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果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巨大挑战”。“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当下，学习贯彻习主席的讲话精神，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和应对经济新常态下的风险与挑战，确保国家经济健康安全发展。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安全风险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会面临一系列新的安全挑战，尤其是将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的考验，在这些节点上我国经济发展能否顺利闯关，将决定我们的前途命运。具体来讲，我国经济将面临的安全风险主要包括：

1.由于动力转换不对接而导致经济断崖式下跌风险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世界经济低迷，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当前，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过程中，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并不明朗，世界贸易投资格局变化不定，债务风险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区域动荡给世界经济增加诸多变数。全球经济放缓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冲击，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近年来，我国出口增速持续下滑表明，传统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必须向内需和创新驱动转变。由于创新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积累，短期看，仍要依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驱动。然而，从内需中的投资看，近年来伴随着产能过剩、效益下滑，企业投资增速不断下滑。同时，伴随着我国反腐力度加大和政府职能从以往的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主导投资的积极性开始降低。从内需中的消费看，这些年尽管国家出台了许多刺激国民消费的积极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进入2015年以来，消费需求增速有所降低。

在出口下滑的背景下，内需又不能及时对接，这使我国经济下滑的压力不断加大。因此，在经济转换期，如果新旧动力机制不能实现有效转换，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跌破安全底线。

2.由于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而诱发财政金融风险

在以往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经济领域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但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做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财政金融部门。如果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而逐步化解；如果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房地产、影子银行等领域的风险正在显露。

3.由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而导致新旧产业接续断挡风险

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调整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国产业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如在原材料领域。近些年，原材料工业通过严控新增、淘汰落后、扩大需求等措施，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但国内对大宗原材料消费已呈现缓中趋降态势，产能过剩问题仍然存在。再如房地产领域，由于过去的城镇化发展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家双重推动的，导致部分地区房地产过热，出现严重的结构性过剩。从范围上看，目前产能过剩已从钢铁、水泥、机械等传统产业扩展到造船、汽车、机械等领域，甚至蔓延到光伏、多晶硅、风电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技术上看，现在已经不限于落后技术产能过剩，一些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的产能也有过剩。

基于上述情况，中央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然而，产业结构升级是有条件的。只有具备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拥有技术创新能力等条件，才能推进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跃升，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新常态下，当传统产业不得不被淘汰的时候，新的产业又难以迅速接替，就会出现产业的断挡期，由此可能造成一些地区经济的衰退，导致国家经济持续下行。目前，化解产能过剩仍处在胶着拉锯状态，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难以有效推进，阻碍着具有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另外，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受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领军人才和技术支撑力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房地产、汽车等传统引擎的拉动力。传统产业仍处在结构调整之中，新兴产业还在孕育，新旧增长点转换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这是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的重大挑战。

4.由于产业转移和升级而导致国际“两面夹击”风险

新常态下，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还将面临国际上“两面夹击”的挑战。在当下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一方面在国际经济互动中我国传统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新的比较优势尚在构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从原来的互补关系逐步演化为竞争关系，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较量、斗争将因此而日益频繁和剧烈；另一方面，我国传统产业面临向外转移的压力，但这种转移将经历较长的痛苦时期，其中因与一些后起国家在低端制造业上趋同，而面临这些国家的追赶、挑战和挤压。因此，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后起国家追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两面夹击”将成为常态，我国经济发展的腾挪空间越来越狭小，维护经济安全的难度越来越大。

二、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努力实现经济安全发展

新常态下，面对上述挑战我们究竟该怎么办？从短期看，首先要通过自我调整和革新，主动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从长远看，我们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以新的理念、新的视野、新的智慧、新的境界，积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在广阔的国际大舞台上纵横捭阖，引领中国经济向着安全健康理想方向发展。在当下，最重要的是做好如下三项工作：

1.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破解经济发展结构困局

新常态下，结构性矛盾，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因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安全发展的中心任务。而要完成这一复杂艰巨的任务，就必须牢牢抓住供给侧改革这个抓手。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缘由。从理论上讲，供给、需求都是拉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动力。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最终也要落脚到对需求、供给的调节上，当然对供给与需求的调节，既包括总量也包括结构。如果将国民经济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其运行的理想状态是供给与需求两大动力系统的有效搭配与作用协同一致。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及其运行，往往是一个由失衡到平衡，然后又出现失衡，再达到新的平衡的过程。一个国家经济的失衡可能会有多种表现，但最终都可归结为需求与供给两大经济发展动力的不相适应和不协调，具体表现为：需求不适应供给或供给不适应需求。由此，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控就表现为以需求侧为主或以供给侧为主。

从现实上看，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虽然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出路就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原因有两方面：

国内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十分突出。一方面国内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有不少低效或无效产业、企业在“赔本赚吆喝”，另一方面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一方面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支撑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国内消费者到海外购物快速增长。上述情况表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

需求管理的边际效益不断递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解决外部需求不足的问题，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当时，这一巨量投资措施，对保持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政策实施初期效果还是较为明显的，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尽管其后又连续多次采取稳增长措施，但收效甚微。上述实践表明，单纯的刺激内需已很难破解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持续下行的难题，必须依靠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该如何推进？习近平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做出了明确部署，概括来讲，就是“345”方案。具体而言：

必须坚持三大原则。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前提。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二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目的。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三要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这是落脚点。要充分发挥企业家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创新人才和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必须突出四大重点。可以概括为“三化一降”：其一，化解过剩产能；其二，化解房地产库存；其三，化解金融风险；其四，降低企业成本。

必须提供五大政策支持。五大政策及要求是，“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提供重要保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为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必须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这四个方面做足文章。

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劳动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任务，就是要把劳动力资源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使我国的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为此，要落实“二胎”政策，补充人口红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

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土地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确权流转；降低企业成本，改善资本回报率；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

鼓励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为此要贯彻落实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指示精神，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自身的改革要做足文章。一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中国企业不仅面对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显性成本压力，还面临来自政府部门的隐性成本，必须进一步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为企业降低隐性成本。二是加速国企改革，发挥好“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国企作为中坚力量，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竞争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长期动力。

2.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提升经济发展自主能力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别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没有先进的技术做支撑，那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实践证明，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才能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

当下，中国科技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的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步伐。第二，许多高端技术大量依赖进口，使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受制于人。第三，由于长期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

未来推进科技创新，重点要在五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要积极作为，加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二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当务之急是要健全激励机制、完善政策环境，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激发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要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制定更加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到我国工作。四是着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完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五是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并同国际科技界携手努力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做出应有贡献。

3.以“一带一路”为牵引，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由外需不足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虽然我们强调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科技创新等，从供给端的调整优化入手，努力实现供需对接，提升经济发展力，但这并非一日之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从短期看，不断挖掘和培育需求潜力，特别是不断扩大外需仍是十分重要的，这将为我经济转型升级提供宝贵的腾挪空间。然而，目前国际经济颓势、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使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经济发展有效应对新挑战、拓展新空间、掌控主动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大视野、大气魄、大智慧和大境界。

“一带一路”是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一带一路”有助于我国对外拓展贸易空间，为新常态下的动力转换预留空间。“一带一路”战略符合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趋势，有助于开拓新的市场，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互惠共进。特别是，“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道路互通减少我国的物流成本，进而提高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通过“一带一路”，大量的轻工品、家电、机电等更容易进入除欧美外的非传统市场（如越南），从而为中国轻工业出口产品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转移，为新常态下产业转型升级预留空间。“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中国部分过剩产能的转移。东南亚地区劳动力丰富，有利于中国将低端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的地区转移，为产业转型留出空间。

“一带一路”有助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经济转型升级预留地域空间。无论早期的经济特区，还是2013年成立的上海自贸区，中国经济都是以单一区域为发展突破口的。“一带一路”彻底改变了之前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横向看，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看，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这将改变中国区域发展版图，更多地强调省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产业承接与转移，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有助于扩大我国对外投资，拓展能源通道，进而拓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时间、空间。中国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较高，现在这些资源主要通过沿海海路进入中国，如铁矿石依赖于澳大利亚和巴西，石油依赖于中东，渠道较为单一。“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新增大量有效的陆路资源进入通道，所开拓的国家盛产中国急缺的各类矿产资源，如油气、天然橡胶、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等，对于中国资源获取的多样化十分重要。这些战略性资源陆路通道的开辟，将大大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约束。

以“一带一路”为牵引努力开创对外经济发展新局面。从短期看，今后五年的关键是要找准突破口，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步步为营、久久为功。主要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等有力举措，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从长远看，我们要以“一带一路”为牵引，不断提升对外经济发展的能力与水平。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对外开放，提供更为便捷多元的经贸通道。二是通过“一带一路”软件建设，特别是通过对外贸易体制、机制、理念的改进，为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对外开放，提供更为科学合理高效的经贸环境。三是通过“一带一路”丰富的经贸实践，为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对外开放，积累宝贵经验，拓展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能力和水平有一个大的提升。

（作者系国防大学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高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