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作为一种学习官方知识的范本，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功能。这种控制功能在早期的语文教科书中尤为明显。外国文学作品隐含着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其思想内容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会有偏差。编者在选入外国文学作品时，容易将它们作为批判学习的对象，服务于现实教育的需要。无论是数量还是编排方式，此类文本大多经过细致的处理——需要经过编者的“改写”才能进入中国语文教科书。这种改写不一定是文字的增删，它有可能是编者对文本主题解读取向的暗示。这种暗示对一线语文教学有着重要影响。我们以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作为个案，尝试探究这一问题。

一、政治教育取向的一元解读——人与人的金钱关系

莫泊桑是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身份及其艺术造诣使《我的叔叔于勒》顺利进入1961版的语文教科书。然而，即便原文经过大幅的删动[1]，小说描写的依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事。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在“选材标准”中要求“对于稍有消极因素的作品，为防止学生受到不良影响，应该在注解、提示或练习里指出消极因素，作适当的说明或批判”[2]，与此相匹配的是，《我的叔叔于勒》的学习活动把主题指向探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要求学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经过动荡的“文革”，语文教学逐渐步入正轨，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还十分明显，“思想内容好”成为选文的第一标准，在历年的大纲中出现四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