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欢

摘 要：王明教条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教条主义，也是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的错误的思想作风。梳理王明教条主义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旨在新的历史时期内避免教条主义的再次产生。

关键词：王明；教条主义；产生；演变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9-0040-02

王明的教条主义是在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和革命形势严峻多变的情形下，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米夫的扶持而逐渐产生的。在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之下，王明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右倾错误思潮紧密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革命历史上非常典型的教条主义。梳理相关文献不难发现，王明在《两条路线》《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等著作中多次提及有关教条主义思想作风的论述。概括来说，王明教条主义的形成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萌芽和形成阶段

王明教条主义的萌芽和形成的阶段是指1925年11月至1930年5月。1925年，王明是由中国共产党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首批人员。在中山大学系统学习马列理论的王明，理论水平得以快速提高。每当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讲授列宁主义时，王明便会滔滔不绝地背诵列宁的相关论述。但这种“唯书”“唯上”的思想和单纯背诵式的学习只是使王明具备了马列主义背诵、记忆的能力，而非具备了共产党员分析能力。当然这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课程设置也不完全无关系：一方面课程教育脱离中国革命现实情况，即单纯地讲授马列理论，而忽略实际应用；单纯地教授苏俄革命经验，而忽视中国革命的客观国情。这种不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方法，难免使王明回国参加革命工作时大讲空话，大摆理论；另一方面撤销中共旅莫党支部，赴莫斯科学习的党员只能一切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办事。长此以往，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现实，那么产生教条主义的思想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故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阶段就成为王明教条主义产生和演变的关键时期。

1927年，王明陪同米夫来华访问期间，以“绍禹”之名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英俄断绝国交问题》。在文章中，王明将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准则视为亘古不变的神圣真理。这便是王明教条主义产生和形成的开端。同年7月，王明随米夫返回苏联，回到中山大学学习。当时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理论水平低下和政治素养不高是在“四一二”等系列革命中失利的主要原因，因而培养理论水平高并且唯听共产国际领导的领袖是中国革命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鉴于王明之前种种“优良”的表现，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认为王明是最佳人选。故而，米夫一方面加强王明的马列理论学习，另一方面大力提拔他，从支部宣传干事到中共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并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的小宗派”[1]。1929年4月，王明再次由莫斯科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沪东区委、《红旗》编辑部等部门工作。在此期间，王明在《红旗》《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约三十五篇文章，文章中几乎全部思想均是来自共产国际，并以此来评论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比如，在《序言》中王明讲道：“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潮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潮必需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这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上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内容如出一辙。这也标志着王明教条主义的基本形成。土地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由右转向“左”，接连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其中王明的观点与李立三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意，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阶级关系和党的任务等方面的观点甚为相似。1930年，李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和王明《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均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上，虽然李立三和王明的身份不同，文章所阐述的角度和侧重点也不相同，但二者都是以“左”的观点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至此，王明的教条主义完全形成。

二、发展和推行阶段

王明教条主义的发展和大肆推行的阶段是指1930年6月至1931年10月。1930年6月，王明已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实权，这更促进了其肆无忌惮地推行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在1936年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未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革命现状，固执己见地制定了集中红军力量攻打城市的计划。随后红军在武汉、九江等地的暴动使刚恢复的根据地和工人斗争再次遭受重创。之后党内便掀起了反“立三路线”的浪潮。王明曾召集博古、何子述等人在商讨如何批判李立三“左”倾错误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李立三的“左”的思想，反而应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如果漠然置之，将不利于维护和巩固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路线。而在此之前同李立三观点如出一辙的王明虽自称为“最先反立三路线”的人，却仍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吹捧“左”的思想。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为口号，公开发表了《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册子，不加思索地将共产国际的准则和理论奉为不可更改的真理。王明曾讲过：“我在小册子所提出的对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许多意见……是从分析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根据当时中国人民的具体要求而来吗？绝对不是……是‘从决议中来，到‘决议中去”[2]。这就决定了王明在分析革命性质、阶级关系等重要问题时，仍是沿用共产国际和李立三的老套路。这些错误的主张因米夫支持而被1931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写入决议，使其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而重新组建的中央领导机构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进一步加深了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影响。

王明教条主义的大肆推行是通过中共中央发布系列通知和文件而实现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随即发出第一号《通告》，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一切改良主义的口号都将成为欺骗……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3]。随后，以王明为首的新领导集体反复强调，右倾错误是中国当前的首要敌人，倘若不加紧反“右”，则不能准确地完成党的任务，也不能更好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1931年5月，在《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中，王明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当前革命的态势，着重强调在实际革命工作中毫不动摇地执行国际路线和不遗余力地反“右”是全党应放在第一位的战略任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王明为确保自己思想和路线的彻底贯彻和执行，决定重组各级领导机关。在《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中，王明指出，撤换拥护李立三的人，着力录用和提拔反“左”有功之人。重组之后的各级机关负责人，绝大多数是拥护王明的人，如李竹声、王云程等。中共中央发的《中央巡视条例》中，更是赋予巡视员有权干预当地革命事务等权利，以此来确保王明路线的彻底执行。除此之外，王明无情打击异己者，不但全部肃清了与其持相反意见的人，而且彻底根除曾反对他但后转而支持他的人。王明之所以采取上述种种措施，实际上是为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在革命实践中贯彻和执行自己的路线。

三、持续发展和被肃清阶段

王明教条主义持续发展和被肃清的阶段是指1931年10月至1943年11月。1930年11月，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随后，王明参与制定了首个共产国际文件，即《共产国际指示》。这份文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苏联的革命经验而制定的，其中充斥着诸多“左”的思想：强调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和压迫；坚持以城市为攻打目标的策略。翌年8月，王明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在会议上，他着重强调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条件已经具备。而王明夸大其词的言论竟赢得会议上的满堂喝彩，会后也被提拔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书记。而王明的双重身份无疑是加剧了对国内博古等人的影响力。在执委会十三次会议上，王明做了《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发言，毫无根据地夸大革命有生力量，随意地断言国民党进攻已溃败。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转移。在苏联的六年时间中，王明一方面照抄马列理论和苏联经验，另一方面又在指挥中国的革命。这样在脱离实际的前提之下指挥中国的革命，做出的决策无疑是教条的、错误的。除此之外，王明先后在《共产国际》《革命的东方》等刊物上发表了约四十篇的文章。这些文章还是一如既往地重复他教条主义的观点，并于1934年发展到最高峰。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明回国继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多次提出错误的思想。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已能客观地分析革命实情，并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就意味着王明教条主义已被全党公认为错误的思想作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着重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则，“我们一定不要破坏统一战线，但又决不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4]。此次会议还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两者都批评了“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想，为纠正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点批判了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剖析了两种错误思想的本质，并指出了克服二者的方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能独立自主地和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注重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在1936年至1937年，毛泽东相继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不仅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了教条主义者主观臆断的思考模式，而且从辩证法的角度阐释了教条主义者忽视了特殊性的存在。1939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组织，其主要目的是组织全党学习马列理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干部头脑，并指导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统一。此外，通过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全党已树立起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如共产国际指示和决议，倘若不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则不予采用。就这样，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了共产国际和王明教条主义的束缚，群众逐渐从书本中解放出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全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王明教条主义进行了全面论述和结论，从此才在全党内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2.

[2]刘华清.问鼎天下：1935-1949[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94.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5.

[4]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