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

头戴一顶鸭舌帽，身穿一件裁剪合身的黑呢大衣，周定文坐在曾家岩一家茶楼里，指着不远处的重庆市委大院对笔者说：“50年代，我年轻时就在里面上班，这一带我熟得很。”周定文是重庆市委大院里最早的一批基层工作人员，从小家庭贫苦，但搭上了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解放号”早班车，从此改变了命运。

臭猪肉

周定文在南泉土生土长，从前家住小周家沟李子湾（后来改名为南泉红星大队四队），在父母的三儿两女中排行老三。一家人住的房子是土墙加麦草，有半截瓦房。他家里有点土地，又佃了一些，土改时其成分被评为中农。“小时候过年，最好的礼物就是老汉（父亲）给你买一双‘麻窝子，就是把竹麻竹瓤纤维搓成一股一股用手工编成的鞋子，但沾不得水，一沾水，就不暖和了。爱惜点，穿半年。平时都是打光脚，冬天脚都冻僵了，像红萝卜一样”。

南泉是石头山，主产高粱、麦子和红苕，平时周家就吃高粱、红苕，稀饭下麦粑就算是最好的，几个月甚至半年才吃得到一次肉。“记得有一年秋天，老汉到仙女洞巴县女中的厕所挑粪，看见坑边浮着一块猪肉，他就捞起来，挂在粪桶扁担的扣绳上挑回来。我们家不远处有一口水井，他在井边洗了一遍洗二遍，洗得白生生的，加点蒜苗和海椒，炒成回锅肉”。

周定文尝了一块，还是觉得臭，就没再吃。“我老汉平时性格不好，不听话他就要骂人，我夹菜如果夹到他那边，他就马上把碗那边车（转）过来对着我，骂道：‘这边碗是不是要香些？但这回我嫌肉臭不吃，他没骂，说‘你们不吃算了，我吃。他吃完就呕吐了。那块猪肉，估计是学校的厨师丢的，丢之前，就已经臭了”。

小战士

周定文家住在半山腰的一个洼地，下山需半小时左右。1949年11月26日，解放军攻打南泉，正巧被他碰见了。

那一天，周定文到南泉街上去打桐油，“上午八九点钟，胡宗南176师和罗广文的部队就开始在街上店铺抢门板，他们问都不问一声就上去抢。碰到卖肉的，当兵的上去提起就走；看见卖鸡的，抓起就跑。本来是中央军，但溃败的时候，确实像匪

军”。

从南泉街上到堤坎，黑压压的一片都是国军，他们抢先占领了建文峰、野猪窝山头。“兵里面还包括‘内二警的人，他们的待遇比军队还好，还发有日本军毯，都是官家子弟、少爷兵。街上也挖了很多战壕，抢来的门板就立在壕边做挡板，架枪”。

要打仗了，趕集的人跑得一干二净。街两头都有人放岗，马儿驮着弹药跑来跑去，真是兵荒马乱。“上午10点，下雨了，我在半山坡听见虎啸口传来稀疏的枪声，回家后，下午听见枪声就像砂锅炒胡豆一样热闹起来。天黄沉沉的，好像要落黄沙一样，没有阳光”。

27日晚上，从野猪窝方向飞来一枚迫击炮弹，“在我家下面一块烂巴田（沼泽湿地）里，炸开桌面大小一个坑，弹头都有几斤重。是国民党部队打的”。南泉打起来了，周定文从没听说过“共产党”和“解放军”，也不晓得谁打谁。

29日上午，周定文又到南泉街上看热闹，枪声已平息，两边的部队都撤走了。南泉老桥的桥头，一个牺牲的解放军小战士躺在那里，子弹从他背着的干粮袋打进去，炒熟的玉米粒落了一地。“十八九岁的样子，胸部中枪，旁边一滩红殷殷的血。他的斗笠上有红五星，用红漆画的，太阳一照，亮闪闪的。干粮袋里落出来的玉米粒和他的血凝结在一起，场面令人心酸。当时不知这是啥子人，围观的人说，这是解放军。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红五星和解放军”。

近年，周定文在相关资料里查到：“28号晚上11点，解放军103团奉命撤出南泉战场，开赴江津顺江场。”29号早上下了点儿小雨，30号就是晴天了，在野猪窝、撮箕寺，周定文看见高大的松树被砍成一人多高的树桩，枪炮架在松杈上，军人们的脑髓、四肢挂在松枝上，地上到处丢着枪、子弹、毛毯。解放军牺牲了100多人，国军伤亡更多。“躺着的尸体，保甲长动员当地农民，埋在附近山上。解放军烈士也是就地掩埋，后来才集中安葬，其中，知名的有43人，最高军职为副营长。不知名的有60多人”。

30号上午，南泉街上举行了解放游行，比重庆城里还早。“我跟着队伍走，看人们扭秧歌、打花鼓、打莲箫，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队伍前面抬的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大画像”。

送信员

南泉解放后，由于周家湾穷得连地主都没有一个，没有地主也就没有田地可分，所以周定文家里没分到田地。土改工作队的队员杨思忠、李昭惠，对周定文来说，就像大哥大姐一样。“杨思忠是重庆巴南江家场的人，土改要丈量土地，几亩几分，要插篾片标记下来。我跑前跑后，抱篾片，插篾片。后来他对我说，县里差个通信员，你想不想去？我当然想去，父母同意后，我抱起枕头就走了”。

当时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政府在马王坪，“一去就是供给制，吃大锅饭，锅巴有拇指这么厚，很香。发灰布给我们做衣服，一个月发一块肥皂，发一块印有‘抗美援朝字样的白毛巾，头上戴灰布帽子，上面有一颗薄铁皮做的红五角星”。

周定文的工作就是给各区送信件，每天要走近百里路。每一个区的情况他至今都了如指掌。“当时巴县有12个区，送得最近的是界石，最远的是江家，返回时天已黑”。周定文就这样走了半年，直到1952年底。“上面的人说你回家等着，有事喊你。我回家呆了几个月后，市里来差人，可以去当公务员。我的工作就是打扫办公室和厕所卫生，有时还要送信”。

1953年，周定文又到巴县政府报到，刚好巴县第一任县长杨道南要去市里开会，他就搭“县太爷”的吉普车去市里。“这是我第一次坐美式吉普，杨县长和李司机坐前面，我一个人坐后面。在海棠溪过车渡，从储奇门、南纪门、中兴路、七星岗到现在的枇杷山公园，解放前是王陵基公馆，当时市委就在那里”。

这是周定文第二次进城。上一次还是小时候跟父亲背着柏树枝去卖给城里人熏腊肉，从黄桷垭翻山，从海棠溪过河到城里，要走一天，早上出发，晚上回去。

大人物

那时候，重庆市市长、第一书记是1952年9月起任的曹荻秋。“我分在一科当公务员，头几批有唐明贵、刘汉安、赵明友、赵定华、蒋玉翔，我们后来都成了好朋友。那时候我们都穿自己的服装，我穿的是农村带来的对襟布扣青布衫。我管3个办公室，干部下班后就打扫。还要还要送信到各部委，就在市委大院里面转。送到市委外面的信，交通科用摩托车和自行车送”。

他们看见大官全部喊首长，送给各部委的信，收信的有时是首长秘书，有时是首长本人。“市长曹荻秋个子不高，一身中山装；市委副书记彭涛，四川资中人，说话声音洪亮，1954年调到上海去了”。1955年在市委小礼堂，周定文还看到从印尼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回国路过重庆的周恩来，“他的周围有很多保卫，和曹荻秋站在一起，眉毛很浓，面容白净，胡茬青黝黝的，穿青黑呢子大衣。我们只能远远地看一眼”。

市委秘书长辛易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个子比曹荻秋略高一点，喜欢跟周定文他们打乒乓球。“他最爱说：小周、小唐，来，我们打两盘”。

以后，运动来了，重庆不少人被打成“右派”，包括《重庆日报》副总编辑贾唯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文澄对省里的“李政委”（省委书记李井泉，当时四川党内习惯用战争年代对李井泉的称呼——作者注）提了意见，1958年也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党籍，下放到李家沱重庆瓷厂今。1964年周定文调到这个厂搞保卫，厂领导就问：“张文澄你认不认识？”周定文说：“认得。”“那分你去和他住一个寝室”。周定文和张文澄以前在市委就认识，现在又在一个厂当室友，两人相处得不错。“‘文革时张文澄在厂里被批斗，跪高板凳，跪炭渣，戴高帽子，我很同情，但也没办法。回到寝室，他有时会挽起裤管，默默地揉着青一块、红一块的腿和膝盖”。

后来，厂里的造反派斥责周定文，说一个保卫科的干部跟一个“大右派”住在一起，觉悟不高，没阶级立场。于是，周定文被迫搬出来了。“走的时候，我跟他告别，他很体谅地说，听组织安排，你跟工人住在一起好些。但看得出，他的表情里流露着忧伤。平时晚上打开水、洗脚水，我们都是互相轮着打，现在他一个人了”。

“文革”后张文澄被平反，任西南政法学院、重庆大学党委书记。1983年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8年7月去世。“他平反后，我去他家見过一面”。

从市委大院出来后，周定文最初在四川金堂一家化肥厂工作，又先后调到重庆瓷厂、重庆金笔厂，最后在解放碑九尺坎附近的玻璃公司工作，直到1995年退休。“我当公务员时，喜欢看《重庆日报》，报头是繁体字，4个字里面，‘庆字笔划多，我不认识。后来，我在市直机关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学语文，才有了一点儿文化”。

如今周定文已是80岁高龄，经历了风风雨雨，因根正苗红，为人正直，处事谨慎，所以一路过关。“眼下我身体不错，子女孝顺，每月还有退休金，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很知足”。

（作者单位：重庆晨报）

（实习编辑：田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