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杰

【摘 要】“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遭遇了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失败，孙中山处于一生中最低潮的时期，由于列宁对孙中山革命精神的赞赏，以及苏俄在十月革命后面临国内国外反对势力包围、封锁的严峻局势，使得孙中山成为苏俄寻找中的盟友。由此，孙中山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扩充了军队，实现了国共合作，对国民党自身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孙中山；共产国际；合作

孙中山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的先驱。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他毕生坚持“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原则，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了四十余年的政治斗争，尤其在他晚年的时候，能够联俄联共，通过与共产国际的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推动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以及对国共两党本身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苏俄、共产国际选择与孙中山合作的原因

1917年11月，俄国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挣脱帝国主义的锁链，在世界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开辟了人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代，震撼了整个世界，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苏俄很快就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多国武装联合干涉，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国内，残余反革命势力组成白卫军，与境外武装势力里应外合。苏俄在经济和外交上都遭到了外部严密的封锁，处于内外交困的严峻局势之下。因此，列宁在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号召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同那些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革命群众，同东方各殖民地国家被压迫的群众联合起来，并草拟了著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在保持绝对独立性的前提下，“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①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分析了殖民地国家的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提出在这类国家中无产阶级应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它成为共产国际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而作为政策的具体延伸，苏俄、共产国际迫切希望能够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关系，并加速了寻找盟友的历史 进程。

恰巧，中国在此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列宁的亲自指示之下，共产国际、苏联外交部、在俄华人团体等机构，纷纷派出代表，到中国来物色反帝、反北洋政府的政治、军事势力与苏联合作或结盟；希望能在华找到共产主义者，帮助建立革命政党，成为俄共的兄弟党，并在中国进行革命运动，建立与苏联结盟的新政府。而除了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之外，直系吴佩孚、闽系陈炯明、西南军阀唐继尧、山西军阀阎锡山及孙中山等人，也纷纷进入了苏联当局的视线。共产国际的在华机构，提供了这些对象在政治立场、思想觉悟以及对苏态度上的一个详细分析和总体评价。

在这些军阀与孙中山之间，苏俄和共产国际更为赞赏孙中山的革命精神，1911年辛亥革命之时，列宁就曾给予高度评价，说辛亥革命为“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唤醒他们参加政治生活。列宁把辛亥革命作为民主革命来看待，认为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1912年7月，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带有民粹主义色彩，两者在基本思想和许多理论上都完全一致。列宁对孙中山的政治纲领进行了如下的评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①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僧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②

列宁在其论述中对孙中山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孙中山不论对专制君主制或立宪君制都从未妥协过，是明确标榜共和制的一位战斗的、革命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然而，对于各军阀以及孙中山这些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潜在合作对象，基于军事实力的力量评估上，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孙中山在军事实力上明显处于弱势。缺少自己嫡系军队的孙中山在斗争中只能通过借力打力、通过联合军阀打军阀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尽管孙中山在列宁眼里有着崇高的革命精神，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但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实力仍然表示怀疑。

起初，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基于军事实力的考量，在孙中山与各军阀之间，选择了联合吴佩孚、陈炯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变化，共产国际、苏俄与吴佩孚、陈炯明结盟的设想却因为一系列未曾预料的事件出现了偏离：1922年6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公开叛变革命，因此，他的名字被共产国际、苏俄从其结盟候选人名单中彻底除去。而在北方实行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在1921年下半年也遇到了困难。苏俄坚持其在中东铁路的权益，并未经北京政府的同意就将苏联红军开进了外蒙，驻兵库伦，这使双方关系剑拔弩张，难以为继。除此之外，1923年吴佩孚在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之后，使共产国际、苏俄开始认识到吴佩孚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极端反动的军阀刽子手。

至此，经过曲折的历程和血的代价之后，共产国际、苏俄开始改变联合吴佩孚、陈炯明的政策，并在马林的建议下，全力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

二、孙中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合作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也是促使孙中山接受苏俄援助的一个重要因素。他拨巨资全力支持而壮大起来的军阀陈炯明投靠直系而反戈相向，甚至炮轰广州越秀楼总统府。孙中山没料到“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痛感国民党内部成分过于复杂，“人格太不齐”。哀叹“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需要新血液”。①这时，英美帝国主义又落井下石，逼迫孙中山避难所乘的军舰开离白鹅潭。在孙中山一生中最艰难困苦之际，共产国际和苏俄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给孙中山以宝贵的支持和缓助。在陈炯明叛变发生之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通过孙中山的代表陈友仁转告孙中山：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苏俄站在孙中山一边。

根据马林的报告，1922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的代表专门下达了指令，明确地表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②，并要求共产党人支持国民党。马林在考察了国共两党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刚刚成立的只有几十名知识分子成员的共产党集体加入国民党，企望一面挽救国民党，并使其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一面使共产党借国民党的历史影响和全国机构迅速壮大起来。

1922年8月25日，李大钊陪同马林在上海法国租界会见孙中山，双方对改组国民党、联合苏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谈。马林告知孙中山，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孙中山代表国民党表示热情欢迎共产党的加入，并称这是给国民党输送“新鲜血液”、拯救国民党的一次机会。他还请马林和陈独秀拟订了改组国民党的具体方案。方案中将多位共产党人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几个部委领导的职位上。马林、陈独秀还联名致信孙中山，望其放弃单纯依靠军阀打军阀的方针，而应把重心放在全心全意依靠工农大众之上，并劝诫孙中山不要以单纯的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应把上海作为基地，开展一系列群众性的宣传运动。信中还建议孙中山“使上海成为一个在全国城市工人中以及在农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的中心”③。经过马林等人的艰苦工作，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同意和中国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孙中山的思想在此有了重大发展。

1922年8月，杭州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员在上海都很快加入了国民党，实际上国共合作已经开始，但国共两党正式的组织形式上的合作还没有完成。《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后，共产国际，苏联便加紧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一方面热情接待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考察苏联，向代表团显示苏联这个榜样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派加拉罕、鲍罗廷、维经斯基等重要人物来华工作。鲍罗廷以苏俄驻广州常设代表的身份，来到孙中山身边，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有了很快进展。1923年10月，鲍罗廷又被正式聘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处理改组国民党事宜。在鲍罗廷、共产党人以及孙中山等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决议，改组了国民党，组织上正式实现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一大的召开，开创了国民党的新时期。

在思想纲领方面，国民党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很多指导。国民党奉为基础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一大上进行了重新解释，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这虽然是孙中山思想发展、进步的结果，但也离不开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助力”④

共产国际和苏联指导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关于如何解释中国革命发展新阶段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共产国际在11月会议决议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民族主义，应当解释为“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民生主义，应当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但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①以此为依据，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制定了在当时条件下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革命纲领，完成了国民党改组过程中的这项最重要的任务。

在共产国际、苏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发展中，共产国际、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是一个重要方面，这种援助有道义上的，更有物质上的。这种援助加强了共产国际、苏联同国民党的直接联系，使国民党本身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为伟大的北伐打下了基础。

1923年2月，孙中山吁请苏联政府派遣军事专家和政治工作人员到广州担任顾问，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而1923年夏，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团就来到了中国；1924年4月16日，鲍罗廷和加拉罕应孙中山要求向莫斯科发电报要求给广州50名军事工作人员，并要具有丰富战斗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5月，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巴甫洛夫抵达广州，同时，苏联还为国民党运来了武器弹药。

共产国际、苏联帮助孙中山国民党的另一个重大表现是创建黄埔军校，建立国民党的军队。军事问题，是孙中山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国民党几十年来未曾解决好而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从共产国际代表开始接触孙中山起，他们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多次向孙中山提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创建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的军队培养种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也“深切体认要发扬革命事业，非有忠实的党军不能成功，欲使党军根本坚固，必须党军军官彻底了解主义，于是在未练党军之前，有先练党军军官的必要”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苏联帮助孙中山国民党创建了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条件艰苦，经费、武器都十分紧缺，苏联政府除“资助现金二万元，作为军校的开办费”外，还派船送来了“八千支完全有刺刀，俄国式的步枪，每枪有五百发子弹”，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量”，为黄埔军校解决了困难，人人“无不欢天喜地”，③“两国邦交，愈加亲睦”④。

三、共产国际对该时期孙中山国民党的影响

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国民党的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对中国国民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向松懈、涣散的国民党由于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以及中国共产党员的加入，面目焕然一新，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 局面。

第一，是由于实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统战方针，中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纷纷加人国民党，为国民党增添了新的血液，并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于全国，扩大了国民党的影响。周恩来在总结中国共产党1924年至1926与对国民党的关系时说，国民党当时组织上是靠共产党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起来的，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共产党员，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的宣中华，江苏的侯绍裘，北方的李大钊、于树德等，是共产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使国民党与工农产生联系，国民党在思想上也是靠共产党“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和他的三民主义，靠着我们才得以把影响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去，”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准备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统一大业问题之时，共产党组织了全国各界的国民会议运动，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妇女界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因如此，孙中山北上才有了群众后盾，他和国民党的影响才得以更广泛地扩大到北方。⑤

第二，是共产国际促使国民党加强宣传工作，扩大了国民党的影响。一个党，一种主义，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影响，行动故然重要，但宣传也不应忽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经和国民党接触，就看出了国民党偏重军事，忽视宣传，只靠军队，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的偏向，他一连写了许多文章，要求国民党改变做法，如《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吴佩孚与国民党》、《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等。他认为军事行动“非常重要”，但宣传工作“更为重要”，要让人民了解党的主义，只有人民了解了这个党才会同情、支持这个党，才会建立起一个真正革命党，才会有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①而要让人民了解这个党，只有靠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孙中山非常重视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批评和建议，仅1923年10月至12月，他就多次写文章谈到宣传工作的重要，他甚至认为“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他号召国民党员“注意宣传的奋斗，不要注重兵力的奋斗”。②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重视宣传的作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宣传部，并颁布了“出版及宣传案”，要求“举全党之精力，以有系统的组织，切实进行“宣传事 业”。③孙中山身先士卒，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对象，详细而又精辟，通俗而又深刻地宣讲三民主义，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员以及共产国际方面在各种会议、刊物上加强了对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的宣传，使国民党的影响扩大开来。

第三，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孙中山国民党对工农有了更多的了解，并越来越重视工农在革命中的作用。改组以前，国民党把三民主义具体解释为民有（即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民治（即一国的正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民享（即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④，并为之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救人民出苦海，使人民享受到真正民国的幸福，他们同情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也曾积极领导、支持工人的罢工运动。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国民党开始注重工农的力量了，他认识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工人农民成为革命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成为自身解放的力量。他要求国民党“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发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⑤

四、结语

共产国际早于1943年就解散了，国民党也早已不是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了，然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国民党曾有的关系却作为历史永存了下来。尽管后来国民党反动派一再企图证明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施行了种种阴谋，但他们对共产国际帮助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也认为“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并对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党章等给予了如下评价：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本党建党以来的第一次，具有开启革命新局的功能；对本党组织方法的改善，党势的扩充，以及北伐统一基础之奠定，都有显著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为本党划时代之会议”⑥这种评价，实际上完全肯定了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国民党关系建立的意义以及这种关系给国民党带来的巨大影响。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为独立、民主、强盛的中国而奋斗。通过与共产国际的合作，并在其大力支持下，广东革命政府的实力不断增强，第一次国共合作圆满实现，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使中国革命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