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成 陈梦施

2016年9月4日～5日，G20第十一次领导人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中国如何充分发挥“主场外交”优势，推动G20的变革与发展，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并存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和平台，G20的崛起为新兴国家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与动力，突破了原先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治理全球经济的限制。但由于受到美国霸权地位难以动摇、新兴国家改革力量不足以及国际经济规范变革艰难等多重因素制约，新兴国家在G20机制内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仍然存在诸多困境，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作为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中国应该利用好G20这个重要平台，并争取在G20机制内发挥更大作用，为新兴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争取更多权益。

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弊端

现存国际经济体系是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一直延续至今。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了牵引国际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这一西方式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步形成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主导游戏规则，对于二战后较长时期内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各国经济力量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一经济秩序的功能性缺失和结构性紊乱等弊端不断显露出来。

一方面，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由美国一手构建，自然是促进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和持久化，极力维持自身的单极主导地位，推行霸权，运用一切手段阻止其他国家对现存体系的挑战与冲击。美国大加利用自身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国际市场交换中榨取超额利润，对外转嫁经济危机，牺牲他国经济利益。全球都在为美国管理金融体系的错误决策支付成本。这严重侵蚀了国际经济秩序原有的开明精神和公正态度。

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成为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契机。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金融秩序的弊端和超载状态。西方传统大国的经济受到重创，损失惨重，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收拾残局。新兴经济体也未能幸免，但相较于发达经济体，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为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带来一线希望。于是，发达经济体希望新兴经济体承担世界经济复苏的责任，共同治理全球经济。

由此可见，改革国际经济体系势在必行。当现有国际经济秩序难以为继、不能应对新的挑战时，对其进行改革甚至以新的秩序取而代之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危机中蕴含着生机。新兴国家恰好可以借助此次危机，顺势跻身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层”。作为积极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可以借助G20这个平台，利用后发优势，维护新兴国家在国际市场交换中的应得权益，促进世界经济朝着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G20为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提供了机遇与动力

G20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机制化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爆的全球经济危机。两次金融危机的十年间隙中，G20仅限于每年一次的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并未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实质性作用。2009年匹兹堡峰会宣布，G20将替代G8成为首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G20机制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也在悄然酝酿之中，可以说G20的崛起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提供了巨大机遇与动力。

G20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推动国际经济体系转变的要素变化。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认为，国际体系由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个要素构成，从逻辑上讲，这三个要素同时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类型必然转变；从经验上看，三要素中的两个要素发生变化，国际体系转变的可能性也很大。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加入G20后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国际经济舞台上西方发达国家“一枝独秀”的局面逐渐成为“历史的远影”，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由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共同驱动，国际经济行为体多元化的发展带动国际经济体系的变化显而易见。由此可见，国际经济体系三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体系的转变便存在了可能性。而G20的崛起正好为新兴国家参与制定和协调国际经济政策提供了平台。这反过来又能促进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合作中得到更有力的保障，进一步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转变。

G20的崛起颠覆了传统的“中心—外围”国际体系结构。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和重要引擎。新兴国家的崛起表现在所占国际贸易份额的持续上升，重绘了世界经济蓝图，加速了国际格局的重新组合。同时，新兴国家加入G20后在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例如，2009年G20领导人第三次峰会决定增加新兴工业化国家在IMF中5%的配额比例，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权重也增加了3%；还决定取消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惯例，即不再规定世行行长非美国人莫属、IMF总干事非欧洲人莫属。这些成果表明，在G20机制内，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传统“外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正逐渐“中心化”，至少能在形式上和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共同磋商原先在“中心”国家集团内部商讨的全球性问题，为“外围”国家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奠定了基础。

G20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美国改革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意愿。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国家无力自救，这充分暴露了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逐渐僵化的本质。一方面，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实力呈现出阶段性的衰落。作为美国推行霸权的工具，美元的地位也显示出了趋势性的下滑。另一方面，由于二战后美国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而此时正处于这个国际货币体系即将延续百年的阶段，美国也面临着“百年之后能否延续”的历史困境。努力打破这种历史惯性，维系美元的核心地位，便是当下美国的诉求。于是，当美国面对这种历史抉择时，不经意间表露出了改革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意愿。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动与中国等蓬勃发展的新兴国家合作，接受新兴国家更全面地参与主导国际事务，“共同塑造21世纪的世界”。

改革国际经济体系需要跨越的三大难关

G20确实为满足新兴国家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诉求创造了空间，预示着新一轮的国际经济体系改革拉开了帷幕，但改革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仍然存在诸多困境。G20峰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一种非正式对话机制。G20的非正式性以及不完全代表性，使得其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由于需要国际合作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如今G20机制内国家合作的领域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延伸到了能源以及安全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存在功能和权力重叠，G20更应该明确自身所应扮演的角色，理清与其他国际机制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若想在G20框架内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需要化解不少阻力与困难。

美国的霸权地位难以动摇。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最重要的遗产，美元是美国维护其“金融霸主地位”的核心工具。新兴国家要求改革国际经济体系，就是要在G20机制内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使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方向发展，这势必会冲击美国的领导权和规则制定权以及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不大可能将既得利益拱手让给新兴国家，从世界帝国的地位上退下来。美国会通过对G20领导权的争夺、规则制定权的占有以及对美元霸权的维护，来维持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一颗耀眼新星，是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为了避免危机对现有体系造成更大的冲击，美国通过已有的体系来接纳新兴国家，将G20安置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内，让渡部分无关痛痒的利益来拉拢新兴市场国家，共同分担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责任，从而消化新兴市场国家对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冲击，借助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更大程度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把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当作维护自身利益的棋子。值得注意的是，后危机时代改革动力弱化，也使国际经济体系改革难以一蹴而就。由于现有体系处于美国主导之下，美国虽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无奈支持改革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但近两年危机已经逐渐缓解了。随着国内金融形势的稳定，改革的国内阻力不断增强，美国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动力几近消失，甚至加强了维护现有体系的力度。由此可见，迟暮的美国虽然表面上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却忌惮中国的崛起动摇其霸权地位，只允许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仅在其设计的框架内实现。作为笃信现实主义的强权国家，美国绝不会容忍任何冲击其霸权的行为。通过构建美国主导并排除中国的TPP来影响新兴国家在G20机制内改革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以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在TPP协定达成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评论称，美国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

新兴国家的改革力量不足。新兴国家加入G20与发达国家共同商讨国际经济政策，这对于新兴国家来说确实是一大胜利，但或许高估了新兴国家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实力。21世纪初，新兴国家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概源于原先经济基础落后。但2008年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新兴经济体也受此拖累，经济增长率连年下降，处于经济发展的瓶颈周期，难有新的重大突破。新兴国家在经济实力和可动用经济资源上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处于劣势，使其控制和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能力下降，失去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资本。同时，作为后生力量，新兴国家在软实力上也未达到和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地位。一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较少，人力资本稀缺，国内经济体制与金融市场须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并且，要求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利益也难以协调。如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就存在一定的差异。俄罗斯比较激进，希望能联合金砖四国对美元即刻发起挑战，但中国因为持有大量美元资产，在短期内仍然希望美元保持稳定。这些软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兴国家在G20机制内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步伐。

国际经济规范变革艰难。国际经济规范是指国际经济合作与治理的一系列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现有的国际经济规范依然延续发达国家制定的那套规则，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是非常不利的。新兴国家要求改革国际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就是改革那套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更多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规范。但是，改革现有国际经济规范仍然举步维艰。从一定意义上说，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是发达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和文化观念的角度出发而制定的，忽视甚至牺牲了新兴国家在国际市场交换中的利益，而新兴国家所要建立的经济秩序必然是建立在自身利益和观念的基础上。从建构主义角度来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认同存在着差异，导致了双方的国家身份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进而导致它们的国家行为不同，表现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就是制定的国际经济规范不同。目前来看，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把争夺制定国际经济规范的主导权看成是一场“零和博弈”的游戏，所以一个统一而又平衡的国际经济规范难以形成，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也难以在G20机制内顺利进行。

国际体系的转型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说到底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现存国际经济体系依然处于“路径依赖”之中，新兴国家还不完全具备改革旧体系的实力与魄力，很难“另起炉灶”，设计出新的国际贸易机制。杭州G20峰会是中国2016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全球最受瞩目的经济盛会。中国应该把握住这个历史契机，努力提高自身的议题设置能力，参与乃至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导权，推进本国关注的议题进入议程，引导G20的发展方向，促进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向民主化、公正性进一步发展，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合作与治理中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为新兴国家争取更多利益，为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争取更多主动权，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G20的现状。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海外军事基地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14CGJ015）成果〕

（李家成：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博士；陈梦施：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