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万匀 颜坤琰

我国著名人口学家陈长蘅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客家人。他学贯中西，面对中国人口无节制地增长，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通过潜心研究，他认识到，中国只有走节制生育、优生优育的道路，方能民富国强；抗战时期，深明大义的陈长蘅，主动 把 坐 落 在 重 庆 曾 家 岩 5 0 号的一套宽敞宅院转让给中共使用，受到邓颖超等中共人士的赞赏；晚年，他与时俱进，孜

孜不倦地读书学习，充满家国情怀。

慎终追远，不忘家规祖训

同治、光绪年间，国势衰微，“上下争奢靡，百务废弛，商民亦多耽苟且，尚诈欺，无一振奋慤诚、待人以直者，公则力矫时习”。陈长蘅的祖父陈永守与湖北张行谊合伙做生意，一次，结算归家后，陈永守发现张行谊给他多算了百金，立即将其汇兑归还，张行谊感激不已。陈永守说：“此若金也，纵若不知，我能欺吾心乎？”诚信无欺，是陈氏家训中的一条重要守则。

陈永守往返重庆、湖北，辛苦经商数十载，在耳顺之年，他回家购买了安富镇孔家桥田产，由此奠定了陈家稳固的经济基础，为其后代进校攻读、海外求学创造了良好条件。晚年，他“用耕读课子孙，又筑菊坡精舍，作为子孙授业讲习之所。每日霁风和辄，携幼孙，相羊门，听儿童读书声以为乐”。

清末民初，西学东进，国人渐醒。陈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鼓励子孙读书求学。皇天不负有心人，陈氏子孙经过刻苦努力，竟一门出了四学士。

陈永守的长子陈昌远，为清朝贡生，留学日本，曾受聘北大教习，校长蔡元培十分器重他，并结为好友。陈昌远养育四男两女，对子女寄予了莫大希望，教育甚笃。他在家中设“三育堂”，耐心地对他们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等修身、齐家、治国的教导；写《三育堂庭训》《三育堂家规撰成跋示三子》《三育堂砚田铭》传授客家人的家规祖训，卓有成效，子女奋发向上，学有所成。长子陈长蘅留学美国，次子陈长翮留学德国，三子陈长源留学美国，他们学成回国后，都为社会干了一番事业。

陈长蘅幼年时，入安富镇陈氏菊坡精舍（家塾）发蒙读书；稍长，又先后入读路孔场小学堂、县立玉屏书院、永川县立达用中学堂、重庆府中学堂；1906年，在成都进入四川省立留学预备学堂英文班读书，后又到北京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学习。

1911年，陈长蘅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深造；1917年，在哈佛大学法制经济科毕业，获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短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行政监理厅任统计。

归国后，陈长蘅在财政部中国盐务稽核总所翻译科任编译，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1928年任中国经济学社常务理事。20世纪30年代，陈长蘅参加中国统计学社，曾任重庆朝阳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英士大学财政学教授。

成名后的陈长蘅，不忘自己是客家子弟，他慎终追远，与专家学者研究清朝客家人迁徙的历史。1942年，陈长蘅和客家学研究大师罗香林，在重庆参加留渝清华大学校友庆祝母校31周年校庆期间，曾一起讨论客家人的来龙去脉，研究客家人对迁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的作用和贡献。陈长蘅还对罗香林说，他的祖辈陈国俊，亦是在清乾隆元年（1736年）从客家聚居地——广东省兴宁县南厢移民来川，在荣昌安富镇小河坝落户定居的，他的父母至今还说的是客家话。

利国利民，提倡“节制生育”

陈长蘅是20世纪早期我国著名的人口学家，是人口节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陈长蘅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就出版了《中国人口论》，最早向国人系统宣传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尔萨斯是18世纪英国教士、经济学家，他在《人口论》（1798）中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陈长蘅依据马尔萨斯的理论，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认为要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必须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而众多的生计问题中，解决人口问题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应该是“婚姻以时、养育有度、孳生有道、养育有术”，提倡比欧美各国更加健全和彻底的，以节育和优生为内容的“生育革命”。对于异论，陈长蘅则引用一位外国经济学家的名言进行辩驳：“只有狐狸才希望野兔多子多孙”。

1922年4月30日，陈长蘅在北京大学与胡适讨论“生育制裁”的方法，提出自己的“优生学”主张，认为以普遍实行“自然节育法”来缓解人口压力最为妥当。胡适也觉得很有意义，并把讨论的内容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

20世纪20至40年代，为救亡图存、改造中华，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带头支持，科学界广发共鸣，大批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家，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研究，發表了大量论文和专著，陈长蘅、陶孟和、马寅初、梁漱溟等都为此作出重要贡献。《新青年》还专门开辟人口专栏，人口问题遂成为热论议题。

陈长蘅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认为“人口为国家之原，文化财富生产者，一切社会问题之根本”。中国应该实行“生育革命”，广施科教、节制生育，人民才能拯贫致富，国家才能强盛。陈长蘅认为：“只有控制人口数量，才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社会学史上，陈长蘅可以说是最早提倡少生优生、提出“节制生育”应成为基本国策的社会学者。他还出版过《进化之真相》《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等著作，宣传自己的主张。陈长蘅的人口思想可归纳为5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适度论。他在《中国人口论》第5章中指出：“人口孳生之道，犹农夫之播谷焉，选择固宜得法，布种亦贵有方，太疏则收获不丰，太密则拥簇以死，必也折衷于疏密之间，然后佳禾可得焉。”后来，在《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中他又明确指出，以“最高生活的最大民数”为理想，“最低生活的最大民数”为不足取的思想。

二生育革命。陈长蘅通过计算与观察，认为中国人口已不适度，为此，要在“节育”和“优生”两方面进行革命。他说：“没有生育革命，则无论物质革命或教育革命，皆永不会成功，永远无实现之可能。”

三是主张自然节育法，即自己节育，不用机械。他认为这种方法应用之原则，要具备4点：“不悖人道；不伤身体；普遍实用；无由滥用。”

四是“一枝花”至“两枝花”制，即一对夫妇至少要有两个孩子（一枝花），至多有四个孩子（两枝花）。他甚至引用俗谚，极力宣传他的节制主义主张：“一男一女一枝花，无男无女赛仙家”。

五是加强政府管理。陈长蘅指出，历史上对人口素有干涉与放任之制，他认为中国宜取前者。作为政府之立法委员，陈长蘅建议各地区设保育院，以保护产妇与婴儿，同时，把保育院当作节育知识的训导机关。

陈长蘅的人口思想是积极的，对国家制订人口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深明大义，主动转让住宅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陈长蘅也由南京辗转疏散到了重庆。1938年秋，陳长蘅的友人赵少龙和妻子赵佩珊，为了躲避日机空袭，全家迁往乡下居住，于是把坐落在重庆市区中山四路一处颇为宽敞的住宅——曾家岩50号，租给了陈长蘅。

陈长蘅和夫人王俊英因为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工作，认识了邓颖超，进而也结识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长蘅对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极为赞赏。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叶剑英抵达重庆，1939年1月16日，中共南方局正式成立，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党的工作。当时，中共虽然在重庆化龙桥红岩嘴13号设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但办事处远在市郊，不便开展工作，急需在市区另觅一居所，作为城内办公地址。可当时已成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到处人满为患，要想租房，实属不易。周恩来十分着急，邓颖超就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的名义四处寻租。当陈长蘅夫妇在交谈中了解到她急于租房的意图后，陈长蘅马上表示，愿意将曾家岩50号的住房让租给他们。

于是，周恩来同邓颖超一道，立刻赶到曾家岩去看房子。他们“走到马路的尽头，前面就是一条蜿蜒向上的小巷。小巷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各种店铺，其中有些实际上是负有监视任务的特务哨所。走上一段石阶，才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和邓颖超把楼上楼下、前后左右都看了个遍，虽然觉得这座住宅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山四路、上清寺很近，周围的环境相当复杂，免不了会遭到特务的监视甚至捣乱，但颇为适用，因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于是，邓颖超拜托陈长蘅邀约了房东赵少龙见面洽谈，说明了租房意愿，并说明已与陈长蘅谈妥，把这座住宅从其手中转租给周恩来作私人公馆。赵少龙慨然应允。邓颖超遂以周恩来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3楼的全部房间，以及2楼东边的3间房屋。从此，曾家岩50号就被称作“周公馆”，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

于是，南方局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有了一个立足点，虽说有深陷虎穴狼窝之感，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这里，不但方便南方局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更方便接待与联络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方便进步青年以此为联络站、出发点，奔赴他们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1944年，房东赵少龙不幸病逝，赵佩珊顿陷窘境，全家的生计难以为继。邓颖超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修书一封，并附上法币10万元，亲手交给陈长蘅，请他尽快转送给一筹莫展的赵佩珊，以解她燃眉之急。邓颖超的信全文如下：

陈长蘅先生转赵佩珊太太：

承蒙赁租曾家岩住宅，数年于兹，甚为欣感。近闻尊处经济困难，兹随函附奉法币拾万元，聊作补助之需，敬希收用，并望函复为祷。专此顺颂。冬安。

邓颖超谨致

十二月二十四日

收到来信，赵佩珊感激涕零，她把这封信当作宝贝，一直珍藏在身边。

仅从以上事例，不但可以看出邓颖超等人对进步人士陈长蘅的信赖，也能看出陈长蘅对共产党的支持和热爱。

老而弥坚，满腔家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陈长蘅受聘上海市政府任参事、人口学顾问，继续进行人口学理论研究，其新作不断，常见诸报刊。同时，他非常重视国情，对当时人口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对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长蘅年逾90仍学而不倦，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兴趣颇浓。他认真做笔记，撰写学习心得，有时还书写两三千字的小论文，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一篇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就的《发扬我国哲学思想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未刊手稿）中，陈长蘅表述了他积极的生态观：“人类和其他生物既有生存竞争的一面，又有相互依存的一面。所以我们要‘仁民爱物，要尽量维持人类和动植物的生态平衡。”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要重视生态平衡，实属难能可贵。

陈长蘅晚年居住在上海，常常思念家乡的亲人，“每逢旅行路过马滩坳（位于荣昌城近郊——作者注），就想到濑水（即濑溪，一条穿荣昌城区而过的沱江支流——作者注）那边定是尊府所在”；“我现已行年九十七岁，是一八八八年阴历十月十四日生于安富镇东郊东大路旁陈家大院”。他认为，写回忆录，写历史 ，记事记言，应力求正确真实，“这样才可以惩前毖后、彰善惮恶、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他还满怀深情地写了一首旧体诗——《祖国颂》，诗中不仅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也表达了一位老学者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的真挚情怀。全诗如下：

中华立国亚洲东，陆海山川气象宏。

十亿神州今胜昔，华夏统一永昌隆。

无产先锋居领导，人民民主树新风。

四化宏愿齐迈进，两种文明攀高峰。

善生善养勤孜教，日新月异致大同。

1987年，陈长蘅在上海病逝，享年99岁。

（实习编辑：田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