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业浩 周静

摘 要：凤阳花鼓是安徽省优秀传统文化代表和文化品牌，它是一种输入型文化，起源与江浙一带。凤阳花鼓发展史是明王朝兴衰的一面镜子，随着底层民众的迁徙活动其艺术形式、内容也不断变迁，在不同时期承载着形态各异的社会功能。在重视优秀文化品牌建设发展的今天，凤阳花鼓已经显现出勃勃生机。

关键词：凤阳花鼓；艺术特征；变迁

中图分类号：J61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221-02

凤阳花鼓具有独特的艺术特征，其起源于江浙，随着移民进入凤阳，是典型的输入型文化。它在凤阳落地生根之后，又伴随着明王朝的兴衰离开凤阳，其艺术内容、形式变迁具有多样性特点，逐渐形成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随着新世纪的“申遗”成功，乘着“文化强省”战略的东风，已经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也是当地政府密切关注的优秀传统文化品牌事项，显示出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生机勃勃的发展潜力。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角度就其起源、变迁和在现当代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一、起源的独特性

研究凤阳花鼓，首先要提到朱元璋。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农民皇帝，其历经重重磨难于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朱元璋具有浓厚的“故土情结”，他一方面下令在家乡临濠（今凤阳）修建“中都城”，①另一方面从江浙一带强行迁入数量庞大的人口，包括文人雅士和富庶商贾，目的在于充实帝乡人口数量，提高凤阳人口质量和繁荣凤阳社会文化。

中都城的修建给凤阳本地人民和外来移民均带来深重的苦难。永不停歇的苦役、自然灾害和繁多的赋税，使得劳苦大众非但没有体会到皇权、帝乡带来的惠顾，反而比以前的生活更加艰难。特别是移民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来到皇帝的故乡，看到的是满眼的贫穷、受到的是无尽的欺凌，“旱地惟是缦种，无有井渫，无有吊槔，无有翻车，但靠天时；雨则稻之年，地无污漫则二麦之候。遇大雨，当大旱，而民争食树皮”。②不仅仅生产生活异常艰辛，更让移民们难堪的是，“原家乡文化与凤阳文化的差异而造成心态文化的压抑”。③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抑，导致了大量移民对于江浙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另外，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下令罢建中都城，给凤阳留下了浩大的“烂尾工程”，他也逐渐淡化对凤阳的关注，凤阳当地民众的失落感逐渐蔓延开来，纷纷逃离这个多灾多难、也曾经令他们骄傲的地方。于是，每逢农闲时、旱涝灾害时、年关之前这几个时段，当地民众和江浙移民便背起“花鼓”，向江浙一带流动。这其中，凤阳本地人主要以“讨要饭食”为目的，他们一段时间之后还会返回故乡；④而移民们以“返乡省亲”、“讨要饭食”为藉口，主要是为了“逃离凤阳”为目的。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以“凤阳花鼓”为行走江湖的道具。

二、变迁的多样性

凤阳花鼓从艺术本质上来看具有明显的综合性艺术特征，它集曲艺、民歌、戏曲以及舞蹈等艺术形式于一身，这恰好证明了凤阳花鼓艺术强大的生命力，在传播中能够与其他艺术形式取长补短、兼收并蓄，这也与它发展历史中所承载的功能属性的多重性息息相关，包括政治属性、社会生活属性和艺术属性等方面。

（一）统治阶级的工具

据史料记载，凤阳花鼓发端于江浙一带，元朝末年，朱元璋打败江浙宿敌张士诚，而当时张士诚曾将花鼓⑤作为宫廷中的娱乐工具。其下属官员张宪《李天下》一诗，便记录了花鼓这一打击乐器。“吹玉竽，击花鼓，十万貔貅介胄雄，三千粉黛烟花主”。⑥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首先强行从江浙大量移民，数量达到14万之巨。之所以选择江浙一带，其一是削弱张士诚部下的实际存在，“吴元年九月辛巳，‘克平江（苏州），执张士诚；十月乙巳，‘徙苏州富民实濠州”。⑦其二是充实帝乡人口，发展凤阳经济。随着移民到来，“花鼓”在凤阳生根发芽，这一时期，是典型的“输入型文化”，此时的花鼓已经成了政治的附属品。

随着凤阳中都城的罢建以及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凤阳本土民众和移民对朱皇帝逐渐由爱到恨，这时也就诞生了家喻户晓的凤阳歌，“说凤阳，道凤阳……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他们利用手中的小小鼓儿，表达着自身的不满。这一种不满，到了清朝还被统治者作为诋毁前朝的工具来利用，清乾隆年间，凤阳花鼓歌舞在宫廷中为皇帝演出，，把《凤阳歌》的歌词重新整理，让世人传唱。由此可以看出，凤阳花鼓自从诞生以来，一直到发展壮大，始终离不开统治阶级政治工具的属性。

（二）社会生活的手段

凤阳花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解读，其“鼓”是一种“讨饭乞食”的工具。在众多的史料记载的历年逃荒中，包括新中国建国后的灾荒年，他们以夫妻、母女、兄妹、姑嫂等结伴而行，将花鼓众多乐器中的一鼓一锣取出，作为演唱民间小曲、故事的击节乐器，沿途乞讨卖艺，以此为谋生手段。演唱分为“坐唱”和“门头唱”两种。“坐唱”为在街头、作坊、村头及私人客堂内坐在长凳上演唱，多为长篇叙事性故事。“门头唱”即沿门乞讨，即兴演唱短篇，内容基本是吉祥如意之类的奉承话，既有生活、生产劳动的感悟的曲目，也有涉猎对时政的一些曲目，如《五骂蒋介石》、《五更治淮》、《土地改革》，更多的内容是儿女情长、谈情说爱、思春的曲目，如《小妹妹送情郎》、《十二月想郎》、《二姑娘相思》等。

除了以上的乞讨工具之外，凤阳花鼓逐渐成长为艺人“玩鼓卖艺”的艺术。“卖艺”可以看做是一种职业追求，这比起靠“讨饭乞食”满足最低层次的生活更显得专业，也能给艺人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些技艺精湛的艺人一般都会先唱一个开场白：紧打鼓，慢筛锣∕听我唱个动情歌∕别的歌儿我也不会唱∕单会唱个凤阳歌∕唱得不好休要赏∕唱得好时赏钱多……。⑧明代绘画有《花鼓子》一图，绘一中年男子打小锣，女子双手持腰鼓，相对起舞。这就是那时候的凤阳花鼓艺人外出卖艺的真实写照。

另外，农闲时，农民把凤阳花鼓作为自娱自乐的手段，他们会自发组织乡邻、亲友集聚一堂，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这种活动，一方面用来打发无聊的时光，其次，在自娱中，大家还要相互切磋打花鼓、唱花鼓的技艺，这种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凤阳花鼓表演技艺越来越精湛，曲目量越来越大，表演手段也更加的多样化。

（三）艺术上的兼收并蓄

凤阳花鼓艺术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首先体现在其艺术起源上。如前文所述，凤阳花鼓起源于元末江浙一带的打花鼓，随着明初移民大潮来到凤阳并生根开花，这是一种输入型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其深受凤阳本土文化影响，逐渐显现出多元文化的基因特征。灾荒时期，又随着凤阳民众外出乞讨变为输出型文化。凤阳花鼓艺人每到一处，为了现实生活需要，一般都会把当地的山歌小调、民俗风情编入凤阳花鼓中即兴表演，这样既可以讨个好彩头，也无形中繁荣发展了凤阳花鼓的艺术内涵和演出形式。历经多年的风风雨雨，凤阳花鼓就这样流传到全国各地，其逐渐演变出多种艺术形式，如曲艺、戏曲、民歌、舞蹈甚至武术表演等，著名的“凤阳三花”⑨就是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另外，凤阳花鼓在演出曲目量上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来看，均有很大的发展。这更多地得益于花鼓艺人“即看即唱”的本领。

三、发展的丰富性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凤阳县民间艺人欧家琳等演出的舞蹈赴北京参加演出，曾到怀仁堂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演出，被周总理誉为“东方芭蕾”，因而名声大噪，⑩这在凤阳花鼓发展史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这体现凤阳花鼓的艺术观赏性具有极高的水准，“东方芭蕾”——能够作为地方曲艺艺术的代表进京展演，这也说明其艺术生命力极为强大。其次，它是凤阳花鼓发展的一个高峰。作为一种草根艺术，凤阳花鼓自诞生起就是“讨饭”的工具，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层层筛选，最终为国家领导人登台献艺，这对于提升凤阳花鼓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力都是不可估量的。

凤阳花鼓在民间的演出更是如火如荼，建国初一段时期以来，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凤阳花鼓更多地承载着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历史责任，随着歌唱新社会的各种曲目的涌现出现，它逐步失去了“糊口”的社会功能属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2006年，凤阳花鼓艺术申报首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并获得批准，成为安徽省第一个“曲艺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此，步入发展快车道。第一届“中国·凤阳花鼓文化旅游节”于2006年9月在花鼓之乡凤阳举行，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其主旨是“敲凤阳花鼓，唱经济大戏”；凤阳花鼓献艺北京奥运会文化艺术节并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安徽馆的演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近年来，凤阳民间花鼓艺术团体走出本土，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艺术表演和比赛活动，并利用中央电视台、中国农民歌会等平台。在全国各地各种级别的舞台上大展风采。”{11}同时，随着优秀传统文化品牌的价值日益凸显，近些年来，围绕凤阳花鼓的研究正日渐升温，也建立其类似于“凤阳花鼓艺术研讨会”的专家平台。研究凤阳花鼓的学术著作、硕士论文、期刊论文以及音像资料犹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这也证实了凤阳花鼓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被深入地挖掘出来，凤阳花鼓已经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注 释：

{1}明朝建立之初，实行“二京一都”制，北京汴梁，南京应天和中都凤阳.凤阳介于二京之间，故得名中都.

{2}凤阳新书.卷7柯仲炯.中都五美贴.

{3}夏玉润.朱元璋与凤阳[M].合肥：黄山书社，2003.

{4}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中《凤阳乞者》条写道：“江南诸郡，每岁冬必有凤阳人来，老幼男妇，成行逐队，散入村落间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间始回。”

{5}此时的“花鼓”与凤阳花鼓无论属性、艺术特点上都存在巨大差异。

{6}张宪.玉笥集[M].卷2.李天下.

{7}明太祖实录[M].卷26.

{8}夏玉润.朱元璋与凤阳[M].合肥：黄山书社，2003.749.

{9}指凤阳花鼓，花鼓灯和凤阳花鼓戏。

{10}苏兆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研究[D].2010.2.

{11}罗宝.凤阳花鼓根系茁壮花满枝[N].安徽日报，休闲周刊，2011-01-07（C1）.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