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华

【摘 要】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并且最系统的政党思想，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仍然存在诸多争论，值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加深研究这一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以党治国”；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研究已取得颇丰的成果，但就其形成背景、基本内容、主要影响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争议。本文拟从多维度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反思，以期深化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研究。

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形成背景的研究

（一）形成原因

对于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形成原因的研究，学术界大致从以下两个思路进行研究：第一，从内外因的视角出发，王振民认为，一方面国民党内部思想、组织的混乱状况是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因素，“党务不如从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①；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现实和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则是其提出吧“以党治国”思想的重要因素，“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②，此为外部因素。第二，从正反面的教训中思考，陈长峰认为，在孙中山对欧美等国幻想的破灭，以及陈炯明叛变的反面打击之际，苏俄政府向孙中山伸出援救之手，又加之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在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之下，促使孙中山转向借鉴苏俄的“以党治国”。③“对于来自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我们已经绝望了。”“以某些迹象表示了帮助我们南方政府的唯一国家，就是俄国的苏维埃政府。”④

正如上述学者所述，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正是在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其一，带有侵略性质的美欧国家对中国革命的坐观态度与苏俄的鼎力相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二，中国仿效西方政党政治的失败教训与苏俄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及其政党模式的启示，都促使孙中山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而酝酿模仿苏联的“以党治国”；从国内的状况来看，当时国民政治与文化素质相对落后、国民党思想与组织状态混乱，加之陈炯明叛变事件的促动，让孙中山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

（二）思想来源

关于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思想来源，学术界众说纷纭。一种观点以陈端云为代表，认为孙中山著作中使用“以党治国”这个概念时，并不专指苏俄的以党治国方式，而将欧美的政党政治也作为“以党治国”的一种类型。其中，国民党的组成及其活动，仿效了欧美政党的模式；中国国民党改组，主要是学习俄国共产党的某些经验。①邵宇也认为，孙中山并没有丢弃以英美为蓝本的政党政治的构想，“以党治国”首先是建国，最终还是要实现英美那样的政党政治。虽然孙中山学习俄国，但并未舍弃西方式政党政治的思想。②

第二种观点以王永祥、李国忠等为代表，认为“以党治国”是孙中山围绕“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的主张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见解，不是指以英美式的政党政治为背景的“以党治国”。他认为，由于袁世凯专制等原因，英美模式的政党政治在中国没能够成长起来，孙中山在1921年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这一概念后，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并于1924年基本定型。③

持第三种观点的刘保刚经过比较客观分析后认为，孙中山本人对“以党治国”思想亦是矛盾的。孙中山就“以党治国”发出过两种不同的信息，一是效法英美，二是效法苏俄。为追求国家统一、政治稳定，孙中山希望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民主自由也是孙中山公开追求的目标，孙中山本人并不认为苏俄政治是民主的。④“俄国的劳工政府，或曰苏维埃政府，仍注重民生主义，而无民族主义的意味；至于民权一层，乃其附属品而已。”⑤

事物的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特定的具体运动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产生也是一个从产生到成熟的辩证运动的过程，不能单一、静止地理解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纵观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其产生之初，不仅仅单一受某一个国家的影响，而是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就其后来的发展过程，则多是受苏联的影响。

二、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研究

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涵是一个严谨而丰富的体系，只有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才能更充分地理解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

首先，按照时期划分，将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进行归纳。龚启耀认为，孙中山早期“以党治国”模式为多党竞争的政治，其要点为：革命结束，政治中心势力汇于政党；国事均欲政治解决，政党间互勉互助和平竞争；倾向于英美的两党制。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模式是以主义为核心的党治思想，其要点为：“将党放在国上”；“以党治国”分为以党建国和以党治国两个阶段；以国民党为主联合共产党共同建国；党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民治；以主义治国等。⑥

其次，从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在逻辑出发，邵宇阐述了“以党治国”的主要内容：“以党建国”是“以党治国”的前提；“党在国外”是“以党治国”的体制特征；“主义治党”是“以党治国”的思想保障；“以党统军”是“以党治国”的必要手段；“领袖至上”是“以党治国”的领导保证；“政党政治”是“一党治国”的最终归宿。⑦

最后，按照广义与狭义的标准阐述其内涵。杨绪盟以广义的角度，在《移植与异化》一书中认为：其一，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民国初年他的“以党治国”思想是欧美式的政党政治，通过几个政党在国会中竞争以实现民主政治，当民初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破产以后，孙中山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弊端。后来，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以使之担负起“以党治国”的重任。其二，后一时期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涵主要有：首先，用全国人民都遵守的本党的主义治国，“以党治国”的核心是以“主义”治国；其次，“以党治国”是“以党建国”的高级阶段，以党建国是“以党治国”的前提；再次，党治和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党治是

为了实现主义，主义是党治的中心内容，是党治的宗旨。最后，贯彻“党的主义”，需要建立“党军”，需要治党。①王国祥、李国忠等则从狭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以党治国”中的“党”是一个革命政党，且这种“一党治国”仅限于国民党改组以后，系特指孙中山围绕“欲以党建国，应效法俄人”的主张而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见解，不是指英美式政党政治为背景的“以党治国”。首先，“以党治国”中的“党”是一个革命政党，当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是指代议政体下的政党，革命党则用以指中国同盟会和中国国民党，它渗透了革命的民主主义精神，显示了改组后国民党的革命政党性质。其次，论述革命政党与政权的关系，孙中山特别强调“主义治国”，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是保持政权；不仅要实行军政，而且要实行训政。②

三、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途径研究

学者们就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可行性进行了研究。王振民从实践的方法着手，认为在孙中山看来，着重宣传是实现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宣传功夫，就是以党治国的第一步工夫”③；其次，振兴党务是实现以党治国的关键，这不但要将党基巩固起来，还要教育党员树立有组织、有主义、有良好行为规范和理念，全党还需树立继续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最后，增强“党制服军队的力量”是实现以党治国的重要环节，孙中山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建军原 则，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制度并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级部队。④

陈光辉则站在战略的高度，认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途径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步骤，另一个层面是以党治国的保障措施。首先，孙中山关于以党治国实践步骤的基本构想，集中体现在“革命程序论”中。“革命程序论”中的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三个时期即是实现孙中山以党治国理想的革命、建国和治国三个步骤；其次，孙中山加强思想宣传、注重实行党务、扩充革命军队等方面，具体而详细地论述了实现以党治国保障措施的问题。⑤

杨绪盟从加强革命党自身建设的微观视角出发，认为孙中山实现“以党治国”，首先不仅需要主义，还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主义与武力二者，终须相辅而行”⑥，建立“党军”。其次，必须重视“党”的建设以实现“以党治国”：其一，在革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逐步重新确立起完整的三民主义，并不断对其进行充实和丰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其二，孙中山第一次提出加强党的心理建设的主张，通过心理建设坚定党员对党的主义的信仰，增强党员投身革命斗争的勇气，以便更好地执行党的革命宗旨和革命方略。心理建设的关键是学习、信仰三民主义。其三，在党的组织纪律建设方面，孙中山提出建立党魁独裁制、加强革命党的组织建设、严肃革命党的纪律等。

学术界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途径的专门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以往多数学者将实践途径的研究与“以党治国”基本内容的研究混为一谈。但是，为了进一步挖掘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内涵，就需要加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实践途径的研究。

四、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主要影响研究

（一）用两分法的方法进行评价

在学术界，学者们多数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持有客观的认识：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有着可贵之处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他的“以党治国”思想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以曹龙虎的观点为典型代表，他在《浅析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强调党在国家上，以党的主义治国适应了当时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需要，在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民族国家的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但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发展，而且加速了中国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是，“以党治国”存在的弊端也不容忽视：首先，以党治国思想强调“把党放在国家上”这种过分强调党的权威的办法，有可能导致削弱政府的权力，甚至出现以党代政、一党专政。其次，以党治国思想容易钳制人民的思想，这种“以党治国”突出强调以党的名义治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国家权力机构实行精神控制、限制新闻言论自由的一个托词。①

此外，钟康模的《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叶秀峰的《试论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王振民的《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等文章以客观的立场，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评价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积极方面和不利影响。

（二）以国、共两党为视角评价

一些学者认为，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不仅对国民党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对共产党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王业兴在《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形成及影响》一文中指出，一方面，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在后来的蒋介石对于国民党的改造中有了进一步的落实，对国民党建立起党化国家的政治实践形态发挥了指导性作用；另一方面，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治国、治军也产生了历史的影响，甚至，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化国家的建构与巩固，成功的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国民党。并且，这种党化国家的概念，不仅是中国政治按照这一思维发展下去的必然，也可被理解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需要。②

学术界多侧重于研究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国民党的影响，张晋芳则另辟蹊径分析了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方面，在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启发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控制各种政治资源；孙中山“民权主义”“暴力革命”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枪杆里出政权”的列宁信条有一定影响；“民权主义”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规定国民都有参与政权的权利，对中共的治国思想起了借鉴作用等。但是另一方面，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也导致了“党在国上”，党魁独裁到个人专政。中共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棘手问题；并且，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于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党的最高领袖的某种强烈地依附关系。因此，需要建立起有效的监管机制，并在进行党建工作和政治改革时不断加以完善。③

（三）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当下的启示

学史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陈光辉站在历史的高度，在《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现实启示》一文中探讨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对当今治国理政的启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于国共两党和近现代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虽然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也同时带有理论构想缺陷与制度设计的疏漏，过分地强调党权和直接党治、对人民群众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等局限性，但它对于我们现今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及从严治党、打击腐败等当今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④

孙俊云认为，虽然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在实践中是失败的，但是这一思想理论中还存在一些合理因素，从中吸收营养以推进中国共产党政党文明建设是当今研究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意义所在。首先，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德立党，即政党在领导或参与国家事务时以德，在处理与其他政党关系时以德，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以德，党德建设是政党建设的根本，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其次，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主义”治国，即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国家治理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主义”要体现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四个方面，并且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价值整合机制。最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摒弃人治，实行政党法治。①

五、结语

横看成岭侧成峰，站在不同的角度研究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能使人更充分地认识、理解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丰富内涵。当下，学术界对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研究大体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的内容较为翔实，重视史料考证与辨析。学者们通过研究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思想来源、主要影响等以阐释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并逐渐将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研究；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学者注重史料的研读和运用。但是，学史以鉴今，就其对当今中国的借鉴与启示的研究仍然有待于 深入。

第二，毋庸置疑，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学者们充分地研究了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积极作用和不利影响，但是对于两党受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影响的比较研究，学术界至今仍然空白，有待于加深研究。

第三，学术界注重价值判断，对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进行了客观、历史地评价。但学术界对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研究视野仍然相对狭窄，没有将其放国际历史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比如：孙中山与近代以来国内外其他革命家的“以党治国”思想比较研究有待加强。此外，基于国家统一的前景及两岸交流的需要，大陆学者研究“以党治国”思想时，不仅要重视思想研究，还有必要关注台湾方面的研究趋向。

总之，“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政党思想的核心、精髓。在强调理论创新的今天，加强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的研究，对现实社会的治党治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进一步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实现‘中国梦。”②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