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福

陕甘宁边区时期，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文物保护工作，充分发挥了文物保护在边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回顾这段历史，研究陕甘宁边区的文物保护工作，认真总结边区文物保护的经验和教训，不但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前文物保护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开展革命文物征集活动

1936年10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标志着红军长征大转移的完成，中共根據地由江西苏区转移到陕北延安。由于长征过程中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为纪念革命先烈，总结革命经验和教训，对军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中共开始在陕甘宁边区进行革命文物的征集。

1936年8月5日，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联名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要求红军师团干部对长征行军、战斗、民情风俗、奇闻逸事择其精彩有趣部分编写成文。到10月底，总政治部共征集稿件200多篇，共计50余万字。后来选取100余篇文章以及歌曲、英雄谱、资料表等编成约30余万字的《红军长征记》。

1937年5月13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出《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提出要“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中革军委决定由邓小平、陆定一、张爱萍、萧克、丁玲、舒同、甘泗琪等11人组成红军战史征编委员会，负责收集红军历史材料和编辑出版工作。历史材料收集的范围包括历史、战史、长征史、史略、报纸、宣传品、书籍、图书、剧本活报、日记、歌曲、照片、纪念品、旗帜、奖章、文件、法令17项，这其中既包括历史文字资料，又包括具有一定文物价值的革命实物。随后，中央秘书处、办公厅、组织部、中共西北局、中央青运、部队、学校、医疗卫生等各行各业机关均发出通知，要求各机关、团体及个人帮助收集革命文献和实物。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国内重心开始由国共对峙转向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入侵。而此时期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受国内国际形势影响，转变成为弘扬抗日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服务。这一时期，文物征集活动的对象主要是关于抗战的资料，与前两年主要搜集革命文物截然不同。

1939年4月7日，为纪念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抗大政治部在《新中华报》刊登《为三周年纪念征求纪念品启事》，要求抗大同学赠送母校照片、战利品等纪念品，并于6月1日抗大三周年纪念活动中举行展览会。随着革命文物收集和宣传的深入，文物征集活动扩展到基层部队和广大群众，革命文物的种类进一步扩大，甚至包括反映敌人入侵和暴行的文物。

1939年5月30日，国民革命军18集团军（八路军）政治部发出《为征求抗战两周年展览会展览品启事》，提出：“兹值抗战建国两周年之日，决定在延安举行抗战两周年展览会，目的在表扬我军胜利，暴露敌寇兽行，以提高我军民抗战胜利之信心，鼓舞我军民杀敌之勇气。”为充实展览会内容，特向各界人士征求展览品：战利品、战斗通讯、照片及图画；战斗牺牲烈士之照片、传略及遗物；抗战领袖及部队生活之照片或画像；暴露敌军兽行、敌国困难及敌寇阴谋之照片、图画及统计表；前后民众参战动员之各种材料等。

此后，陕甘宁边区更加重视革命文物的收集和保护，革命文物的征集对象从红军深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部队和群众，征集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解放事业有关的一些重大事件。

重视古代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中共在进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在此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开始重视并明令保护古代历史文物古迹。

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推动了边区经济建设发展，但开荒生产、破除迷信却使地上地下文物古迹面临被破坏的危险。为保护文物古迹，3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及时发出《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及古迹古物的通告》。《通告》指出：“一切历史文献以及各种古迹古物，为我民族文化之遗产，并为研究我民族各方面历史之重大材料，此后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和一切人民团体，对于上述种类亟宜珍护，如有地下发掘所得之各种古迹古物，更望勿有遗失或损坏，并请送至本部保存及供人研究，是所至盼。”

同年11月23日，为使边区的历史文物古迹得到妥善保存，林伯渠、高自立、周扬联名签发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给各分区行政专员、各县县长的训令》，决定“对边区所有古物、文献及古迹加以整理发扬，并妥予保存”。调查方法包括“各县、区、乡政府制定专人负责调查”“广泛地访问民众”“向老学者访问”“县、区、乡负责人亲自调查”等，“调查所得之古物、文献及古迹暂由该区、乡政府或县政府设法保管”。并决定“群众自愿将所收存之古物、文献送政府或出卖于政府保管者酌予奖励”，“而各级政府人员在进行调查中办事出力或发现出重大价值之古物、文献、古迹者，亦当酌予奖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延续了土地革命时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之路，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筹划博物馆的建设。1941年1月，为开展社会教育，经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批准，边区政府教育厅拟建立博物馆。不久，建立延安博物馆就被列入边区政府的议事日程。1941年3月28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持起草的《建立延安博物馆缘起》中，对建立博物馆的理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第一是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其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史已有四千余年，要从旧中国的旧文化中，创造出新中国的新文化，首先对于远古文化资料，还得做一番发掘整理和考证的功夫。”陕甘宁边区出土古代文物丰富，“分别陈列，以供各界的参观，这不单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者提供有利的资料，而且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造将给以极大的帮助”；第二是出于总结革命历史，缅怀先烈事迹，鼓舞“后来者勇气和信心”的需要。“十年苏维埃运动的伟绩，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乃至当前拒强顽敌的功业”进行陈列和展览，可以鼓舞大江南北抗日将士的士气，告诉全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武装，将能誓破任何顽强的反动武装而确保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第三是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对改善人民生活，发展边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博物馆可以举办这方面的展览，从而起到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的作用。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上，周扬、张仲实等提出建立边区历史博物馆和地方文物保管委员会的议案，获得多数参会人员的赞成。提案包括：“为提高边区人民对中国文化及中国革命之意识与对于革命史实之具体的了解，并加强其对于革命之信念，应请政府募集巨款筹设历史博物馆案”“成立地方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修地方志人物志案”“设立边区历史博物館案”。

陕甘宁边区筹建博物馆的种种设想，创立博物馆的实践，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博物馆并未建立，但这无疑为建国后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最初经验。

在筹划博物馆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因地制宜地成立了一些陈列室、陈列馆和展览室。陕北公学陈列室（1938年9月），鲁迅艺术文学院陈列馆（1940年3月），成吉思汗纪念堂暨蒙古文化陈列馆（1940年7月），延安马列学院联共党史资料室（1941年6月），延安烈士陵园以及刘志丹、谢子长陵园等陆续建成并开放。在组织、筹建博物馆和陈列室的同时，陕甘宁边区举办了不同类型、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展览，如1940年秋，为配合边区各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追悼死亡烈士大会，129师举办“军民死难烈士遗物展览会”；1941年4月23日起，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蒙古文艺考察团在文化俱乐部举办文化展览会，将蒙古文化介绍给关心少数民族问题的各界人士；1940年10月，延安鲁迅研究会为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筹办鲁迅展览会等等。此外，为配合陕甘宁边区的形势和开展宣传，边区还广泛利用民众教育馆、集市、庙会和英雄大会等举办了大量展览，充分展示了边区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就举办展览会425次。

鼓励边区文物古迹的调查和研究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文物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增强了军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并推动了延安知识分子深入调查和研究文物。

1941年9月22日，《解放日报》刊登消息，称陕甘宁边区军民“前日在本市小砭沟一座山麓下面，发现一块大骨色龟形的化石，分量很重，要两个力壮的人才能抬得起”。古物随后被送到自然科学院研究，经延安的考古专家研究发现，这是一万年前的龟化石。

1943年4月22日，延安光华商店农业生产组在劈山开荒中发现大型砖瓦多块，“继往深处挖掘，又发现砖窑一座，深八尺余，中有老人骨骼一具，磁碗一个，钢镜（似为铜镜）一面，铜瓶一口，铜环四个，俱生锈不堪。此外并有大砖一块，上刻‘福寿明堂四字，瓦一片，字已模糊不清”。

古迹和古物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考古学家尹达“在延安进行过野外的考古调查，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内进行最早的考古工作”。1943年，他以过去和在延安新发现的文物材料作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写出《中国原始社会》一书，成为“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

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上，边区政府还成立了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开展文物搜集和整理工作。在陕甘宁边区政权机构中，边区政府的教育厅负责文物工作的具体管理，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物政策的制定以及文物工作的宣传和监督工作。1939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明文规定边区政府教育厅的主要工作包括“关于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以及公共体育娱乐场所之管理”。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县政府“第三科掌理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民教馆、图书馆、公园、古迹、编修县志及其他文化建设事项”。由专门的行政机构管理文物，表明边区文物保护工作的日常化。

陕甘宁边区时期，文物在战争中面临落入敌手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在战火中抢救文物。1942年，日本侵占山西时藏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内的《金藏》经卷就有落入敌手的危险。《金藏》是金代（公元1115年至1234年）刻印的一部多达7000余卷的大藏经典，共有5380卷，山西赵城广胜寺内藏有4813卷，通称《赵城金藏》。日本侵占山西时曾密谋抢劫，寺内老僧及时向八路军游击队秘密送信。

得知消息后，受中共中央委托，薄一波带领部队在晋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抢夺《赵城金藏》的战斗，终于将藏在煤洞里的经卷抢救出来。在这次战斗中，8名战士牺牲了生命。后来，《赵城金藏》经卷由指定的专人保管，新中国成立后被运到北京，经专家鉴定，认定是海内孤本、稀世之珍。后来北京图书馆用了十八年功夫把它裱糊整理了出来。现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即以此为其主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颇显复杂，在继续进行革命文物征集的基础上，受国内国际形势影响，重点转向为抗战服务，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在宣传革命、教育军民、打击敌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组织部）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