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童年生活是诗的摇篮

臧克家曾经说：“如果说，童年环境的气氛对于一个人的事业与爱好有着重大的关系；如果说，遗传对于一个人的气质、性情、天才有着极大的影响，那么，我将把我学诗的故事在这上面扎根了。”

臧克家的故乡山东诸城县西南乡臧家庄，位于胶东半岛，离县城有9公里路。他的家庭是一个封建的小地主家庭，在臧克家8岁时，生母便去世了。他的父亲是个神经质的人，仁慈、多感、热烈，十分喜欢诗。从小臧克家就常听父亲用抖颤的几乎细弱无声的感伤调子，吟诵着他同臧克家的一位族叔唱和的诗句。那时候，臧克家还不了解诗，但诗的气氛却鼓荡了他幼小的心。

而臧克家祖父的性格却和他父亲正相反，整天板着脸，终天不说一句话，说一句话就像钉子打进木头里一样。没人不怕他、躲他。但他也特别好诗，有时，他会突然放开心头的铁闸，用湍流的热情，洪亮的嗓音朗诵起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诗歌中的热情点燃了臧克家的心灵。祖父曾热心地教他读诗，臧克家在《自己的写照》集子中说：“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今日回味起来，却有无限的深情与感慨了。”

臧克家的庶祖母是一个多才而巧嘴的人，她没能够好好受过教育，但却那样富于文艺天才。她常把《聊斋》《水浒》《封神榜》《西游记》讲得绘声绘色，还有那些仙女和凡人恋爱的富于诗意的故事……它们常引出臧克家的眼泪和幻想，这些在他的心上打上深深的印记，永久也不能磨灭。

说到对于诗的兴趣，臧克家还有一位重要的启蒙老师，一个普通的农民——六机匠。

六机匠是臧家的佃户，也是远房的亲戚。他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记忆力强，描绘能力也强，能把一个故事的情节夸张地、形象地、诗意地、活叶鲜枝地送到听者的眼前来，好像展开一幅图画。他的头脑是掘不尽的宝藏，而且常常花样翻新。赶一次集回来，他会把从说大鼓的口里听来的故事增枝添叶地、生动地讲述给臧克家听。在他那里，臧克家得到了盎然的诗趣，熏陶出一颗诗心。

童年的乡村生活，使臧克家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严肃、刻苦、良善这些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也流入了他的血脉中。这些，你可以从他的诗的内容上、形式上，在整个的风格上找到佐证。

青春热血孕育出诗的萌芽

1923年，臧克家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那时，统治山东的军阀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对人民实行文化统治和武力镇压。然而，张宗昌的文攻武压并没有吓倒追求进步的人们。革命的新思潮像地下运行的烈火，越烧越旺。省立第一师范的校长王祝晨先生是一个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学习蔡元培新旧共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学校成了新生力量的聚集地。臧克家所在班的同学们几乎都投入到革命的行列中。下课以后，各人便忙着去干自己更重要的“功课”——有的人到工厂去了，有的人到大门口给民众讲演去了，有的人开会去了……

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同学们建立起“书报介绍社”，传播进步书刊。在这里，臧克家阅读了大量书籍、杂志，而他最爱的还是诗集。

这一时期的新诗他读得很多，穆木天、冯至、汪静之、韦丛芜……然而，撼动了臧克家整个灵魂的却是郭沫若的作品，它像一股动力、一道热流、一阵春风推动着他影响着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崇拜着郭沫若，还从一本杂志上孩子气地剪下郭沫若的一张照片贴在自己的案头，上面题上：“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

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统治之下，臧克家时常同二三好友登上千佛山顶，让风吹散他们的头发，高歌狂吟，像立在理想的王国里，向不醒的人间吹送他们诗的“预言”。他们也时常在大明湖上泛舟，大家一面饮酒，一面狂吼，发出高歌，声裂如磐之夜。对反动军阀的满腔愤慨，促使臧克家给当时主编《语丝》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揭露张宗昌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过了不久，这封署名“少全”的信，连同岂明（周作人）的复信一起被登在《语丝》 上，还被加上了一个题目《别十与天罡》 。这是臧克家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刊物上发表作品。

这时候，臧克家写下了不少的诗篇，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他的“模仿时期”。他读了别人的诗篇，仿佛那里边涵蕴着的感情原来在自己心上就存在着一样，立刻就兴奋起来，也想以同样的内容自制一首。模仿，在刚踏上习作的阶梯时，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有时还是必不可免的。但是，模仿，不能叫自己落到别人的套子里去，不能叫别人的阴影淹没了自己。模仿，自己应该是主人，别人是供采用的对象。臧克家曾说：“可悲的是，那时，我跟在别人的后边跑，却把我自己失掉了。”

在臧克家走上新诗创作道路的历程中，还必须提到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族叔、诗友——臧亦蘧（笔名“一石”）。臧亦蘧是个怪人。他在北平读书时，把吃饭的钱省下来印书，宁肯自己挨饿。然而，当他把凝结着自己心血的诗集拿去请教胡适、鲁迅、梁实秋等先生时，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甚至否定。但是，他并没有灰心，还是起劲地写着，写着。

臧克家说：“不遇见他，也许一辈子也‘遇不见新诗。没有当年的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臧亦蘧大臧克家三四岁，臧克家叫他四叔。他有个脾气，见了不足与谈的人，沉默木讷，但和知心朋友在一起，则高谈阔论，插科打诨。在封建气味浓厚的农村，他卓尔不群，狂傲不羁，用奇特的怪论和行动抵抗封建习俗，因此，得到了一个绰号“四癫”。

臧亦蘧写诗，都是有感而发，风格朴素，全用口语，毫无雕饰痕迹。

我从城里回来，

迎面碰着小弟弟

从牛棚里出来，

面目枯黑。

走进内房，

看见父亲在那里吞云吐雾（吸鸦片）

剥削我们一家人！

这就是他的诗，直抒胸臆，毫无顾忌。

不管臧亦蘧怎样怪，怎样“癫”，“他是形体，我就是影子”，臧克家如是说。

每次学校放假时，臧克家就和臧亦蘧跑到僻静无人的林边，崖下，对坐半天。有时话多得使双颊发烧，有时默默地半天无语，听风号，听虫叫，听大自然神秘的语言。在春天，也远足到陌生的小村落，在夕阳的返照下，看桃花树下手把篱笆张望的少女的身影，像望着一尊诗的女神，一直望到人影被黄昏抹去，才踏着小道摸着黑回头。

一个清明节，春光明媚，燕子新客似的刚刚从远方飞来，秋千架旁飘飞着少女的衣影和笑声，花朵开在每个青春的枝头。臧克家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新诗：

秋千架下，

拥积着玲珑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

臧亦蘧看了，比臧克家还兴奋，他惊奇这诗的第一朵花竟是这样美丽！对于最末一句，他说了一大串“好”，鼓励臧克家，给他打气。

中学生活还未结束，政治空气就变得更为紧张了。风传军队要来学校搜查，同学们半夜三更撬开地板，把所有带白话标点的书全部塞下去，信件、日记，仓皇中只能付之一炬。这时，郭沫若先生的一篇新的文艺理论《文学与革命》落到了臧克家的眼底，带给了他力量和希望。臧克家便同几个朋友向着自由与温暖的江南飞去。

1927年，臧克家考上了位于武昌西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革命的空气像高涨的洪潮，严肃的生活刻苦而又紧张。不是操场上练武，就是大课堂上听讲。用艰苦磨炼人的骸骨，用革命理论武装人的思想。一支汉阳枪代替了手中的笔。这时节，臧克家的生活就是一篇雄伟悲壮的诗。

臧克家亲眼看见过人民伸出他们的巨掌，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吓倒了英帝国主义者，收回了汉口英租界。摩天大楼前，工人纠察队的同志们威严地在那儿站岗。多年来在长江上耀武扬威的英国军舰像片片秋后的败叶，滚出了武汉革命的水域！

臧克家亲眼看见过北伐誓师，十几万壮士用有力的步子走过阅兵台，歌声，那么整齐嘹亮，威武雄壮！壮观的场面，开拓了臧克家的眼界和心地，“巨人”的呼喊、行动，使得臧克家感到个人的渺小。理想的远景真灿烂，事业的担子真重！

臧克家曾经一身戎装立在黄鹤楼头；曾经立在大江岸上戍卫着森严的黑夜；他曾经以天地为庐舍，野草做被褥，钢枪做枕头；月光的天灯照着他们急行军，去包围敌人；在枪炮声里，在嘶喊声里，在呻吟声里，在风里、雨里、血泊里，一个伟大的目标在接近，一个铁的意志在执行。时代的大手在臧克家眼前展开了一幅伟大的革命画卷。

在这几年间，臧克家蓄积了无数的生活宝贵经验，从生活中凝练了诗的素材。

诗——在生活的土壤中

1930年，臧克家考入了国立青岛大学（后改名为山东大学）。在这之前，他经历了革命失败的悲愤痛苦，逃亡生活的艰辛磨难，更加了解了人生道路的坎坷曲折。因此，在入学考试的作文《杂感》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

而他的恩师、著名诗人闻一多先生，正是从这一节《杂感》中认识了臧克家。在初学新诗时，臧克家只知道闻一多的名字，并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而在臧克家授业于他之后，因识其人，也就渴望读其诗了。臧克家借来了闻一多的诗集《死水》，一读就入了迷，佩服得五体投地。

闻一多的诗，字里行间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对苦难人民的深切同情。读着它，仿佛能看见一颗热爱祖国、热爱土地、热爱人民、热爱自然的炽烈燃烧着的血心。他的诗同他的为人一样严谨，在技巧的磨炼上所下的功夫，所付出的心血，足以使一个初学者消解浮浅的“自是”心，拉回乱放的野马，觉得新诗不是草率可以成功的。因此，读了他的诗，臧克家把自己的一本过去的习作交给了火。

读了《死水》，臧克家觉得，过去自己像个小孩子，酸甜苦辣都吃，也都以为可口，而今天，自己才有了一个自己的胃口。

他向闻一多学习怎样想像，怎样造句，怎样去安放一个字。在以前，臧克家不知道什么叫想像，知道了，也不会用它。抓住第一个跑到自己心上的它的浮影，便宝贝似的不放松，把它用到自己的比喻、隐喻、形象上去了。他却没有意识到：没有插着翅膀的想像，会永远把你的诗拖累在平庸的地上。

臧克家曾说：“下字也难。下一个字像下一个棋子一样，一个字有一个字的用处，绝不能粗心地闭着眼睛随意安置。敲好了它的声音，配好了它的颜色，审好了它的意义，给它找一个只有它才适宜的位置把它安放下，安放好，安放牢，任谁看了只能赞叹却不能给它掉换。佛罗贝尔教莫泊桑的‘一字说，每一个有志于写诗的青年都不应该看轻它。”

那段时间，臧克家的创作兴致很高，用心也很苦，每得一诗，便跑到闻一多的家中去。闻一多住在大学路的一座红楼上，门前有一排绿柳。他每次走进闻一多的屋子，都有一种严肃的感觉，也许是闻一多那四壁的图书和他那伏案的神情使然吧。这时期，闻一多正在致力于唐诗，一个又一个大本子上写得密密麻麻，看了叫人吃惊。然而一旦开始谈诗，空气便完全不同了，他马上从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诗人。臧克家吸着闻一多递给他的“红锡包”香烟，两人像师生，又像朋友一样地交谈着。闻一多指点着臧克家这篇诗的优点、缺点，哪个想像很聪明，哪些字下得太嫩。同时，又到书架上抓过一本西洋诗打开，找出同臧克家的想像字句差不多的字句来比较着看。有时，一个句子，一篇诗，让闻一多不禁拍案称好，他立刻眉飞色舞地读着它，把一个几乎是过分的夸奖给了臧克家。闻一多还会在某些诗句上划了红圈，如果那些诗句恰是臧克家最得意的，便会让臧克家兴奋不已。

在这时，王统照也给了臧克家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有了新作，臧克家常常跑到观海二路13号王统照的寓所里去，用热情激动的调子背诵给他听。王统照给了臧克家许多有益的意见，当然还有鼓励。王统照告诫臧克家，写诗，不要趋向尖巧，而需要更深进，更远大，更朴厚。

臧克家拼命地写诗，追师，他推开了人生的庸俗，拒绝了世俗的快乐，诗，就是臧克家以生命全力去倾注的唯一事业！

臧克家的每一篇诗，都是经验的结晶，仿佛天下的苦难都集中于一身，肚子里装满了许许多多的东西。被压迫、被侮辱地生活在最底层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形象，乡村的大自然风光，地主官僚的丑态，一齐在臧克家心中鲜亮了起来，打动他，鼓舞他，刺激他，使他把曾经看到过的，感受过的，统统化作诗。

这一时期，臧克家写下了《老哥哥》《洋车夫》《难民》《贩鱼郎》《神女》《炭鬼》等一系列诗作。1933 年，友人卞之琳鼓励他印一本诗集，臧克家便把新旧作品挑选了一下寄给了卞之琳，取了其中一篇诗的名字《烙印》作为诗集的名字。经过了他们的一番精选，又请闻一多写了序言，就付印了。式样、印刷等，一切全托给了卞之琳。闻一多、王统照及另一位朋友慷慨解囊，一次印了400本，这样，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在众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问世了。

《烙印》出版不久，茅盾、老舍、韩侍桁等人在《文学》《现代》等杂志上写了评介文章，给了臧克家很大的鼓舞。

臧克家这个为新诗呕心沥血多年的文艺学徒，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诗”——多年的血汗苦心终于铸造出一个结果——“风格”。可以说，是战斗的生活、痛苦的磨难，使臧克家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得要感谢家庭的熏陶、朋友的帮助、恩师的指点。然而，更重要的，这得要感谢生活。因为，生活，是诗的土壤。”臧克家如是说。

诗文里奔腾爱国血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臧克家眼见国土一寸寸地沦陷，悲愤不已。抗战爆发后，他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场，将烈火雄心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抗战！抗战！将敌人的脚跟，从我们的国土上斩断。诗人们呵！请放开你们的喉咙，除了高唱战歌，你们的诗句将哑然无声！”臧克家在《血的春天》中如此呼唤。

第二年4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战事紧张惨烈。臧克家一身戎装，深入战地进行采访。他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3次来到战区的前线。他看到了敌人的凶残，更看到了中国军人高昂的士气和意志……经过7天夜以继日的不懈创作，一部长篇通讯报告集《津浦北线血战记》完成了，它以铁的事实和激昂悲壮的爱国之情，向世人最迅速最及时地揭示了中华民族浴血抗战的战地实录和与敌寇不共戴天的民族气概和精神。

臧克家跟随着部队，在前线一待就是5年。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侵，他怀着始终不变的战士信念和责任感，用自己的作品，尽了一份战士的责任。在5年的战地生活中，他写下了《泥沼集》《走向火线》《随枣行》《淮上三千里》等一篇篇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1946年末，国民党散布谣言——“臧克家不再写诗了”。这令臧克家愤然，写下了向反动政权宣战的檄文《你们》：“你们宣传说，我不再写诗了，对不起，我给你们一个大大的失望，我被你们的话鼓励了，我的诗性猛烈得像火！”

这个性情刚烈的诗人一生坚守理想和信念，他曾在诗中这样剖析自己：“我所参加过的每一次战斗，总有许多人倒下去，许多人转回头，许多人挺身直前。而我自己呢？我没有倒下去，没有后退……”这是一名革命文化战士勇于抛弃人生观中不符合时代和革命要求的旧我，从而塑造一个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宣言。这是一个坚守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解放战争时期，臧克家多次参加“呼吁停战、实现和平”签名等进步活动。在重庆，他曾应邀出席毛泽东同志在张治中寓所举行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在上海，他主编了《侨声报》文艺副刊《星河》《学诗》和《创造诗丛》《文讯》月刊等书刊，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激愤于政治的黑暗腐败，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出版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等诗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他被迫潜往香港。

1949年3月，臧克家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5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组诗《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表达了他到解放区后的喜悦心情。随后，他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

新中国成立后，臧克家继续坚守在文学阵地上。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优秀古典文学和其中的名篇佳句，讲述自己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学传统的体会感悟，臧克家陆续写了许多有关古典诗文的赏析文章，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后来这些文章结集为《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出版。

1949年7月，臧克家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6年，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1957年至1965年间，臧克家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诗词18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期间，他兢兢业业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在《诗刊》的创刊与发展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繁荣诗歌创作、加强诗歌队伍建设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同时，他满怀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笔耕不辍，勤奋创作，活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迎来了创作的又一高峰，相继出版了《臧克家诗选》《凯旋》等诗集和长诗《李大钊》。其中，《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1957年，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臧克家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这时的臧克家已经60多岁，拿惯了笔杆子的手，不得不拿起铁锨锄头。盖房、开荒、种地、喂猪、筑堤、犁田、插秧……什么活都要干。但是，臧克家没有消沉、没有绝望，而是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天地。他发现了劳动之乐、人性之美。在这里，他的眼界顿时宽大了，心境也开阔了。他住在贫农社员家里，同社员们肩并肩地一同劳动、学习、锻炼，大家互相关怀，一切等级、职位的观念都没有了。

向阳湖的生活让他再次体会到了生命之美，当他3年后离开时，“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他的心长久地沉浸在恋恋不舍感受中。后来，臧克家时常回忆咸宁，甚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

1972年，臧克家回到北京。1976年1月《诗刊》复刊，臧克家担任顾问兼编委。粉碎“四人帮”后，年逾古稀的臧克家文思泉涌，又迎来了创作的春天。他把心底的颂歌唱给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出版了《忆向阳》《落照红》《臧克家旧体诗稿》等诗集，《怀人集》《诗与生活》等散文集，《学诗断想》《克家论诗》《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等论文集。

凝结着他一生汗水和心血的十二卷本《臧克家全集》也于2002年12月出版。

“自沐朝晖意葱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臧克家一生历经世纪沧桑，锤炼品格心胸，成为一位伟大的时代诗人。2000年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世纪诗翁”臧克家“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