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普京在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之后，在世纪之交对俄罗斯金融寡头的惩治还让人记忆犹新。本文将大致按时间顺序梳理出寡头产生与消解的社会背景，从他们的命运沉浮来介绍与此相关的俄罗斯在最近20年传媒制度和政策的变化。

【关键词】寡头；媒体集团；普京

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撰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中，将世界的传媒体制分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四种，并且作者认为分属于这些传媒体制的国家与其国内的政治制度也是相适应的。我们可以将媒介看作是与自然界一样的生态系统，媒介也作为个生态系统，媒介内部要运转，媒介与媒介之间要相互影响，媒介还会深深受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我们要了解一国的媒体为什么会呈现出一定的特征，就必须要了解该时期该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状态，而这些状态又会反映在个体之中。

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国，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突然之间的分崩离析让俄罗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与挑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社会主义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化、自由化转型，俄罗斯的大众传媒也随之进入了转型期，期间，寡头的兴起是一个显著的特征，他们的产生、壮大、消解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改革以及传媒政策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仅从“寡头”作为切入点分析与此相关的俄罗斯传媒体制和政策的变化。

一、苏维埃时期

自从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被推翻后，列宁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对于俄罗斯新闻事业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思想，列宁认为报纸是脚手架，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是“耳目喉舌”。列宁确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的党报体系，国家牢牢掌握着传媒事业。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执掌政权，他将高度集中的传媒体制发挥到了极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被允许存在的私人报刊全部收购为国有，所有报刊均属国有，是党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计划经济模式来管理报刊。斯大林时期所有的经济生活都是按计划的，人民的一切都属于国家。因此在这个时期，不可能存在除国家以外的掌管媒体的人，更不可能存在形成媒介集团和寡头的土壤。

所有的转变都集中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后，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了经济领域的改革，打破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私有化和市场化转变，国家财产不再只属于国家所有，为经济官僚开了绿灯，为后来国家产业的占有权集中到一些企业厂长手中打下了基础，有一些资本开始慢慢集聚。

二、叶利钦时期

寡头真正形成时期是在叶利钦的任期内，也是在这段时间他们强势进入了媒体行业。

1、休克疗法刺激寡头产生

苏联解体后，经济上，叶利钦的改革方向继续向着私有化、市场化转变。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被称为“休克疗法”，这一概念是从医学领域引申而来，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是“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稳定客观经济，同时向市场经济转轨”。叶利钦的改革首先开始的是证券私有化，特点是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但是，当时的俄罗斯经历了多年的计划经济，普通百姓根本不懂市场，最后是官僚阶级通过大量低价收购居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将国有资产变为了少数人手中的私人财产，俄罗斯的金融寡头慢慢聚集势力。

自从市场化以来，俄罗斯的传媒业也必须要投入到这场浪潮之中，国有媒体急剧减少，非国有媒体迅速崛起。媒体失去了来自国家的财政支持，而要自负盈亏，靠广告和销售收入来存活，但是许多媒体根本还不适应这种运作方式，再加上“休克疗法”的不甚成功，国内经济状况不佳，人民购买力下降。一些媒体无法自负盈亏，不得不投靠了在私有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工商业集团，即我们所说的“寡头”，如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

2、1996年总统选举激化寡头向媒体伸触角

在叶利钦的第一个任期内，寡头在俄罗斯迅速崛起，也掌控了一些媒体机构，那么1996年叶利钦的大选让他们看到了掌握媒体的好处。叶利钦的政治经济改革让国内的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当时他的连任机会并不大。反而是俄共的久加诺夫支持率遥遥领先。古辛斯基等寡头担心共产党人上台后恢复苏联的制度，没收他们的财产，损害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开始为叶利钦造势。他们利用手中掌管的各家电视台、杂志、报纸每天对俄罗斯民众进行全方位的信息轰炸。电视上充斥着寡头们策划的由叶利钦带来“美好景象”，诸如车臣战争的结束等等。选举之初只有6%支持率的叶利钦因此迅速上升至60%，最后取得了总统竞选的胜利。

叶利钦上任后为了感谢这些寡头，他又给了这些寡头一些甜头。他给予了一些寡头以政治职位，比如任命別列佐夫斯基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秘书，又让波塔宁成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把全国电视“第四频道”的24小时播放权授予了古辛斯基掌握的独立电视台。这让寡头们意识到了大众传媒不仅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并且还提供政治资本，甚至能够左右政治，因此，在叶利钦选举后产生了大肆收购媒体的高峰。90年代末，全国80%的传媒被金融寡头掌控，形成了古辛斯基的桥——媒介集团、别列佐夫斯基传媒集团、卢克石油公司媒介集团、天然气工业媒体集团、阿尔法——TV媒体集团、卢日科夫集团六大传媒集团。其中最具实力的则是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旗下拥有莫斯科回声电台、独立电视台、《今日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莫斯科真理报》、《7日》周刊、《总结》等。别列佐夫斯基掌管《生意人报》、《TV-6莫斯科》、《生意人-权力》杂志、《家居》杂志等。

寡头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对公然干预政治，甚至由于他们之间的斗争还引发了两次严重的政府危机和一次金融危机，使得俄罗斯国内境况变得日益艰难。面对这种局面，叶利钦也试图想要收回那些被寡头控制的媒体权力。1998年对1995年的《俄罗斯传媒法》进行了16处修订，加强了联邦机构对传媒的监控管理。此次修订案中将“出版与大众新闻媒介部管理俄联邦大众媒介”的条款改为“联邦机构行使大众媒介领域执法的工作”，还将“出版自由的国家监控由出版与大众媒介部行使”改为“联邦机构行使监控、管理的权力”。这两条暗示了国家向上回收媒介控制权的趋势。然而最终也并未对寡头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一切的转折还是到了普京上台后。

三、普京时期

普京在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理一职时，寡头就曾公然的干扰叶利钦的政治遗嘱，妨碍其将总统一职授予普京。寡头们借助手中的媒体势力对政府的大加干扰不仅给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稳定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消减了人民对于媒体，对于政府的信任。普京就任以后便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拉开了整治寡头的帷幕。普京用其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瓦解了俄罗斯的寡头。

1、经济手段惩治寡头

在普京上任后的第三天，国家税务局就对古辛斯基所拥有“桥”媒体总部所属之4个机构进行了搜查，并于5月13日逮捕了担任总裁的古辛斯基。检警单位对古辛斯基的违法行为举出三个理由，第一，“桥”媒体没有按时全部向俄政府上缴税款；第二，“桥”媒体下属的独立电视台无法按时归还国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2亿6000万美元的债务；第三，古辛斯基非法取得以色列护照。继而，这些寡头便陷入了官司纠纷之中，不得不逃往国外，无力再监管其国内的事业。接着，由于经营不善政府收回电视台的播出执照，再由国营的天然气、石油集团兼并媒体集团，重新将媒体的控制权从寡头手中夺回。并且，普京政府将媒体集团收编后，还向这些集团注入了新力量，让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等国有媒体的经验丰富的媒体人进入电视台，进一步促进了电视台的发展。

2、加大国有媒体力量

普京还进一步扩大了国有媒体的权力，扩大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管控范围，让其充当政府喉舌的作用；还规定了国家的法令法规以及企业的破产信息只能在由政府控股的《俄罗斯报》上发布。因此私人报纸要想获得更多的信息资源就必须与政府搞好关系。同时，中央还加大了对地方媒体的资金投入，将地方媒体更好得集中在中央的管理之下。经过一系列措施，俄罗斯的传媒结构又再一次的发生变化，国家再度成为了大众传媒的最大股东，70%的电视媒体、20%的全俄报刊以及80%的地方报刊被国家控制。

3、以“信息安全”之名加大管控

在叶利钦时期，由于他对于传媒市场的开放性管理，许多国外资本也大量流入俄罗斯的传媒领域，他们通过设立分站、购买俄罗斯传媒股份等进入市场，报道的内容有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的性质，影响了俄罗斯的社会稳定。普京就任后，提出了“国家信息安全”的理念，指出俄罗斯境内的民族分裂势力以及外国势力正在使用“信息武器”来破坏俄罗斯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因此必须要加大国家对于媒体的管控力，媒体不得随意散发不利于反恐活动的消息。2001年7月，就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接管独立电视台之后，俄国家杜马以343票对37票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外国人在国家电台拥有控股权。该法案规定，凡播送区域超过俄一半领土或播送信号抵达俄半数人口以上的电视台，外国人自然人或法人一律不能拥有控股权。该限制同样适用于由外国人或有双重国籍的俄罗斯人控制的俄实体。众所周知，古辛斯基就是一名兼有以色列国籍和俄罗斯国籍的人物，因此这条法案也限制了他对于媒体的控股权。

普京政府以及强权风格迅速的解决了俄罗斯的寡头问题，七大寡头势力被成功分解，有人流亡国外，有人蹲坐监狱。在普京的改革下，俄罗斯建立了一种新的传媒模式——国家控制下的市场模式，具体来讲这种模式的运行方式是：国家作为传媒的最大股东，通过控股或参股、合作与联合、创办与合作等方式参与最主流、最重要的媒体的创办与管理，并控制它们的舆论导向但是在传媒业内部却自由的按市场化机制运行，政府基本不管投资，只对部分国有媒体（主要是地方媒体）发放补贴；同时也很少过问经营，只是把握传媒的政治属性和舆论导向。

俄罗斯在过去20多年间经历了剧变，金融寡头在短短几年间兴起，通过媒体对政治起到了非常大的干预作用，又从云端坠下，变成阶下囚，这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独特特征。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影响着个体，从个体的变化我们也可以探测国家政策的变化。寡头的跌宕起伏给我们以视角了解到了，俄罗斯传媒业也经历了剧变。

【参考文献】

[1] 胡太春. 从古辛斯基的浮沉看俄罗斯传媒政策的走向[J]. 国际新闻界， 2002，（4）：31.

[2] 李 玮.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大众传媒[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115.

[3] 李 彦. 俄罗斯传媒法变迁与社会转型的互动[J]. 中国出版， 2014（6）：53-58.

[4] 胡逢瑛， 吳 非. 俄罗斯传媒背后的金融工业集团[J]. 新闻记者， 2003，（11）：49.

[5] 李兆丰. 转轨模式的选择与俄罗斯传媒发展[J]. 新闻大学， 2003，（3）：21.

【作者简介】

胥琦（1993—），女，汉族，四川德阳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