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茜茜

摘 要：城市综合管理在市容维护，环境保持，道路疏通，小商贩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既提高了执法效率，又通过规范小商贩的经营行为使之更好的生存。如何充分发挥该种管理形式的作用，首先需要从其特殊社会背景去分析影响它产生的因素：经济、人口、政治体制改革。

关键词：城管制度；产生；影响因素

城市综合管理既加强了各专业执法之间的协调和配合程度，提高了执法效率，又通过规范小商贩的经营行为使之更好的生存。毋庸置疑，城市综合管理在城市管理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实际的城市综合管理中，执法人员的暴力执法和百姓的暴力抗法屡见不鲜，如何更好的发挥这种管理形式的作用，首先需要了解它的产生背景，本文通过从经济、人口变化、政治体制改革因素，分析当代城市综合管理的形成。

1经济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对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意识到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调，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经济增长缺乏活力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十条方针，要求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逐步实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报告的提出，使得中国的经济逐步活跃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管理中隐藏的大量问题。下面进行详细述论。

1.1非公有制经济崛起所带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从“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制经济的活跃，个体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14万人发展到1982年的319.7万人，再到1986年底的1211.1万人；到1996年底，私营企业已经发展到81.9万户，从业人员达1771.1万人，个体经济创税收入达397.8亿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从基本经济制度上还是党的政策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日益显著，其特有的效率性、活跃性、创新性、灵活性等为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极大的丰富了人民的物质，这些特色使其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调整，社会劳动分工的日益精细，就业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非公有制经济的从业队伍日益壮大。但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的滞后性，无法解决城市建设出现的新问题，这与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公共服务，日益拥挤的城市交通一起，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探索新的城市综合管理模式成为城市综合管理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1.2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城市往往代表着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程度，而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则体现着这一地区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改革开放后，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但隐藏在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逐渐浮现，例如交通拥挤，土地、水、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和服务成本提高等。在这几个问题中，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住房问题，尤其是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问题。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经济保障性住房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私自搭建或拓宽住房便成为解决住房问题的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严重影响了市容景观，加重道路拥挤问题，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2人口增长因素

大量民工涌入城市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中所必然经历的过程。城市所具有的便捷的交通，较多的就业机会，较好的学习环境，较高的医疗条件等吸引着广大农民。改革开放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创造出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解放出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大量农村人口的涌入，一方面促进了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多，城镇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城市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引起城市的基础设施严重超负荷，交通更加拥挤，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等问题。面临着这一情况，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远远落后于城镇经济、规模的发展，制约着城市繁荣发展，改革传统城市管理模式，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管理模式刻不容缓。

3政治体制改革因素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逐步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改变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活动和思想方式，这些为城市综合管理的出现提供了政治依据。在全面的政治改革中，改变政府工作机制，在保证政府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和整体性的前提下，改变综合部门的工作方式，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活动的调节控制能力，在保证中央政策执行力的前提下，逐步厘清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当务之急。这些改变为城市综合行政管理的出现提供了政策性支撑。

《行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相关行政类法律法规，并未对城市综合管理的设置作出明确规定，但是它的出现，是独特社会背景的产物。尽管中国的城市管理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在提高行政集中整治的效率，在城市管理和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三号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

[2]国务院法制办，《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2002年

[3]江凌、张水海：《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发展历程、实施情况与基本经验——城管执法体制改革12年回顾》，《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4]刘书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可行性分析及其对策》，《宪法学、行政法学》2002年第6期

[5]雷新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理性评价》，《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6期

[6]赵德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现状及展望》，《城市管理》2005年第3期

[7]王海光：《旋转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8]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9张世飞：《中国当代社会史（第四卷，第五卷）》，张静如主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10]张伟瑄、刘五一：《共和国风云四十年（下）》，肖星主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