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思想的双重反思(访谈)
2016-05-14夏中义张蕴艳
西部 2016年5期
夏中义 张蕴艳
张蕴艳:您好,这是我自1998年跟随您研习文艺学与百年中国文论史案以来与您的第三次公开访谈了。上一次访谈距今也有四五年之久了,不少问题也需要再作斟酌。上几次我们谈话的重点主要是放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史、精神史与现时代学人角色价值与活法等话题上,今天我想在此基础上再作一些拓展,谈谈当代文艺学研究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史、精神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兼及您个人的精神小史与微观学术思想史。 先是反映论问题。反映论问题无疑是二十世纪文艺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您近年撰写了多篇论文,如《反映论与毕达可夫〈文艺学引论〉:中国文论学科的方法论源流考辨》《反映论与〈文心雕龙创作论〉——对王元化的照着说与接着说》《反映论与王元化——论西学与中国文学的百年错位及反正》《反映论与1985方法论年——以黄海澄、林兴宅、刘再复为人物表》等,涉及中苏二十世纪文艺理论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与事件,您是希望从诸多个案出发对反映论作一个系统梳理吗?1980年代您致力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时,就可看到隐含的对反映论的批判,您现在对反映论的清理是否可看作一次直接、正面的批评?
夏中义:先说我和反映论建立的关系。本科毕业后我留在母校执教,有幸参与的第一个正规的学术年会是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四次年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发言选了三个代表,一个是老年代表,一个是中青年代表,一个是青年教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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