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璐

百岁老人杨绛女士去世了，激发了一场公众议论。议论的焦点有很多，既有诵其名言以示悼念者，也有慨叹爱情和生活之坚贞圆满者，也有反思生命历史或为学之道者，纷纭不休。当然，在这些议论里，钱锺书先生的名字又一次被人所提起。在我的印象里，钱杨二老的姓名在公众话题中消失，已经有很多年了。如今，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进入大众的视野。

实际上，人们谈论杨绛，更多是因为钱锺书的声名之盛。尽管杨绛才情和学问同样是民国以来的一流人物，但钱锺书才是真正被长期誉为“昆仑北斗”的文化奇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潮中，包括钱锺书、陈寅恪、顾准等学人以一种复兴式的形象被人提起，一度被视为民族文化的精神核心人物。然而钱锺书的著作《管锥编》《谈艺录》等，以文言记录文艺美学思想，其艰涩也同样广为人知，除专业人士外，罕有人读。在这些著作里，作者表达了其出色独特的文学见解，更展示出无比广博的旁征博引，令人叹为观止。正是在钱锺书的赫赫大名之下，杨绛的名言“你是读得太少，却想得太多”更加显得充满力量。毕竟，多少人比钱锺书的遗孀更有资格指出对方“读得太少”呢？

博闻强记，是传统学术的重要方法。“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从汉朝开始建立的经典学术范式决定将知识的完备性和个人道德的完善程度相匹配。你对世界的知识越丰富，你的道德完善性就越高；相反，哪怕有一些知识上的疏漏，也足以让人感到羞耻。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古人对经典的注疏，常常是卷帙浩繁，篇幅冗长。而在这些冗长的篇幅里，并不是细致的论述和推理，而是对于典籍的大量征引。讲求言出有征，必寻之于典籍，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特征。对于问题的探究，诉诸理性不如诉诸经典更加有效，成语“数典忘祖”也表达了这一特征，“忘祖”被视为极大的背叛。

在学术上呈现为对于典籍的极大依赖，在文学上体现为“用典”成为了重要的修辞手段，这一特质，在钱锺书的笔下更推到了极致。他像一个凝结学术精魂的手工匠人，在自己的笔下打造出精致至极的学术话语。对于任何一个意见，采用最华丽的学术陈列，在古今中外的各类典籍中搜罗出大量佐证，各种文类并陈，反而造成了独有的学术景观。这种高度的精致和匠心，是钱锺书的书写特征。他承继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将钱锺书纳入战国以来的经典学术谱系，和历史上最卓越的学者并陈，也当毫无愧色。

不过，传统学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和一个现代性技术世界相对接，这倒是一个问题。有的知识对今天的世界而言，已经开始形成了某种障碍，而非通往真理的道路。一方面，学科领域的分工和细化，已经使普通人不可能像一个传统的博学者那样掌握大量知识，甚至在单一领域之中，仍具备各种细化的区分，这导致“博学”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形象。同时，在知识意义上的“博学”能否处理更具体的当下问题，即使包括文学或者艺术，这也足以构成疑问。在我们面对现代的世界之时，无用的知识占据了一大部分，而现代传媒更是源源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各种无用但看似广博的知识，这也是传统学术所始料未及的。传统的博学者作为人类历史上英雄的群像之一，有其重要价值。但就像古典的骑士、侠客、剑客，或者恐龙、猛犸、剑齿虎那样，将其安放在历史的恰当位置，比随意搬弄要更好些。但愿那些自作多情的网络悼念，不要影响到钱杨二老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