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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劳动力市场中是否存在地域歧视的问题，即外地户口工作者是否由于其外来者的身份而在工资收入上受到歧视。研究发现，在控制受教育年限、工作年数、性别、职业类型等变量后，本地人工资比外地人高29.67%。该结果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仍然存在地域歧视问题，并且歧视程度较高。此外，本文还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工资的影响较小，工作经验对工资的作用大于学历的作用，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比较明显的歧视。

【关键词】地域歧视；外地人；工资差距；劳动力市场

一、引言

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地域歧视现象可以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来进行解释。从历史上看，中国作为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家文化”始终是中国社会核心文化之一，由此形成的“熟人社会”即依靠人脉关系的交往传统，导致了在市场化条件下，各地区劳动力市场偏爱本地劳动者的情况。由于本地人在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脉资源等方面相对外地人存在明显的优势，且在熟人关系社会下，为了避免“得罪”潜在的“贵人”，用人单位总是倾向于优待本地员工（张皓星，2014）[1]。从现实来看，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优先发展部分地区经济战略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使中国成为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章元&王昊，2011）[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外来务工者由于其外地人的身份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了歧视。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30.6%的人认为身边存在着地域歧视，且很多人还存在着歧视的行知矛盾。由此可见，地域歧视已经越来越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地域歧视中最常见、最突出的是“外地人”歧视，这些歧视主要体现在：优先聘用本地人、给予本地人更快的升职，和给予外地人较低的工资等等。这些歧视一方面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劳动力市场上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章元&王昊，2011）[2]。蔡昉等（2001）[3]的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构成了中国地区间收人扩大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市场上的“外地人”歧视不仅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不利于区域间人才流动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人才自由流动产生阻碍作用。因而，通过详尽的微观经济数据研究本地劳动力市场对外来人的歧视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

文章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在充分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基础上，克服了早前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的不足，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上外地人身份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本地人工资比外地人高29.67%。研究还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工资的影响较小，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比较明显的歧视。另外，本文基于内生性问题的考虑，没有采用目前主流的工资分解方法，而是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工资方程进行估计。

本文后续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工资方程分解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的理论基础和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样本、构造本文的模型和变量、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实证研究外地人歧视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并讨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对于就业和工资待遇歧视等问题，现有文献已经进行了很多深入的研究。Oaxaca（1973）[4]和Blinder（1973）[5] 使歧视问题进入到量化分析阶段，其基本思路是将群体间工资均值差异分解为由个人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和不能由个人禀赋差异解释的部分，而后者则被定义为歧视。Meng（2000）[6]利用Blinder-Oaxaca-Cotton分解方法发现，民工与工人工资差距的50%左右无法由劳动生产力差异来解释，她利用Brown分解方法发现，超过100%的职业内工资差距是由歧视引起的。王美艳（2003）[7] 基于Oaxaca分解方法研究发现，外来务工者和本地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只有24%能通过个人特征的差异来解释，而另外的76%是由歧视造成的。同时她还利用Brown分解方法发现二者之间工资差距中的59%是行业间差异，41%是行业内差异，并且工资收入差距的43%是由歧视等不可观测的因素引起的（王美艳，2005）[8]；谢嗣胜、姚先国（2006）[9]也通过Blinder-Oaxaca-Cotton分解方法研究发现，民工和城镇劳动力工资差距的50%以上是由歧视导致的。上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外地人”歧视的有力证据。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沿着文献做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地域歧视问题，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本文的研究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结论是可靠的。此外，本文发现，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时外地人歧视并不显著，当把内生性问题考虑其中后，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地人歧视的现象变得显著，并且歧视程度较高。

文章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外地人身份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该研究可以发展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理论，丰富我国家庭微观金融需求研究的理论体系。

三、模型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项目，该调查涵盖了全国25 个省（市、自治区）、80个县、320个社区，8438个家庭共29324个样本，采集了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消费、保险与保障等方面的微观信息，全面反映了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拒访率低、人口统计学特征与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非常接近，调查样本具有非常好的代表性，数据质量高（甘犁等，2012）[10]。

（一）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采用基本工资方程[13]分析外地人身份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即是否存在“外地人”歧视现象。基本工资方程为：

wage_ perhouri =β0 +β1locali +β2educ i +β3exper i +β4exper i2 + othercontrols i + ui （1）

其中，wage_ perhour为小时对数工资，local表示是否拥有本地户口的虚拟变量，educ为受教育年限，exper为工作年数，other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和职业类型。

（二）变量介绍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外地人身份对个人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因而合理的构造相关指标是本文的关键。下面分别就外地人身份，小时工资和其他变量进行说明。

1.外地人身份

本文关注的解释变量是外地人身份。在2011年CHFS调查问卷中有询问受访人“拥有本市/本县户口吗”，本文用虚拟变量local来表示是否拥有本地户口，有本地户口为1，没有为0。

不过，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是否拥有本地户口本身会受到工资收入的影响。工资收入未必是在拥有本地户口后才提高的，相反，是否拥有本地户口可能会受到当地工资收入的影响。正因为待在本地就业有着各种好处，因此只有当外地就业机会提供的收益回报显著大于留在本地能够享受到的好处时，理性的劳动者才会考虑离开户籍所在地工作。因而，本文要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是否拥有本地户口的内生性问题。经过反复检验，我们选取受访人的姓氏是否为大姓作为是否拥有本地户口的工具变量。选择该工具变量是基于一个偶然发现的现象：中国近代的频繁战乱使得许多家族内迁至四川、重庆等西部内陆地区，从而形成了若干小姓氏聚集村落，即某个地区只有某一个姓氏的家庭，而附近很少见到有该姓氏的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小姓氏聚集村落一般会形成更加团结的集体，相对大姓人家来说更不容易远离户籍所在地外出打工，因此是否为大姓与本地人变量非常相关。另外，而在控制了其他工资决定因素的变量后，姓氏与工资收入之间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因此将是否为大姓作为工具变量使用是合适的。后面还将在估计中给出具体的检验结果，对工具变量进一步说明。

2.小时工资收入

为了研究外地人身份的歧视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小时工资收入。每小时工资根据调查问卷的问题去年实际货币工资收入、每周工作天数、每日工作小时数按每年52个工作周计算得出。表1给出了不同省份外地人和本地人年均工资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和职业类型。受访者的性别，用gender表示，男性取值为1，女性为0；职业类型，根据调查问卷的设置将职业划分为7种类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军人。分别建立7个虚拟变量，分别用occup1、occup2、occup3、occup4、occup5、occup6、occup7表示。

本文使用的数据总样本达到29324个，针对本文的研究内容，首先对数据做如下处理：

（1）根据我国退休年龄的规定，选择年龄在16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男性样本和年龄在16周岁到55周岁之间的女性样本。

（2）剔除职业性质为自主创业、务农、自由职业、志愿者、个营/私营业主的样本。

（3）整理数据后发现，广西、重庆、陕西不存在外地人样本，因此予以剔除。数据清理后最终剩余3981个样本，其中本地户口样本3488个，外地户口样本493个。

表2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每小时工资的均值大约为11.6元，并且样本之间的差异性较大。本地人样本占总样本量的87.62%。受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2年，即刚好达到高中水平，众数是9年，即大多数受访者为初中水平，说明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受访者平均工作年数大约为11年。受访者中约60%是男性。从职业类型来看，商业/服务业人员所占比例最多，达到22%，其次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约占18%，最少的是军人，仅占0.25%。

图1给出的是不同省份本地人和外地人小时平均工资（取自然对数）的基本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甚至不同职业类型的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工资存在较大差异，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难以判断外地人相对于本地人是否受到歧视。其中有部分省份的个别职业出现了异常状况：如山西省的专业技术人员，吉林省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云南省的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等。这反映了本文存在数据量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各省份在分职业后的部分职业样本不足，这可能与调查问卷中的职业分类有关，因此之后的回归中没有控制省份变量。

四、估计结果

表3是模型的估计结果，由表中（1）、（2）、（3）列多元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本地人变量对小时对数工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工资上本地人反而受到了歧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地人身份使得工资平均而言比外地人低24.09%。这一与逻辑、现实相反的结果恰恰说明了在地域歧视问题上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中第（4）列是加入工具变量后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得到的结果。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用内生变量对工具变量和其他外生变量进行回归：

locali =α0 +α1namei +α2educ i +α3exper i +α4exper i2 + othercontrols i +μi （2）

然后用被解释变量对第一阶段回归的拟合值进行回归：

wage_ perhouri =β0 +β1locali +β2educ i +β3exper i +β4exper i2 + othercontrols i + ui （3）

第（1）列是仅对本地人虚拟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本地人工资比外地人低12.6%；第（2）列是在加入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数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地人身份使得工资比外地人低24.7%；第（3）列是在第（2）列基础上加入性别、职业类型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本地人身份使得工资比外地人低24.09%；第（4）列中，考虑到本地人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估计中用是否为大姓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估计。第（4）列报告了用Durbin-Wu-Hausman检验（DWH检验）本地人变量内生性的结果，在5%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的假设，因而本地人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中，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为42.8387，工具变量的t值为6.55。根据Stock & Yogo（2005）[11] ，F值大于10%偏误下的临界值为16.38，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因而，用姓氏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在第（4）列的估计中，本地人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2967，在10%水平上显著，即本地人工资比外地人高29.67%。

综上所述，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时，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本地人工资显著低于外地人工资，与现实情况恰好相反；而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地人工资反而比外地人工资高出29.67%，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偏爱。2SLS回归中的系数显著性明显下降，显著水平由1%下降到10%。由此可见对外地人歧视程度很高。

从表3中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发现，受教育年限在工资方程中的作用显著低于王美艳（2005）[8] 和卿石松（2013）[12]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仅仅只有5.94%，这一方面可能与使用的数据库不同有关，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高校的持续扩招导致原本是劳动者用来表明个人能力的学历的含金量大幅下降，学历的价值提升作用也被削弱，使得学历高低对工资收入的贡献逐渐变小。同时注意到工作年数在工资方程中的作用为6.52%，说明与学历相比，工作经验在决定工资高低时具有更大的影响；而在性别方面，男性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由于男性工资比女性高出19.97%，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劳动市场上女性受歧视现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CHFS）2011年数据，研究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地域歧视问题，主要着眼于外地人和本地人的工资差距，并选择恰当的工具变量解决了本地人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最终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

首先，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外地人歧视现象。在控制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性别、职业类型等变量的基础上，由于本地人身份使得小时工资比外地人高出29.67%，其次，本文发现教育年限在工资方程中的作用较小，多受一年教育平均而言只能使工资提高约6%；工作经验对工资的影响大于学历，每多积累一年工作经验平均而言使得工资提高约7%；性别歧视现象依然存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工资平均而言比男性要低19.97%。

最后，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问卷的问题设计，本文仅将职业划分为7类，导致部分地区职业类型的样本偏少，而且外地人身份对工资的影响可能是多渠道的，这一点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大。但本文的结论是明确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地域歧视问题，在控制一些变量的情况下，外地人工资显著低于本地人。因此，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社会职能，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和劳动保障体系，减轻劳动力市场中地域歧视和性别歧视等问题，才能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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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元，王昊.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J]. 管理世界，2011 （7） ：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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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卿石松. “同酬”还需“同工”：职位隔离对性别收入差距的作用[J]. 经济学（季刊）， 2013 （2）： 735-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