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锋

这是一场中方资料记载缺失的空战，却载入了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的《战史丛书》。

1939年5月3日这一天，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在

日记中写道：“晨间六时还未起床，已经红日满室。天气如此晴朗，大家心中早已有敌机恐将来袭的预感。”

果然，当天45架日机空袭重庆。早已严阵以待的中国空军在重庆上空与来犯的日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并当场击落日机两架。

战前准备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在武汉发表《移驻重庆宣言》，正式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将于12月1日开始在重庆新址办公。当时，中日之间的战事主要集中在我国华北和华东地区，但很快，侵华日军航空兵便将攻击的目标锁定了重庆。

次年2月18日，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一联合航空队司令户塚道太郎派所属的木更津飞行队3架96式陆上攻击机，由佐多直大少佐率领，首次对位于重庆东边的广阳坝机场进行了空袭。10月4日，第一联合航空队的木更津飞行队（15架）、鹿屋飞行队（12架）又集中轰炸了四川的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县）机场。其中，木更津航空队的9架96式陆上攻击机还转而轰炸了重庆城区。之后，侵华日军暂时将轰炸重庆的任务交给了陆军航空部队，而在武汉地区集中其侵华海军航空队主力，进行远距离的飞行训练，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轰炸重庆做准备。

在世界军事航空史上，日本是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地使用飞机这种新式武器对一国不设防城市的平民进行屠杀的国家。自飞机出现，并用于战场后，一种新的军事理论便逐渐诞生，即这种新式武器可以改变过去传统的作战模式和规则：战争不再区分前方和后方；战争不再区分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通过深入一国，选择对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进行“无区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而形成直观的战争恐怖，以迫使敌对国家屈服和投降。

日军攻占武汉后，即将这种依靠空中力量进行“无区别轰炸”的侵华方式上升到战略高度。1938年12月2日，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下令，正式实施由其大本营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制定的《陆海军中央关于航空的协定》。该协定将中国（当时日本将中国称为“支那”）分为北支、中支、南支3个作战区域。其中，北支包括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各省；中支包括我国中部各省；南支包括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对于北支的作战任务由陆军航空部队完成，对于中支、南支的作战任务主要由海军航空部队执行，必要时由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作战。

针对以重庆为主要目标的“无区别轰炸”，日军部署的陆海军航空部队如下：

陆军：飞行第59、第12战队（战斗机20架、重型轰炸机15架）；航空兵团第一飞行团（侦察机18架、战斗机12架、重型轰炸机30架）；第三飞行团（侦察机9架、战斗机12架、轻型轰炸机45架）。

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中攻机24架）；第二联合航空队（舰载战斗机54架、舰载攻击机24架、舰载轰炸机12架、中攻机26架）；第三联合航空队（水上侦察机24架）。

由于武汉至重庆的直线距离为780公里，按当时的技术条件，战斗机、轻型轰炸机均无法完成这种距离的空袭任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直到1940年6月，日军占领宜昌，在宜昌建立空军的前进机场——作者注），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均是在无战斗机护航的条件下，由其陆海军航空部队中的重型轰炸机单独完成的。

轰炸重庆的日海军飞机，其主力机型是96式陆上攻击机。这种飞机又称“中攻机”，是日本海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自主研制的远程岸基轰炸机。中攻机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348公里，续程距离为4550公里，每架飞机上装有20毫米机炮一门，7.7毫米机枪两挺。当中攻机以密集编队飞行时，其形成的火力网很难被对方战斗机突破，以此避免自己的飞机被击落。

1938年8月，中国空军当局将第4大队从汉口、南昌等地撤至四川梁山机场，并在该地设立驱逐机（战斗机）训练总队，对部队进行休整和培训。从此，中国空军第4大队担负起保卫重庆上空安全的任务。10月4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与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飞机在梁山上空相遇，并展开重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空战。是役，中国空军击落日机两架。鉴于日军多次来袭，中国空军当局遂将驱逐机训练总队于年底迁往兰州。同时，派出飞行员到兰州接受苏联援华的E-15、E-16战斗机。

1938年12月，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原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8期学员学成毕业，部分毕业生分配至中国空军第4大队任见习少尉飞行员。此时，中国空军第4大队也由原配属的3个中队（第21、22、23中队），增加至4个中队（新增第24中队），其力量有所增加。但仅仅依靠4个中队和30余架常备可战斗的飞机试图掌握重庆上空的制空权，有效抵御日机的空袭，这几乎不可能。

1939年初，中国空军当局在重庆设立了空军第一路司令部（由南昌迁来），統一指挥和调度部署在重庆、四川梁山、湖南芷江、贵阳等地的中国空军部队，作战任务重点则是保卫重庆。

1939年4月下旬，中国空军当局预判日机有可能会像去年空袭武汉那样，利用4月29日这一天的“天长节”（纪念日本天皇诞生）向其天皇献礼，而大举轰炸重庆。于是，秘密将驻守成都的中国空军第5大队的一个中队调至重庆的广阳坝机场，协助第4大队防空。

4月29日，日机却没有来。

空战经过

1939年5月3日，驻守汉口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第14航空队分别出动中攻机21架和24架，一路向西，朝重庆方向席卷而来。

重庆防空司令部接到前方传来的警报后，于12点45分向全市发出空袭警报，于12点55分发出紧急警报。驻防广阳坝的中国空军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分3批、起飞37架战斗机迎敌。首先升空的第1编队由第4大队大队长董明德率领；第2编队由自成都赶来增援的第5大队的1个中队组成；第3编队由第4大队第22中队队长郑少愚带领。由于当时中国的战机没有先进的通讯器材，我机升空后，只能依靠在不同高度进行巡航，凭肉眼搜索并发现日机。

狡猾的日机并没有沿长江向重庆直线飞过来，而是在临近重庆时，突然改变航向，绕道至重庆西边，顺着阳光的方向朝重庆主城上空扑来。这样，我机就只能迎着刺眼的阳光接敌，处于极为不利的位置。

下午1点10分，郑少愚所在编队首先发现了日机群。此时，日机群分上、下两层，上层2个中队18架轰炸机，下层3个中队27架轰炸机，两层上下距离50米。这个战斗编队，可以在受到攻击时，左右来回地变换队形，并形成最大面积的密集火力网。因日机群已逼近市空，准备投弹，形势十分危急。郑少愚毫不犹豫，下令对头攻击。郑少愚一马当先，全队呈“一”字型散开，紧随其后，由下方15°迎面向日机群发动首轮进攻。

这也是中国空军在抗战期间惯用的战术，在日轰炸机无战斗机护航的情況下，采用这种“对头攻击”战术，可以迫使敌领航机改变航向，使其无法对目标进行准确投弹。这也是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被迫采用的一种战术，飞行员需具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撞机。

此时，董明德大队长所在的编队也发现了日机群，随即从高空俯冲下来，向日机群发动了第二轮攻击。紧接着，我空军第2编队又从日机群的后下方，向日机发动第三轮攻击。此后，我机各自为战，冒着密集的火力，不断向日机发动攻击。

这是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中国战场上爆发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空战。中日双方在同一交战空域，参战飞机达82架之多。是役，我方损失飞机4架，飞行员张明生、张哲在空战中壮烈牺牲（后遗体安葬重庆空军烈士陵园）；龚世悌、林耀负伤跳伞，机毁；李侃肩部中弹，但人机无恙。我空军参战飞机亦弹痕累累， 其中1 架飞机竟中弹6 9发。

日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日方《中支部队（第三舰队）战斗概报第513号》记载：“两架14FG（第14航空队的中攻机）中敌弹起火自爆，壮烈战死。空战中几乎全机中弹。13FG（第13航空队的中攻机）重伤2人，轻伤2人，14FG战死1人，重伤2人，轻伤4人。”

这一天，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自始至终观看了这场空战。他站在遭受日机轰炸的重庆市中区江岸对面的一座山坡上，交替用照相机和摄影机记录下这次日机大轰炸——他就是当时国民政府聘请的中国空军顾问陈纳德。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只见27架日本轰炸机，像加拿大天鹅在春季从路易斯安那州飞向北方一样摆着一个漂亮的‘V形阵势，逐渐接近。当它们接近轰炸目标，便迅速摆动机翼，准确地呈一字形排开，其动作神速准确，顿时使我对日本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感到由衷钦佩。”以后几年，陈纳德每到一个地方，遇到日机来袭，他都要用摄影机拍下日机编队飞行的阵势，并在笔记本中记下对日机战术的评述。

通过不断地仔细观察，陈纳德终于找到日本空军的弱点，从而发明了“打了就跑”的空中游击战术，并运用到后来成立的“飞虎队”中，最终彻底击败了日本空军。他认为，中国空军采用苏联顾问传授的战术不适合对日作战，单纯凭勇气去冲击日军轰炸机群编织的火力网，不仅无法击落日机，还会导致自身的重大损失。日军飞行员个个训练有素，但他们只是机械地执行条例，缺乏灵活性。因此，抓住机会，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可以极大地保存自己，减少损失，有效地打击日军。

空战评述

“5.3”重庆大空战，无论是交战双方投入的飞机数量，还是战绩而言，都可以堪称“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空军双方的一次大战”。然而我方却在一系列重要的相关史书中，只字未提。如台湾地区在1981年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中，曾有专门讲述空军作战的内容，将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空战、远征、轰炸等任务）总结出共有33次，涉及重庆的有1 9 4 0年“9 . 1 3”璧山空战和1943年“6.6”梁山空战，而没有“5.3”空战；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于2005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争》，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大量收录了中国空军抗战原始档案资料的书籍，也没有提及这次空战。

70多年过去了，我们至今还没有看到一篇关于“5.3”重庆大空战的文章公开发表。重庆本地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也只在“重庆大轰炸”的研究中，附带提及“5.3”空战。至于诸如“中国空军参战的是哪支部队？”“中国空军是如何进行空战的？”“中国空军的指挥者

是谁？”“中国空军伤亡的情况”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做出回答。而在《重庆抗战纪事（1937—–1945）》（重庆出版社，1985年）、《重庆市防空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抗战时期重庆的军

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重庆出版社，2005年）等关于论述重庆抗战的书籍中，也没有提到这次空战。

事实上，有鉴于“5.3”空战中国空军的顽强抵抗，当年日本空军被迫改变策略，对重庆的大轰炸改在了黄昏和夜晚进行。特别是5月底，由苏普伦率领的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两个战斗机大队进驻重庆，重庆的空防力量得到加强。在之后全年对重庆的大轰炸过程中，日机竟不敢白天来犯，只能利用中国空军建设落后的弱点（机场没有良好的夜间起降设施、中国空军的飞机缺乏夜间战斗的装备——作者

注），而将对重庆的轰炸改在天黑以后进行。如此一来，轰炸的效果自然没有白天的效果好，重庆的老百姓遭受轰炸的损害也就相对减小。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5.3”空战，可以说，中国空军的牺牲和取得的战绩是值得肯定的，是有意义的。

“5.3”空战之所以渐渐被后人忽略，还在于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5.3”“5.4”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让人们只记住了伤害，而逐渐遗忘了中国空军的努力。中国空军虽然在“5.3”空战中进行了顽强的作战，但仍未阻止日机对重庆实施的暴行。5月3日，日机45架，共投弹166枚。其中，爆炸弹98枚，燃烧弹68枚。由于日军首次使用了新型燃烧弹，造成重庆下半城有41条街道起火燃烧，人员伤亡达1023人；5月4日，日机27架，利用黄昏，避开中国空军的拦截，向重庆城区投弹126枚。其中，爆炸彈78枚，燃烧弹48枚。上半城有38条街道被炸起火，都邮街、柴家巷尽毁，人员伤亡达5291人。

但是，如果没有“5.3”中国空军的顽强抵抗，重庆市民在当天的损失及伤亡要远远超过“5.4”。

“5.3”“5.4”大轰炸，之所以成为重庆在抗战时期遭受日机空袭伤亡人数最惨重的一次，除了日军大量使用燃烧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庆的老百姓缺乏对大轰炸残酷性的认识。1939年1月15日，中日空军双方在重庆主城区上空首次交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就发表社论，呼吁市民要认清日寇轰炸的性质，应大量地向城外疏散。国民政府也发布命令，要求市民向外疏散。但市民行动迟缓，甚至在空袭当天，还不躲不避。陈纳德在5月3日看到的一幕情景是这样的：“到处响起了空袭警报声，可四川人拒绝进入掩体，他们只是回到家，关上门等待着。”同样，当天也在重庆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一条舐吮自己创伤的蛟龙》一文中描述：“像一切从没有看见过炸弹的作为的人一样，数千市民无视当前的危险，随便站在露天下观望。好几百人被炸死在街道上，或被陷在火墙后边，因为二天内烧毁了十二分之一的市区。”

二是在“5.3”“5.4”大轰炸中，重庆的新闻媒体也遭到了破坏。5月6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西南日报》《大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新民报》《国民公报》奉令停刊，暂由各报发行联合版。故当时的新闻媒体未能及时地报道这次“5.3”空战。唯有航空委员会主办的《中国的空军》杂志，在事后对这次空战进行了专题报道。

三是“5.3”大空战是一场战斗机对轰炸机的空战，不像战斗机对战斗机的空战，谁击伤或击落了日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由于面对的是敌轰炸机的整个编队，我机反复攻击，几乎都击中了日机，但是谁击落了日机？或谁击伤了多少架日机？谁也说不清楚。因此，在我方的战斗要报或资料记载中难以载明。尽管有诸如种种的原因，我们忽视了这次空战。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这次空战中为国捐

躯的张明生、张哲勇士，他们是这座英雄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在重庆抗战史册上熠熠生辉。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