顿饭，两人谈起黄埔往事，倒是显得非常悠闲。列车过了几站，钱大钧对陈赓说，你有事，就走吧，我不拦你，陈赓即起身告辞了。

陈赓走后，副官立即说：“钱长官，你怎么把他放走了？”钱大钧说：“我在黄埔军校教过他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谊吧，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在黄埔军人中是名声在外，老蒋都奈何不了他，我若抓了他，不是自找个烫手的山芋吗，还不被黄埔师生骂死啊！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个人情吧。”陈赓走后，钱大钧也未再去纠缠他。就这样，陈赓比较顺利地到了江西苏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了。

长征途中乌江架桥

1933年8月，陈赓到达中共中央苏区首都瑞金，见到了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由于他被捕4个月，组织上要对他进行审查。在被审查期间，不能担任要职，被分配到彭（湃）杨（殷）步兵学校当校长。这所步兵学校主要是培养红军的连、排军政干部，设2个军事营和1个政治营，校址在瑞金城西的九堡镇。经过黄埔军校严格训练的陈赓，办这样的学校自然是轻车熟路，即使这样，他仍然一丝不苟，把自己的主攻目标放在队伍建设和红军学员优良作风的培养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下，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日益缩小，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出发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一个直属军委的干部团随军行动，干部团由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下设4个营和1个上级干部队。

长征开始时，中共中央后勤部队非常庞大，“坛坛罐罐”很多，部队从福建、江西出发，经广东、湖南，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于1934年冬渡过湘江，短短几个月，红军就损失过半。湘江没有桥，是陈赓带领韦国清的特务营突击架设了桥梁，为此，他在湘江边上忙了三天三夜，直到架好了桥，中央红军全部通过，他才松了口气睡了一觉。

1934年底，红军到达乌江南岸，这是贵州省内第一条大江，两岸悬崖峭壁，山高望不见顶，水深流急，宛如一条咆哮的巨龙。确实是名不虚传的天险。渡口上只有两条小木船，根本无法渡过红军的几万人马。由于敌情特别紧急，军委除派红一军团的两个团实施抢渡、偷渡外，决定由陈赓率领干部团架设浮桥。1935年元旦这一天，陈赓带着干部团工兵连来到乌江边，经测量，江面宽200米，水深15米，流速为每秒2米，对岸敌人还在射击。陈赓没有被这汹涌的江水吓倒，他认真地和工兵连的干部研究架桥的办法，并进行了多次架桥试验，可都失败了。这时，陈赓想起了在之前战斗中抓到的一个俘虏，名叫何迪舟，是工兵学校毕业的，陈赓立即找他谈话，动员他为人民立功。在陈赓的真诚劝说下，何迪舟主动想出办法，用竹子编筐，在筐的周围捆上几根削尖的竹竿，然后在筐内装上石头，把三四个筐一起从上放下，竹竿就插到水下面的泥里了，任凭如何湍急的江水也撼动不了它，基础牢固了，桥就好架了。

此后，陈赓率领工兵连经过36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战胜了天险，在乌江上架起了一座浮桥，保证了中央红军迅速而安全地突破了乌江天险，并且于1935年1月初，顺利地攻占了贵州北部重镇遵义县城。在这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遵义会议，陈赓率领干部团担任会议警卫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昆明城外虚晃一枪，决定乘“追敌已在我侧后，金沙江两岸空虚”之机，向金沙江急进，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命令陈赓率干部团抢占位于云南省元谋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之间的皎平渡口。

接到命令后，陈赓认为，山路崎岖，部队多了，不好施展，只派出一个连队作为先遣部队，迅速轻装前进。他们走了一夜，赶到皎平渡口，天还没亮，全连立即控制了渡口和渡船，做船夫的工作。很快，陈赓率领大部队赶到，马上命令突击排，在对岸敌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乘缴获的两只小船，迅速渡过金沙江，抢占了北岸滩头阵地，俘虏了当地一个国民党厘金局的人，由他带路到了厘金局门前。敌人还在屋里打麻将，吸鸦片烟，红军干部战士踹开门冲了进去，一下子俘敌30多人。然后按照预先约定的信号，在江北岸点起篝火，报告偷渡成功。

陈赓派人沿江继续找船，又找到4只破船，立即组织人力把船修好，随后又找到一只船。由于龙街渡水流太急，江面又宽，也找不到渡船和架桥的器材；在洪门渡勉强架起的浮桥也被激流冲断，加上空中敌人的飞机不停地骚扰，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这样，陈赓找到的这7只小船就承担起运送整个中央红军渡金沙江的重任。

红军要顺利地渡过金沙江，还要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先头部队要迅速打开江北的局面。这一重要任务也落在了陈赓的肩上。在看到突击排到江北突击成功的篝火信号后，陈赓即命令一个营守卫渡口，自己亲自带两个营迅速渡江到了北岸。为了巩固滩头阵地，陈赓率领这两个营继续向北面的通安州进发。通安州在金沙江北面20公里处，途中有5公多里陡峭的上坡路，像是挂在悬崖峭壁上，且有一段路面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一边是望不见的深谷，一边是陡峭的绝壁，上山宛如攀爬天梯。陈赓对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说，我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前面的路再艰险，也要越过去，要大家牢固树立必胜的信心。

陈赓率部快要攀到山顶时，发现左翼山顶约有两个营的敌人在活动，右边山上也有敌人把守。这时，敌人发现了陈赓的部队，双方在这悬崖峭壁的高处接上了火。由于山道狭窄，两旁又是悬崖峭壁，陈赓部队不仅无法展开，而且处境极为艰难危险。超过干部团六七倍的敌人，一面以密集火力射击，一面顺着山间的羊肠小道向下滚大石头，冲在前面的红军干部战士，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乱石砸伤，情况万分危急。

陈赓焦急地仰面观察敌情，突然发现在小路上方约100米的地方，有一个凹进去的死角，石头砸不着，敌人也看不到，陈赓立即命令部队向那里集结。随后，陈赓召集营、连干部开会，布置任务，决定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让一个连从右面陡峭的山峰处悄悄地爬上去。红军冲锋号响起，两路部队一齐向敌人控制的隘口猛冲，喊杀声撼天动地，一口气把敌人打了下去。前卫营乘胜追击敌人，一直追到了通安州，保障了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并打开了继续北上的大门。以后，陈赓指挥干部团掩护红军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于1935年10月19日，随中央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