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柱 查艳艳 陆林

[摘 要]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随着不同主体对稀缺聚居空间资源的竞争，引起土地资源利用、人居环境变化与社会公平发展等问题。旅游地聚居现象构成人居环境科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文章综览国内外旅游地聚居空间研究的相关文献，从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过程、理论解释、驱动机制、社会效应4个方面展开综述。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经历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双重过程，呈现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利用主体聚居面临着分化重组的分布格局、社会空间分异等特征。国内外关于逆城市化、旅游城市化和流动性转型等理论为旅游地聚居系统重构提供了理论线索。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取决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旅游影响许多旅游地聚居系统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是聚居空间增长和扩展的主要驱动力。不同利用主体在聚居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聚居空间重构起到重要作用。旅游者、环境移民、房地产开发商、旅游投资商等是住房设计、住房质量、聚居规模和形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聚居空间变迁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居住满意度和居住环境影响等社会效应。

[关键词]旅游地；聚居空间；研究进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8-0040-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08.009

引言

希腊学者Doxiadis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人类聚居学”理论，指出人类聚居是“人类为自身所作出的地域安排，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其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类生存的需求”[1]。中国学者吴良镛院士发展Doxiadis的聚居学思想，结合中国国情，将聚居定义为：“是人类居住活动的现象、过程和形态”[2]。1976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的第一次人类住区国际会议正式接受了人类聚居的概念。聚居既是一种空间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文化现象和发展过程。

旅游地是典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成为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随着人类旅游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聚居空间逐渐外向化并融入所在的旅游空间。聚居空间的演变过程是深入理解旅游地人居环境系统演变机理与社会调控的关键所在[3-5]。因而，聚居空间构成了解读旅游地转型的重要和独特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人类活动过程对聚居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的改变方式、强度和影响机制 [2，6-17]，聚居研究尺度已由最初的城市扩展到区域、乡村，从空间分析逐渐向社会和人文方向转变，更加关注公平性[15]。但目前研究较多集中在由城镇化、工业化等主导下的聚居变迁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聚居现象研究，深入探讨人类旅游活动因素与人居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揭示旅游地聚居现象、过程及形态背后所涵盖的本质特征与地域规律，为我国不同地域环境下人居环境建设与空间调控提供一定的参考。

通过系统梳理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Geographi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Journal of Rural Studies、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城市规划》《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旅游学刊》等国内外核心期刊的98篇相关文献发现，旅游地聚居已成为地理学、人居环境学、社会学等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进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过程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经历外部扩展和内部重组双重过程，分别以“增生”和“替代”的方式重构聚居空间。经历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

1.1 聚居空间从非旅游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

Nepal研究了昆布Namche Bazaar村的个案，分析发现：聚居地面积不断向外扩展、传统住房向旅游功能转型[18]。Nepal根据发展阶段、住房历史、聚居地规模、经济功能（依附于旅游或农业程度）、参与旅游程度、聚居点旅游区位优势等，对受旅游影响的聚居地进行分类，识别了安纳布尔那山地区5种类型的聚居空间，这些聚居空间已经历了几次转型，即从农牧村落到季节性旅游中心再到永久聚居地转型[4]。王茵茵等以大理喜洲镇为例，分析了旅游促进传统农业村落向旅游小城镇演变的进程[19]。席建超等分析了野三坡旅游村镇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传统乡村功能解构和村庄“旅游化”过程相伴而生，从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逐步向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复合型用地转变[20-21]。

1.2 聚居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空间分异特征

1.2.1 湖泊型旅游地聚居空间沿岸线逐渐递减

Dahms研究了多伦多安大略休伦湖乔治亚湾，发现湖区沿岸分布着大量别墅，并伴有游艇码头、退休社区、分时度假公寓和露营地[22]。其中Creemore、Meaford 和Thornbury等宜人的旅游社区沿河流和港口布局，Wasaga Beach 是安大略最古老农舍社区，而Midland和 Collingwood 是当地重要的中心地。Schnaiberg等分析了威斯康辛州韦勒斯县主要湖区聚居空间分布特征[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游憩活动增加，超过50%的新住宅小区沿湖岸被建成，中等规模的居住区离岸线不超过100 m，60.9%居住地位于岸线100m，69.9%居住地位于岸线200m。Winkler分析了布雷纳德湖区，该湖区吸引了旅游者、第二居所业主和退休移民等群体[23]。31%的住房主要被用来季节性居住和游憩居住。聚居空间呈现湖区旅游聚居、郊区聚居、工业小镇聚居、远离湖区的乡村聚居的空间分异特征。

1.2.2 山岳型旅游地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和垂直尺度扩张

Nepal研究发现安纳布尔那山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和垂直尺度扩张，聚居布局遵循徒步旅行线路扩张模式，服务导向聚居地超过了农业或贸易聚居地[4]。呈现核心-边缘等级结构特征，核心区旅游住宿设施占所有住宿设施的63%。Pawson等研究发现，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游客涌入尼泊尔昆布地区，南奇镇因旅游建设推动了城镇快速增长，而远离珠穆朗玛峰的村落逐渐萎缩[24]。Yin和Muller揭示了萨米特县山地滑雪旅游地新的聚居空间呈现水平尺度扩张[25]。Silberman和Rees运用GIS模型，以落基山脉395山区聚居地为对象，识别了受到滑雪度假胜地影响的24个聚居地，呈现以滑雪度假地为中心向外围扩张[26]。

1.2.3 村镇旅游地聚居空间沿道路线性布局、接近游憩宜居环境区域

Glibert在1930年代最早发现旅游发展正在改变英国海滨城镇聚居空间的形态，形成新的具有众多特征的海滨旅游小镇[27]。Kuentzel和Ramaswamy测度了佛蒙特州斯托每年的度假住房和永久住房数量[28]。斯托镇永久住房年增长率相对稳定，而季节性住房在过去51年内呈现快速增长。Muller等分析了鲁特县小城镇，发现29%的住房单元属于空置房或第二居所，39%住房住户为非当地居民[29]。Bański和Wesolowska调查了波兰卢布林2627户居民，发现聚居空间呈现明显的空间极化过程[30]。东部卢布林城市外围居住单元面积从1970年的50.2m2增至2002年的85m2。传统聚居空间主要围绕在卢布林城市外围30km范围内的区域，新的聚居空间沿主要交通线路附近和自然环境优美的旅游区。陈志钢和保继刚发现阳朔县1999年以前属于自然状态下的蔓延式扩展阶段，1999年以后则为旅游影响下的飞地式扩展阶段[31]。张译丹跟踪调研大理州双廊镇，认为聚居空间向外围扩展，但呈现无序开发和非理性发展状况[32]。杨俊等采用元胞自动机模型模拟与预测了三坡镇，发现：2005—2010年研究区城镇增长主要围绕现有镇区范围扩展；2010—2015年主要城镇增长区位于镇内距离景区较近的苟各庄村附近，其他区域则保持相对平稳状态[33]。

1.2.4 保护区聚居空间呈现圈层扩张

Gude等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定量测度了大黄石生态系统聚居空间增长速度[34]。从1970—1999年，案例地人口增长58%，而支撑聚居发展的用地增长了350%。20世纪以来，选择在肥沃土地和临水自然环境优美区域的居住比重占主导。Radeloff等编制了详细住房增长空间数据，定量分析了美国荒野地区、国家公园和国家森林公园等保护区聚居空间增长过程[5]。研究结果表明：1940—2000年，自然保护区50km范围内，建有2800万套住房，在国家森林公园内建有94万套住房。Mockrin等使用了聚类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了自从1940年以来，美国北方森林公园区域内及其周边地区聚居发展模式和分布特征[35]。研究发现：建立在旅游基础上的服务经济引起了当地聚居空间的变化，增长区域主要集中在接近城市和拥有丰富自然环境的区域。

1.3 利用主体聚居面临着分化重组的分布格局

旅游的活力在于外来投资与人口的进入，这种流动性导致社区内部相对同质，而社区与社区之间相对异质的分布格局，由“同质同构”向“异质异构”转变，推动了聚居空间的重构[36]，且往往与当地社区发生较大冲突[37]。体现了大量中产阶级的注入改变了旅游地原本的阶层结构，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分 层[38]。Dredge认为旅游发展影响了许多城镇的增长或衰落[39]，形成了Macquarie湖区西部旅游社区经济繁荣，而东部存在大量的与世隔绝的村庄[40]。旅游业发展使得中产阶级居住的邻里地区转化成为一个相对富裕和专有区域的过程[41-42]。Winkler研究得出布雷纳德湖区富有居民居住在湖区周围，中产阶级居住在Baxter或远离湖区村镇，贫困群体居住在工业区[23]。环境特权存在导致贫穷并没有减缓，而发生社区的置换和过滤[43]。Park和Pellow对阿斯彭研究发现：财产价值为富有的阿斯彭人提供了环境特权，造成了富有居民、低收入居民、少数民族居民的空间隔离，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群体居住在峡谷末端[44]。Cloke等指出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迁移，寻求居住与休闲空间，造成乡村地区的住房紧张与原居民的搬迁[45]。富有群体能够担负得起居住在环境富集区，而贫困群体选择相对偏远地区[46]。谭瑾和王晓艳分析发现旅游影响下知子罗怒族村寨经历了空间置换过程[47]。李鑫和张晓萍认为古镇居民生活空间置换成了旅游空间和商业空间[48]。何深静等发现广州小洲村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聚居空间形成了挤占、分割。同时，当地居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推动聚居空间的重构[49]。刘俊和楼枫烨发现案例社区在旅游大开发过程中日益边缘化的趋势难以改 变[50]。张焕指出舟山群岛部分人居环境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51]。陶伟和徐辰研究发现平遥外来资本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聚居空间扩展和置换能力，社会资本造成了当地居民的社会分层[52]。

2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理论解释

国内外关于逆城市化、旅游城市化和流动性转型等理论为旅游地聚居空间系统重构提供了理论线索。

2.1 逆城市化理论

尽管逆城市化研究较多关心城乡流动结果，但旅游在第三世界国家效应相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城乡关系变化主要表现在聚居模式变化和空间重构[28]、容纳服务业增长的乡村空间重 组[53]。Mitchell认为逆城市化体现2个方面：从城市到田园乡村的人口流动以及带来的聚居系统变 化[38]。逆城市化过程既是移民过程也是聚居空间变化过程。逆城市化的研究除了集中在人口流动外，还集中在乡村空间绅士化[57]、环境移民和生活方式移民等[58-59]。逆城市化研究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观点（构成、模式、形态）向人文主义解释演进（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重塑聚居系统）转型。

（1）功能主义观点。提供了聚居地演化、扩张过程以及空间形态变迁的解释[60]。20世纪90年代以来，旅游需求和环境移民不断增强[61]。这种需求导致了田园乡村人口和住房的去中心化、住宅数量增长、住宅分散化模式、区域分异和等级结构[62]。新增住宅包括了第二居所、旅游住宿设施、别墅等，形成了由旅游主导的聚居空间模式。

（2）人本主义观点。人文主义观点有助于理解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影响聚居空间出现和发展，主要涉及变化、过程和空间，乡村聚居受到居民的感知和决策影响[62]。空间转型导致不同类型马赛克空间和景观出现，如无地方性的空白空间，介于旅游、居住和其他社会行为之间的旅游空间，排他性旅游消费阶层专属空间[63]。人文主义观点提供了关于以下问题的解释：这些聚居模式为什么会出现，人们态度和决策行为、历史经验、政治和社会因素如何影响聚居模式[4]。

2.2 旅游城市化

旅游城市化导致聚居空间扩张。在欧洲，旅游一直是许多聚居区发展的主导因素，被看作是城市化过程的重要推手[64]。旅游导致了以前乡村地区的城市化，促使欠发达地区的聚居功能和特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24]。旅游城市化起源于福特制时期的高工资和大众消费，成熟于20世纪70年代，以独特的象征性符号以吸引旅游者，导致以人口和劳动力的迅速增长，人口集中于旅游服务业和建筑业、房地产业[65-68]。Yin和Muller通过聚居密度化过程研究解释旅游城镇化形成过程[25]。陈志钢和孙九霞对日照市乡村非农化建设中的旅游化现象进行典型案例研究[69]。李亚娟等研究发现北京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在以旅游用地的递增、耕地面积的缩减和宅基地的流转为特征的土地非农化，以乡村人口的外流和乡村聚落的社区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解体化等[70]。黄震方等指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区非城市人口向城市转移和聚集，并探讨了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旅游城市化、旅游城市化现象与旅游资源环境保护问题[71-72]。葛敬炳等认为旅游城市化是旅游作为推动城市化的一种动力，将旅游城市化分为资源驱动型、经济驱动型、综合驱动型等不同类型[73]。朱竑和贾莲莲辨析了“旅游城市化”和城市“旅游化”的异同[74]。李志飞和曹珍珍对近50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集中在4个方面：发展特征与动力机制、发展模式与路径、效应与影响、管理与决策[75]。旅游引导新型城镇化是特色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提升，在不同程度上导致旅游地聚居空间的景观变化、新居民迁入和土地利用等变化。高品质集约发展的诉求为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带来了旅游地新发展模式[75-77]。

2.3 流动性转型理论

尽管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为聚居空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但逆城市化研究强调了人口从城市流向乡村的单向流动过程，掩盖了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性的复杂性。Milbourne指出较多学者专注于长距离的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性研究，导致了其他类型流动性研究被边缘化[78]。例如，乡村地域内部流动性研究、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流动性、基于乡村聚落等级向上的流动性。这些居住流动性研究有助于理解旅游地住房市场、当地住房需求或新房的潜在需求，而不是仅仅单向的城市向乡村的移民。Gkartzios和Scott认为关于乡村流动性和人口流动的相互联系研究相对有限[79]。文章重点讨论了案例地爱尔兰基尔代尔、南蒂珀雷里郡、克莱尔3个县，探索居住流动性这一维度对旅游地聚居空间重构过程的影响。流动性涉及逆城市化、农村向农村的迁移、当地内部流动性。许多偏远地区增长可以归因于宜居的自然环境，吸引人们（如移民、季节性居民、和/或游客）观光旅游和户外游憩[80-83]。杨钊和陆林认为异地购房往往是生活方式移民和退休移民的先兆，消费导向旅游移民已初显端倪[84]。张骁鸣和保继刚提出了西递村旅游发展对乡村外出劳动力向原社区回流并参与非农产业生产现象的社会经济解释[85]。饶勇认为旅游导致外来精英劳动者迁入，往往造成本地社区边缘化[86]。

3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

3.1 聚居空间演化的宏观机制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驱动机制取决于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30]。可进入性和宜居环境是独特聚居模式的重要要素[18]。大量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对聚居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一系列的因素：人口变化（例如老龄化、住房结构变化等）；生产和消费模式变化；现代技术，特别是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87-88]。Gude等分析了大黄石生态系统生态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乡村聚居发展模式的影响程度[34]。聚居模式主要受农业适宜性、交通和服务设施、自然环境舒适度、过去开发模式、附近小城镇的经济和游憩特征等因素影响。Gkartzios和Scott分析了聚居空间重构的原因涉及：经济需求——在目的地的经济原因（便宜的住房、低的生活成本、就业机会）；社会和自然特性——社会因素（如更好地培养小孩、生活质量、没有犯罪）和自然因素（如旅游环境质量较高、较少拥挤）；区位——强调区域或住房区位（如接近工作地点、交通线路或亲朋好友等）；住房特征——住房因素（更大面积住房、更好住房或配套设施，建设或购买自己的住房）；家庭构成的变化——如结婚、离婚等[79]。驱动机制呈现3个阶段的特征：自然资源约束、交通扩张、自然舒适度的追求[34]。

早期的农业社会聚居空间较多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Dahms关注了多伦多周边的小城镇外围的居民点的变化[22]。最初，农业社区是典型短距离型社会，聚居空间主要集中在村镇服务中心及其腹地。土地利用为聚居空间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土地利用在调节和控制聚居空间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传统聚居空间最明显地受制于土地质量和农业适宜性[89]。今天，自然因素逐渐减弱，社会经济因素（农业改革和人口移动过程）重塑聚居系统的空间结构过程增强。乡村聚居空间结构受到交通可达性和路网密度的影响[90]，相对于大都市区的区位[91]，基础设施的提供[30]，土地价格、法律约束等[92]。

旅游是聚居空间增长和扩展的主要驱动力。旅游影响聚居系统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宏观经济和社会条件是居住变化的重要条件，旅游环境是旅游地居住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引致社区季节性和长期居住空间发展的最重要的诱因[93-95]。吸引游客的社区也进一步吸引了永久居民居住和居住投 资[93]。McGranahan研究发现：自然舒适度较高区域往往也是游憩活动集聚区域[80]。特定的宜居环境将导致聚居价格差异化[43，96]。Dredge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澳大利亚麦加里湖，认为旅游影响该地区聚居模式；反之，聚居地社会、经济和空间动力也塑造旅游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39]。Kuentzel和Ramaswamy研究了1950—2001年美国旅游发展、净移民和聚居发展的关系[28]。宜居的乡村社区鼓励旅游者的聚居/居住迁移，表明旅游发展与移民和居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Nepal研究发现：聚居空间和住房类型的增长由旅游者流动性及其需求所主导，而不是乡村聚居空间传统功能决定的[18]。Biagi等通过对居住特征和旅游宜居环境等系列解释变量，分析旅游对住房市场的住房价格或租金的影 响[97]。席建超等分析了三坡镇旅游用地的驱动机制，发现外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政府干预与调控等成为旅游城镇用地演变的主要动力[21]。杨俊等主要考虑两种演化动力，一是受地形条件影响，二是受旅游因子影响[33]。李亚娟等指出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便利的旅游区位导向、广泛的旅游政策支持和多元化的产业经济背景等是重要因素[70]。

微观尺度自然环境也影响聚居空间选择。Schnaiberg等采用住房密度作为因变量，设置4组自变量[3]。第一组自变量水质环境包括：湖区颜色、浑浊度、碱度和叶绿素；第二组变量为湖面面积；第三组变量是岸线特征，主要是土地覆盖和植被（湿地）；第四组变量为社会变量：土地权属（公有、私有）、可进入性（旅行成本）。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湖区聚居开发密度主要受到湖区面积、可进入性（旅行成本）影响，湿地面积、公有土地面积比重也产生一定影响。Silberman和Rees选择年降雪量、潜在的滑雪季节、距国家森林公园距离、可达性指数、滑雪区距最近聚居地距离，分析了聚居空间区位选择[26]。

3.2 利用主体微观行为响应机制

不同利用主体在聚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聚居空间重构过程起到重要的作用。旅游者、环境移民、房地产开发商、旅游投资商等，是住房设计、住房质量、聚居规模和形态变化的主要驱动力[98]。Gill根据住房权属关系、居住时间和住房类型，对住房市场利益主体进行了划分，包括：服务部门的住户（含零售和建筑工人）、当地企业家和专业技术人员住户、宜居环境寻求者住户、周末旅行者4种类型[99]。Biagi等认为在旅游目的地存在大量的行为主体，涉及需求（当地居住使用者、投资者、租赁者和第二居住所有者）、供给和调节者（银行、当地政府）、供给者（开发商）[97]。Muller等认为度假社区正在吸引新的群体，包括游客、长距离的通勤者、退休人员、第二居所业主和服务从业人员[29]。Yin和Muller指出滑雪度假区和其他游憩山区创造了大量旅游就业，但大部分工作岗位是兼职或季节性的[25]。

不同利益主体或个体决策影响了聚居区位变迁。其中，旅游者仍然是聚居空间变迁的主导因 素[18]。此外，涉及当地企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政府土地利用决策、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早期的聚居地主要受到当地地主和富有的企业家，以及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网络影响[4]。人口流入旅游地归因于一系列因素，包括生活方式移民、退休移民、福利移民（主要是便宜的生活成本等因素）和度假移民[100-101]。Yin和Muller识别了山地滑雪旅游地服务人员、分时公寓所有者、第二居所所有者等利用主体，采用多主体模型，从不同利益主体或个体区位决策角度，调查了住房密度变化的动力机制[25]。许多美国退休人员、企业家、追求小镇生活方式和适宜的乡村自然环境的迁移者[102-103]。游憩生活渴望和不断增长的空间流动，导致资源利用的竞争进一步加剧[104]。Dahms指出乔治亚湾环境吸引了大量退休人员、农舍、住宅和分时度假别墅的所有者或租赁者[22]。Nepal识别了6个因素来解释聚居空间的变化[18]，即早期来自西藏夏尔巴人的移民、地方经济和服务中心的发展、登山者和徒步旅行者、来自珠峰低山地区季节性劳工移民、政府部门。“先锋农户”和“体制精英”的示范效应在乡村旅游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69]。席建超研究发现苟各庄乡村聚落空间扩展隐含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政府、农户、资源、市场等相互作用的结果，政府调控渐进式介入和农户行为等要素在个体和群体间相互影响[20]。

4 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社会效应

聚居空间变迁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随着旅游从业者、旅游移居者、游客 等的大量涌入，他们试图将原有的封闭式生活空间、社区公共空间转变为开放式消费空间[105]。随着不同社会群体对稀缺的住房区位的竞争，他们之间相互影响对度假区产生了累积效应。围绕社会效应的辩论，主要集中在住房负担能力[106]和乡村绅士化等[54、56]。涉及是谁的空间问题（住房为当地或是新来者）[107]、提供或抵制新住房发展的社会冲突[108]。

4.1 社会关系网络变迁

聚居空间变迁不仅会反作用于居民对旅游从业者、旅游移居者和游客的态度，而且还能深入影响居民对社区的情感倾向和行为表现，集中体现为地方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社会关系动态变化过程。Lynch对英国乡村家庭旅馆中主人对空间的使用以及空间利用体现出的主客关系开展了一些开创性的研究[109]。不断度假和旅游服务的需求增加，吸引了大量旅游及其相关产业就业增加，冲破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结构[97]。住房是家庭过稳定生活最为重要的因素[23]。买房太贵，租房质量较差，导致房东和房客关系紧张。旅游房地产造成外地游客和本地居民对聚居空间利用的分异，形成不同社会关系网络，体现了功能和权力的分割[110]。第二居所深刻影响着迁移者的社会关系、地方依恋与身份感 知[111-112]，社会空间的主体与关系网络呈现出了旅游开发前后的不同[113]。彭丽娟等指出在空间上游客旅游区与古村落建成区重叠，形成游客与居民对有限空间的争夺[114]。李王鸣等分析了杭州西湖龙井村在“景”“村”双重属性作用下土地使用、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的演变特征[115]。汪永青和陆林研究发现：大量的旅游者侵占了旅游地居民生活空间，造成旅游者同居民在空间上的冲突[116]。

4.2 居住满意度和居住环境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使当地经济水平得以提高，但旅游开发强度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由此促使土地价格与租金的上升，引发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117-118]。Biagi等调查了住房负担能力、旅游目的地居住置换和绅士化、住房供给的角色和政策挑战[97]。Muller等研究发现：鲁特县因旅游导致平均房价增长达178%，旅游发展引起的居住成本由当地居民背负[29]。旅游导向的目的地与当地住房价格呈正比例关系[97]。Kuentzel和Ramaswamy列出了美国韦尔镇上居民关心的问题，诸如旅游开发导致的淡季的房间空置、大量陌生人的涌入和学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等[28]。韦尔滑雪场仅1/5的警察和消防队员能够担负得起在城镇的生活，而3/4住所为第二居所，每年仅几个月的时间被使用[98]。伴随旅游的快速发展，特柳赖德度假地的许多从业人员仅能够担负得起森林和城市公园附近的汽车野营租金，有些人被迫来往于75英里外的科罗拉多州蒙特罗斯[119]。俄勒冈州旅游导致低收入家庭住房短缺，主要由于住房成本的增加和移民劳工处于季节性失业状 态[120]。因科罗拉多州第二居所占据大量土地，从业人员的居住用地出现供不应求，造成他们无法居住在距工作场所的合适距离范围内[121-122]。吴悦芳和徐红罡认为，第二居所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居民可支付住房减缩、当地居民赋税加重、社区居民经济与居住权利被剥夺等问题[112]。居民置房压力增大，可支付置房不足、保障性住房供给滞后、商品房销售价格高昂，都给本地购房者带来沉重压力[103]。旅游发展也进一步影响整体居住环境。陈战是分析了桂林漓江小城镇建设与风景区整体环境的有机融合问题[123]。张焕等揭示了海岛特色资源与人居环境的相互影响过程[124]。杨兴柱基于城乡统筹角度，分析了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问题[125]。

5 研究述评

聚居作为人类栖息地，随着人类旅游活动影响范围和强度的增加，人居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聚居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集成研究的特点，在数据获取、演变过程研究上更多地采用了现代技术和模拟分析方法。综合国内外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1）在聚居研究视角上，随着城镇化进程中一系列人居环境剧烈变化的态势加剧，聚居空间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开始关注聚居空间及其动态演变。聚居研究尺度已由最初的城市扩展到了区域、乡村尺度，但目前研究较多集中在由城镇化、工业化等主导下的聚居变迁或突变研究，较少关注旅游快速发展背景下聚居现象研究；较多关注自然要素，较少关注经济社会要素，忽视了对现代旅游地尺度聚居空间的研究，也缺少深入探讨人类旅游活动因素与人居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就旅游发展趋势和旅游城镇化快速推进而言，从旅游的视角介入聚居研究，将实现人居环境研究的重要突破。

（2）在聚居空间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上，较多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关注聚居规模、聚居形态、聚居功能等，忽略聚居中的“人”。旅游地聚居空间不仅涵盖旅游地的实体空间，还涵盖了行为主体的生活、经济、社会等非实体空间。加强利用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将宏观的社会经济和微观的个体行为因素相结合，探索旅游地聚居空间规律，从而解释旅游地聚居产生动因的问题。

（3）聚居空间变迁也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旅游经济一旦注入旅游地并成为主导产业，就打破了传统地域空间所维持的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状态。旅游地经历了从生产空间向消费空间转型的过程，空间变迁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复杂的矛盾冲突以及空间转化现象。土地占有、社区剥夺、住房空置、房价高涨与生活成本上升、空间公平性等问题日趋严重，成为阻碍人居环境建设的核心问题。目前国外对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的社会效应研究较为关注，但国内尚处于对国外研究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阶段。需要从以旅游地聚居物质实体为主向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问题综合研究转变。

（4）强化实证研究，不断丰富的实证研究是理论产生的基础。近年来，西方学者着力于从逆城市化理论、旅游城市化、流动性转型理论等角度探索聚居空间的理论解释，但这些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实验探索阶段，且这些理论的针对性较强，理论基础往往对应于西方发展的实际情况。新型城镇化为旅游地聚居空间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是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的发展诉求。聚居空间重构涉及从大城市到旅游地、旅游地内部、旅游地与非旅游地等之间的重构过程。需要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旅游地聚居空间特性、新型城镇化对旅游地聚居空间的影响与互动机制、发展模式等科学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开展针对中国典型旅游地实际情况的相关研究。例如，千岛湖、黄山、丽江、桂林、三亚等旅游地值得关注，且需加强案例地比较 研究。

旅游地是典型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特殊区域，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聚居空间变迁和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聚居研究是旅游地制定与实施居住公平性、持续性发展政策与措施的基础。以聚居为切入点，对旅游地聚居空间演化特征、动力机制、社会效应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构建一个系统的旅游地聚居空间理论研究体系，丰富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成果，而且能揭示我国旅游地发展与规划中的冲突和问题，为政府制定聚居空间发展策略和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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