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蕴恒

内容摘要：钱锺书在《围城》中塑造了一批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知识精英，描绘了战时中国腐败学界的“新儒林”图景。他借此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城乡世态，批判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下的弱质知识分子，暴露了学术界腐败荒谬的事实。钱锺书在《围城》中进一步对五四以来中国学人的“西化”追求进行了理性反思，从文化层面反省了民族精神危机，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腐败窒息的环境点亮了一盏理性之灯，引发了读者对人类生存困境与解决方式的思索。

关键词：围城 留学 反思

留学，是近现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它承载了几代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梦想，是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一步。留学生，被赋予了吸收西学重构中国文化格局和反省启蒙进程的文化使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践者。留学经验，是国人想象西方途经的绵延指引，保留了学人的价值追求和艰苦探索。钱锺书通过《围城》对现代留学图景的勾绘，揭露了现代留学的弊端，寄寓了对中西文化的思索和深沉的文化反思。而《围城》本身，也成为钱锺书记录自己的留学感悟，呈现自己与西学交汇融通的艺术典范。

第一，钱锺书在《围城》中灌注了自己对留学的认识，在还原留洋真相和宣告留学神话破灭的同时，努力推翻传统留学观，隐含透露了自己的留学态度。钱锺书正是在对留学生的讽刺批判中建构了自己的留学观。

在留学的目的方面，钱锺书对时下抱有强烈个人目的和功利色彩的留学行为表示否定。

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1]

这真实反映了20世纪初人们对留学的认识：不为高深学问，而为摆脱自卑。在人们心目中，留洋等同于科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广大青年失去了传统的晋升之路，政府鼓励留学并授予留学生官职，留学已成为现代中国有志青年谋求个人发展的全新途径。20世纪初留学逐渐由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集体行为转化为以个人利益为目标的个人行为，玷污了纯粹崇高的学术。

在看待留学文凭的问题上，钱锺书更看重个人所学，一纸文凭仅是一枚象征符号，甚至成为某些学术骗子的幌子。作家借方鸿渐之口说道：“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2]文凭的确是留学生证明自己身份和学养的证据，但钱锺书没有过分以文凭为重。他看到了文凭被过度神化的事实。在人们的留学观念中，文凭俨然超越实学成为最为重要的部分，买卖文凭、靠文凭当幌子的学术不端行为迅速滋生。作家讽刺了方鸿渐、苏文纨谋取假文凭、伪文凭的行径，揭露了韩学愈靠捏造文凭招摇过市的丑恶嘴脸，也批判了曹元朗、赵辛楣等空有文凭但无真才实学的留学生。结合钱锺书的个人留学经历来看，他于1935年考取庚子赔款赴英留学，在牛津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由于时局动荡与学业压力之大，钱锺书不得不放弃学位，在巴黎大学潜心学习。结合张文江在《钱锺书传——营造芭比塔的智者》书中的记述，我发现这“无学历”的学习为钱锺书考察、运用、实践、体会所学欧洲各国语言提供了契机，也使他能够进一步学习、领会西方文学的精髓。

在留学生学术态度方面，钱锺书否定浮躁散漫的“流学”和厚颜无耻的蒙骗，在批判中隐含了对心无旁骛、严谨认真学术态度的肯定。作家批判了方鸿渐为代表的“流学生”，否定了随意散漫、浮躁肤浅的学术态度，批评了不学无术、贪图享乐的人生追求。钱锺书对高松年、韩学愈等道貌岸然、招摇撞骗、居心叵测的“假洋货”更是愤恨。作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正确的学术态度，但通过对主要人物言行的生动刻画和辛辣嘲讽，给读者以深刻启迪。

第二，《围城》充分体现了留学经验对钱锺书的影响。留学经历丰富了钱锺书的时空体验、社会感知和学习经历，重组了他的文化基因与心理基础，海外的感受体验构成了钱锺书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素材。

钱锺书在留学期间不囿于枯燥的专业学习，注重广泛阅读，对西学的领悟有了新的跃进。“牛津学风以严谨、规矩著称，钱锺书则是喜欢博览群籍的趣味主义者，对枯燥乏味的学究式‘正经科学研究不感兴趣，所以并不牢守‘规矩。”[3]作家也阅读了普鲁斯特等人的作品，《围城》就受其影响。他乐于阅读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研究克罗齐、康德、萨特等人的著作，把读小说当作增加生活情趣和获得休息的调和剂。杨绛曾言：“只有一次见到他苦学。那是在牛津，论文预试得考‘版本和校勘那一门课，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因此每天读一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睡梦中手舞脚踢，不知是捉拿凶手，还是自己做了凶手和警察打架。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暑假后补考。”[4]《围城》中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与不同艺术手法的交错运用便得益于他留学期间阅读的积累。钱钟书展开了对中西文学的“打通”研究，他的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从影响研究与平行比较结合的角度考察了这一段中英文学的联系，以及各自不同的文化心理特质”。[5]《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穿越中西、繁征博引，以西方诗学的‘移情说理论来阐释中国传统文评的特色，指出中国文评的特点就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6]作家开启了自觉进行中西文化反思的理论之路，体现在《围城》中即是对留学生“不中不西”、浮于文化皮毛的抨击。

钱钟书的留学见闻为《围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吴泰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一书中记载了钱先生对小说虚构问题的理解，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却出自钱钟书丰富的人生经验，包含着他真切的生命感悟。例如，小说开篇留学生乘船归国的场景，取自作家全家从法国乘坐阿多士号回国的经历；文中鲍小姐是作家结合留学期间所见的东方美人、埃及美人和风流未婚妻创造出来的；苏小姐是个复合体，她结婚的场面是作家对自己结婚场景的记述……作家在《围城》中流露出了对留学生的讽刺态度，揭示了现代留学神话崩塌的真相，均与他的留学经历见闻相关。打麻将的留学生、由未婚夫资助的风流女学生、流连于风月场所的留学生、喝牛奶的“天仙美”的爱慕者、追求西装笔挺的留学生……都化作了《围城》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诸慎明这一形象最为有趣，杨绛认为他结合了自己在巴黎遇到的一位认为钱钟书“不翩翩”爱面子的人和喝着牛奶被妓女围困的“天仙美”爱慕者。夏志清在《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提到：“《围城》里给挖苦最凶的空头哲学家褚慎明就影射了钱的无锡同乡许思园，他把汪精卫的诗篇译成英文，汪才送他出国的（‘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借以表明钱对那些投机取巧、招摇撞骗的学者文人一向疾恶如仇。”[7]学者李洪岩在《钱钟书与近代学人》中也提到诸慎明的真身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许思园。钱钟书借诸慎明表达了对许思园一类毫无学术骨气的留学生的憎恶。现实中留学生们的虚伪、浮躁、肤浅引起了作家的反感，国内学界的腐败停滞引起了作家的反思，留学的“围城”赫然存在，当年人们的留学想象怎能光彩依旧呢？

第三，《围城》是部具有现代品格的著作，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对钱钟书的影响和作家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紧密的精神连结。《围城》是钱钟书对现代化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理性思考和审美观照的作品，反映了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

《围城》在还原留学真相与宣告留学神话破灭的基础上，深化扩展，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文化、人生的“围城”困境，对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顿进行了理性思考，贴近现代主义的精神向度。小说揭示了“社会围城”的存在。

小说最终深入到“人生围城”的高度。在人生哲学的层面，作家以方鸿渐“进城——出城”的人生循环暗示了“围城”的无处不在，在强烈的讽刺中生发出一种失落、孤独的现代生命体验。“围城”展示的是“人类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8]，暴露了人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证明了人类现实处境的荒谬。“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9]这两句话与卡夫卡《城堡》传达的荒谬感和虚无感遥相呼应。传统文化的糟粕、外来文明的杂质、弱质悲观的秉性使方鸿渐在爱情、事业、婚姻家庭的围城中步履维艰。无论方鸿渐怎样挣扎，他都无法摆脱“围城”的禁锢。“那个破门倒是好象征。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也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10]隐含着作家对人生存危机的忧虑。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类如今陷入的囚室却没有出路……如今的人们不是活着， 而只是存在着……没有摆脱荒谬存在的迷魂阵的出路。有的只是荒诞，只是虚无，只是没有意义、无限空虚的世界的‘存在”[11]。作家对人类悲剧处境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存在主义。作家也揭示了现代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之深，展现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孤独状态。亲人、友人、爱人之间毫无信任可言，礼貌愈发周到反而说明彼此的怨恨更深。方鸿渐“进城——出城”的人生循环代表了现代留学生在社会变迁中追求、奋斗、幻灭的行动轨迹，他渴望摆脱困境但一败涂地，他试图从危机中挣扎逃出但被围城牢牢困住。这种人生的“怪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盲目西化的恶果、留学神话的虚伪，包含了作家对留学人生的思考、对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的疑虑。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1页。

[2]钱钟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页。

[3]李洪岩：《钱钟书与近代学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4]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5]爱默：《钱钟书传稿》，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6]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7]夏志清：《新文学的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8]陆文虎：《“围城”内外：钱钟书的文学世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9]钱钟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99页。

[10]钱钟书：《围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0页。

[11]鲍列夫：“存在主义及其‘人的哲学”，见扎通斯基主编：《论现代派文学》，杨宗建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