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斌

大寨创业时期，贾进财“让贤”的故事曾广为流传，成为人尽皆知的一段佳话。

贾进财是大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曾对大寨的发展做出特殊贡献，是在大寨村里受尊重的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将要全面兴起，国家开始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厚道务实的贾进财，审时度势，担心自己不识字的弱点会误了党的大事，误了全村人走合作光明大道的前程，坚决辞去所担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推荐了比自己小6岁的陈永贵担任村支书，自己甘当他的副手。为此，他一次次地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建议，最终说服了上级领导，把陈永贵推上了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此后，他又从副支书的位子步步后退，最后什么领导职务都不担任，成了大寨村一名普通党员、社员。

这就是广为传扬的贾进财“让贤”的故事。毛泽东听了之后也很受感动。1964年12月在一次聚餐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陈永贵说：“让贤之事古代有，但不多。有贾进财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啊。”

然而，这段佳话后来竟成了陈永贵的一块“心病”。大寨成名后的十多年间，陈永贵对“让贤”的态度在不断改变。1964年7月，山西省委批发大寨贾进财“让贤”的材料。在这份材料里，陈永贵曾表示衷心感谢贾进财对自己的培养和帮助，赞扬贾进财高尚的思想品格，并表示：“贾进财永远是我的老师。”可据昔阳县委的同志说，大寨出名以后，再提“让贤”，陈永贵就不高兴了，说：“什么让贤，是他贾进财干不了嘛！”1975年，陈永贵对撰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的曾任新华社记者多年的宋莎荫说：“不是什么‘让贤，我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在这本书的提纲里，贾进财被写成早期“大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

两个性格、追求不同的山里汉子

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地处太行山腹地，抗日战争时期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日革命根据地。当时县城为日军占据，广大乡间山区为八路军的根据地，设昔东、昔西两个县。1945年抗战胜利后昔阳全境解放，1946-1947年进行土地改革。1946年1月，大寨开始发展党组织，半年后贾进财入党，是大寨最早的党员之一。这时大寨村建立了党小组，与武家坪村同属一个党支部。贾进财任党小组长。1947年8月，大寨建立了党支部，贾进财担任第一任支部书记。

贾进财1909年生于大寨村一个贫苦农家，2岁丧母，6岁丧父，还未成年他就成了小长工。9岁赶驴上山送粪，14岁就扛上犁杖上山耕地了。他与陈永贵同是太行山里的受苦人，同是翻身后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基层农民干部，两人性格却截然不同。贾进财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为人诚实厚道，办事认真，但遇到矛盾不会“圆转”，遇到难事解决办法不多。他慈眉善目，待人和善，生气时也不疾言厉色。村里大人孩子对他只有尊敬、信赖，而少有畏惧。而陈永贵性格倔强，头脑灵活，遇事点子多，敢作敢为，又争强好胜。他热心公众事务，有为大伙办事的热心肠。乡亲们认为他是一个有胆气、有能耐、能办成事的人。

土改后，昔阳老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开展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1946年冬天开始，大寨开始兴办“变工组”（即互助组）。贾进财从区上领回来任务后，用“三人一心，黄土成金”的道理，向乡亲们讲互助合作的好处。当时山里人生产上普遍有互助的要求，大寨人又信得过贾进财，他站出来组织变工组，一伙庄稼把式就自动跟了上来。这些人劳力好，畜力较强，自然就不想让那些劳力弱、没有耕畜的弱户进来。一些人想加入变工组碰了壁，心有不甘，便找到热心公务的陈永贵。陈永贵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且立时就想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领着这些人再办一个变工组？他去找贾进财商量。贾进财正为此事犯愁，听了挺高兴，就说这好，你就领着他们干吧！

于是，陈永贵领头又组织起一个互助组。此举在陈永贵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他积极走集体化道路的觉悟，热心公务、乐于助人的品性及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得以向乡亲们、向公众、向上级领导展现。

贾进财组共14户，劳力耕畜上稍占优势；陈永贵组虽实力稍逊，但热情高涨。尤其是陈永贵争强好胜，有组织能力，决心把生产搞好，有与贾进财组比试比试之意。贾进财似乎也看出陈永贵的心思，对他们生产上的成绩感到高兴。两个变工组生产上比着干，但一直和睦相处，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到1949年冬天，贾进财组已发展到30户，陈永贵也达到29户，全村90%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1950年底，大寨村被评为昔阳县“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先进村。直到此时，大寨村里平安无事，只有春耕秋收的辛勤劳作，没有激烈“斗争”的刀光剑影。人们虽未脱贫穷，村里却是一派祥和向上的景象。

那么，陈贾之间在建国初期的“路线斗争”从何说起呢？

当时党在农村倡导“三大合作”：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贾进财带头办起第一个变工组的同时，并积极推动供销合作。1948年冬天，他动员村民，以土改中决定要分配而还没有分下去的“胜利果实”500石小米折价入股，办起了大寨供销社。大寨绝大多数人都入了社，持有股权。供销社主任是县联社派来的贾志元。

供销社建立后，先是批发来油盐酱醋等日用杂品，销售给社员，受到大伙欢迎。第二年开春，贾志元不满足“小打小闹”，组织长途贩运。大寨的一批壮劳力，挑起小米越过太行山，东下河北平原，换回布匹棉花回山里销售。据老辈人说，那时，大寨全村出动，凡认得秤识得尺的，都挑起担子外出售棉卖布。卖掉棉花布匹后，再在当地买上山里土特产东下河北。开始时，虽然路途辛劳，但还是赚了点钱。可好景不长，由于市场行情大变，贩运由盈转亏。两年下来，供销社结出账来，500石小米的本钱，最后只剩下小米30余石。生意蚀本，供销社关门大吉。贾进财投股30余石小米，最后只分得一只竹篮子。

面对这个烂摊子，贾进财心里十分沉重。事是供销社惹下的，可自己是村支书，怎么能逃脱罪责？他想，应当再办点实事，为乡亲们挽回损失。他想到了集资开煤窑。大寨虎头山下煤资源丰富，而且是优质无烟煤，从明代嘉靖年间就几次有人开采。贾进财走这家进那家，说服了26户农家，又集资230石小米，折成23股，兴建煤窑。但开窑很不顺利，断断续续干了近两年，集资粮将要耗尽时，才见煤层露头。可是，突然间窑底涌出一股“老虎水”，霎时间淹了窑筒。大伙齐出动，千方百计也抽不干窑里的水。这场大水冲走了贾进财的“煤窑梦”，也冲走了乡亲们230石小米！顿时间，大寨村里像塌了天，抱怨声四起。

这时已是1952年春天，陈永贵已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了。1948年冬天，贾进财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当时已是支部生产委员。昔阳研究大寨历史的专家们说，这时的陈永贵，“半是责任感驱使，半是性格使然”，在党支部会上，他激动地发出诘问：“到河北换棉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开煤窑赔上200石小米，赚下半窑筒水，这责任谁负？”诘问者振振有词，被问者瞠目结舌，抬不起头来。

但是，这件事没有形成更大的风波。这是因为，当时全国还没有出现“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的气候；贾进财以诚待人，真诚的检讨也起到息事宁人的作用；还有，大寨人虽然经济上受到损失而心生怨恨，但冷静下来想想，贾进财是个厚道诚实人，搞贩运、开煤窑赔了本，可他是真的想为大伙办好事；再说，他的损失比谁都不小。所以最后还是原谅了他。在支部会上，陈永贵曾情绪激昂地警告过，下河北搞贩运不是翻身农民的光明大道！可贾进财带领乡亲们办变工组、供销社，是响应党的号召，想为群众谋些利益，把穷日子过得好一些，并不甚懂得多少“方向”“道路”之类的深奥道理。陈永贵虽然上纲到“方向”“道路”的高度，无奈曲高和寡，而且下河北贩运，开煤窑，陈永贵本人也都参加了。所以他议论了一通，并没有人跟上，连争议都没发生，所谓“路线斗争”，纯属子虚乌有。

贾进财的高风亮节

那么，贾进财为什么要“让贤”呢？

作为一位农村支部书记，他忠实地履行职责，深受乡亲们的信赖和支持，是一个能力不甚强但品德高尚的人。在农村基层干部里虽算不上佼佼者，但起码是一个合格的村支书。上级对他也是满意的。他若抓住权柄不放，完全可以继续干下去。当然，陈永贵便难有出头之日，大寨也可能难有日后的辉煌。

但是，贾进财毕竟不是平庸之辈，更不是贪权之徒。促使他下定决心“让贤”的，是1952年冬天合作化运动的到来。

在昔阳县，对“让贤”故事最熟悉的莫过当时一直担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一区区长，后来又长期担任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当年，他亲自处理了贾进财“让贤”之事的全过程，对“让贤”的经过，写有详细的回忆文章。

1998年冬天，笔者到昔阳查有关“农业学大寨”运动历史资料时，拜访过张怀英，他向我详细讲述了当年的情况。另外，原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孔令贤，多年来潜心研究大寨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2005年出版了《大寨沧桑》一书（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对贾进财“让贤”的故事，也有详实的记述。

这些知情人的讲述，澄清了许多曾被大肆歪曲了的史实，为我们了解贾进财“让贤”的历史真相，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1952年新年伊始，贾进财背着铺盖，带着干粮，来到昔阳县城参加三级干部会。这次会议对农村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昔阳县委决定，首批有白羊峪王殿俊等5个互助组，转为初级社，作为全县试点。关于办社的意义，合作社的组织、经营、分配原则，运作办法，领导上讲得很详细。可这么多的内容像倾盆大雨直往下灌。贾进财不认字，只能下死力气硬记。一个会下来，他觉得脑子和心里都装得满满的。但回到村里，开会传达，一些事还是说不明白。陈永贵问他，什么是初级社？贾进财尽力回忆上级讲的那些内容：土地耕畜折价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力也按股份分配。陈永贵又急切地问，“土地入了社，是不是能制止随便买卖，防止贫富分化？”贾进财想了想说，领导讲的也有这个意思。陈永贵听到这里，转身跑了出去。

第二天一早，陈永贵就闯进了贾进财的家门，说，我想好了，农业社才是翻身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互助组商量了，决定转成初级社。你们组转不转？贾进财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愣了一阵说了句“转社不转社，那得上级安排”。陈永贵已经急不可待了，说：“白羊峪王殿俊能办，我们为什么不能？上级没安排，咱们可以争取嘛！”他当天就跑到区里去要求办社。区里领导夸奖他办社的积极性，却没批准他办初级社。

在这种情势下，贾进财感到形势逼人，他入党当干部6年了，风里来雨里去，苦没少吃，夜没少熬，却总感到工作没干好。尤其是办供销社时闹出那么大的亏空，想起来就有愧。马上要创办农业社了，自己能干好吗？会不会误了党的大事？误了乡亲们的前程？这时，他又一次想到，该找个比自己能干的人来当这个支部书记了。他想到了陈永贵。这个人苦出身，有觉悟，也有能力，能说会道，脑子灵活，土改、支前样样积极，尤其是主动办起一个互助组，办得有声有色。现在陈永贵已担任了支部副书记，有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群众基础，再加上自己真心支持，他肯定可以胜任支部书记的工作。

想好了，他便找陈永贵谈心。他说，永贵，咱们一起工作这么多年，现在新任务很重，我有点顶不住了。要不咱俩换个班，你当支部书记，我当副书记，保证全力支持你干好工作。陈永贵初听这话，不甚摸底，推辞道：“进财，是不是嫌我几次开会发言太冲，让你作难了？”贾进财说不是！陈永贵又问：“是不是嫌当干部麻烦，上级来人要管饭，黑夜开会贴灯油？”贾进财笑了，说：“给大伙办事，我会那样小气？”

陈永贵知道贾进财从来不说违心话，看来，他是真心要与自己换班。以陈永贵的性格，他何尝不想出头干这个支部书记？可他还是说，让我好好想想。再说，这事还得区上批准才行。

贾进财听到陈永贵说这话，实际上就是答应了。接下来他就直奔区委，找张怀英汇报自己的打算。张怀英初听这事，有些吃惊，忙问：“你干得好好的，大伙也都信任你，干吗要换？”

贾进财诚恳地把自己的理由陈述了一遍。

张怀英说，这不是小事，区委要慎重考虑。

贾进财决心已下，这年夏天再次上区委向张怀英提出要求。经过几个月的了解，张怀英知道贾进财是诚恳的，但还是没有立即同意。

1952年冬天开始整党，贾进财第三次上区里找张怀英提出要求。张怀英被他的诚恳打动了，说：“进财，你是从大局考虑的，完全是出于公心。陈永贵也是个好苗子，你们就换吧。”第二年春天，整党结束时大寨村党支部改选，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贾进财改任副书记。

从此，贾进财淡出大寨历史舞台，陈永贵成了主角。陈永贵没有辜负这次历史性的机遇，他带领大寨人苦干10年，终于干出了成绩，最终成了全国农村的学习榜样。

20世纪60年代，在宣传大寨经验的高潮中，上级领导、媒体记者才发现了已经“尘封”多年的贾进财“让贤”的故事，深受感动，大加赞赏，说这是秉承古代先贤的禅让遗风，是高尚之举。一时间“让贤”之事被广泛宣扬，贾进财也与陈永贵一样引人注目，受到广泛的尊重。

1953年春天，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农村合作化全面兴起。历史给陈永贵搭就了一个大舞台，使他有了用武之地，他的热情及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大寨从此走向一条通向辉煌顶点的道路。这时的贾进财，以一个好社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埋头苦干；也以一个好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陈永贵。年过40的他先当饲养员，再当开山的石匠，样样都是最苦最重的活，样样都干得出色。

1955年，大寨农业社添了18头耕牛。陈永贵及社员们把它们当成宝贝，可饲养员不上心喂养，牛被喂得又瘦又弱。陈永贵非常焦急。这时，贾进财找上门来，说：“永贵，把喂牛的事交给我吧！”从此，贾进财住进了村西的饲养院，白天忙一天，夜间还要起来几遍给牲口添草。他每天只有吃晚饭才回家一趟，把心整个给了饲养院，把牲口养得膘满体壮。春播完毕后，牲口闲了，遍地野草勃发，正是给牲口吃“精粮”——青草、滋养体格的好时候。历来当地养牲口的人家就有种完春地，赶上牲口到草盛的地方去放牧的习惯，庄稼人叫“趁坡”。贾进财要赶着牲口上几十里外县西部的沾岭山去“趁坡”。他独自一人赶上一群牛，爬山下涧，晓行夜宿，一路辛苦，到了坡地后，借宿当地人家的草棚，天一明就赶着牲口找草旺草嫩的山坡放牧。早晨在住地吃了饭，午饭、晚饭就口山泉水，啃点带着的干粮，生活、劳作都十分艰辛。每年从春末到秋后，他要在沾岭山上待三个来月的时间。天天一个人孤处大山深沟之间，面对一群牲口，不见一个人影，日子分外枯寂。每年秋风起时，大寨的庄稼成熟了，人们才见贾进财赶着牲口回来。只见一群牲口个个膘满体壮，而贾进财却又黑又瘦。

1957年正是大寨“改造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关键时刻。前两年闸狼窝掌沟连连失败，这年冬天，大寨人准备“三战狼窝掌”。砌坝要用更大更多的石块。秋后，贾进财赶着牲口从沾岭上回来了。他是村里有名的石匠，党支部就把开山采石的硬任务交给他。他二话没说，交代完牲口，就扛上铁锤、钢钎上山进了“石窝”，从秋天一直干到寒冬腊月。冬天天短，启明星刚升起，贾进财就上了山。破晓前的山风刺骨，他的手掌上早就磨成铁皮一样的老茧。山风一刮，冻得“铁掌”也裂了口，渗出鲜血来，染红了锤把，滴在石头上。几天后，山里下了大雪，铺天盖地。贾进财照样起早上山，他踏着小腿深的积雪走上虎头山，扫掉石窝上的积雪就干起来。干完一气活，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早饭。那一砂钵粥早就冻成了冰疙瘩。有人说点把火烤烤吧！贾进财说别费那劲了，端过来，用筷子搅碎冰凌就吃。冰碴子在嘴里咔嚓咔嚓地响。

1963年一场山洪毁了大寨的村庄和田园。陈永贵带领全村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窑洞、房子塌了，要重修，需要石头；地岸冲垮了，沟坝冲垮了，要重垒，也要石头。开采石料的任务，又交给了贾进财。这时的贾进财已经54岁，本来个子就不高，老来身子更瘦更弱，百来斤体重，却要挥动那20公斤重的大铁锤，挥动那丈把长的大钢钎。一块巨石往往要连砸几十下才能破开一条缝。整个冬天，他天天下死力气抡锤挥钎，一双铁掌也难以承受。两只手掌上血迹斑斑，铜钱似的老茧，裂出深深的沟纹，渗出血露出肉。夜晚回到家，老伴宋立英都含着泪，拿缝衣补鞋的针线给他把裂开的老茧缝合，抹上猪油黄蜡，再用白布紧紧扎住。吃饭时，他手疼得拿不了筷子，端不起碗，只能把饭碗放在锅台上，把嘴凑到碗边上喝。夜间，躺在炕上手疼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第二天天不亮，他又上了工地，照样抡锤挥钎。

当年，我在大寨采访和“蹲点”时，几次到虎头山上的石窝里，去看望年过六旬、仍在开山采石的老英雄。上了虎头山，老远就听到那咚咚作响的开山锤声，像一阵阵战鼓鸣响，让我心潮激荡。当我进了石窝，捧起贾进财那双手时，我一句话说不出来，眼泪滴在那一双铁手上。那双手掌已完全不见原来的皮肉，从手掌到每根指头，全包着一层又厚又硬的老茧，手掌上遍布伤痕，几根手指已经变形，有的不能弯曲，有的不能伸直……

这就是“让贤”之后作为普通社员的贾进财！

无法理解的“处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贾进财，怎么就成了“大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了呢？

知情人认为，原因不在别处，就在“让贤”。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红旗，陈永贵也功成名就，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谓权高位重。他开始自我膨胀。在他心目中，大寨的一切成就都是他创造的，大寨的历史应当是陈某人的光荣史，岂能容他人掠美！更不能容忍把他说成被别人培养、提携的对象！于是，“让贤”之事成了他沉重的心病！他要掀掉压在自己心上的石头。

从陈永贵十多年来在各地的报告和1976年为《大寨三十年斗争史》向宋莎荫口述的10万字的“提纲”里，可以看出他同贾进财的“斗争”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大寨两个互助组的“斗争”。他硬给这两个互助组强加上“老少组”与“好汉组”的名称。陈永贵说，贾进财退出由贫下中农组成的、由陈永贵任组长的“老少组”，与一部分富裕中农拼凑了一个“明为互助，实为单干”的“好汉组”，“公开与合作化道路对抗”。

二是贾进财支持富裕中农提出的“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的主张，积极动员群众集股筹粮开煤窑，搞长途贩运，做投机生意，发展富农经济，结果赔了本。

事实上，在互助组的过程中，贾进财从未参加过陈永贵的互助组，何谈退出？陈永贵所说的搞贩运、开煤窑等“资本主义活动”，都是供销社和村里组织的正常副业生产，陈永贵本人事先并未反对，而且还参加了这两项经营。开煤窑他入了股，搞贩运，他赶过毛驴下河北邢台贩过棉花。只是，经营失败后，陈永贵才质问过贾进财。怎么就成了同贾进财进行“路线斗争”了？

不过对贾进财，一方面陈永贵给他戴上那足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通过多种方式广为宣传，口诛笔伐，进行公开激烈的批判；而同时在大寨村里，并没有真的对贾进财进行批斗。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这样“处置”贾进财是陈永贵的精心安排。他并非真要整治贾进财其人，而是要否定“让贤”其事。他要通过修改历史，把贾进财说成是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与自己水火不容。他代替了贾进财当支部书记，是正确路线战胜了错误路线，如此，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让贤”这回事。这才是他的真实目的。

对陈永贵的行动，贾进财是怎样想的呢？1980年秋天，我参加对大寨的调研时，一些大寨村民对我说，进财这人心宽，难寻的厚道人啊！那些年，陈永贵编排他那么多不是，可没听他吭过一声。

还是在1980年那次调查中，我与贾进财谈过一次话。他还是那样少言寡语，差不多是问几句答一句。我问他，那几年，陈永贵为什么把你说成“大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呢？他稍微有点激动，眯着一双小眼陷入沉思，老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咳！谁知道永贵这是咋想的哩！

我相信他不是在搪塞我。这可能正是这位性格内向的老英雄憋在心里多年，一直无法想明白的一个问题吧！

（责任编辑：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