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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之急

2016-05-13王辉辉

瞭望东方周刊 2016年16期
关键词:在校生职教毕业生

王辉辉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职业教育规模,共有13600所职业学校、3000万名在校生,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成熟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抓职业教育,对于培养我们专业性人才的工匠精神十分重要。”

“职业教育”,一时间成了教育领域的热词。

“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职业教育规模,职业类学校的数量、年招生及在校生的数量都是全球第一。”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到2014年,全国共有13600所职业学校(包括中职和高职),每年1000万的招生规模,在校生人数达到了3000万。

    位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的某航空服务学校实训车间,老师在为数控专业的学生讲解如何运用加工中心制作飞机驾驶舱内灯盒

但在刘占山看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面临很多问题,还不能说我们已经是职教强国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中国每年只有不到13%的初中毕业生会选择职业教育,而在德国、瑞士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这一比例至少是60%。即使是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多还不能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实现高质量就业也并不容易。

与此并存的现实是,今天的中国,大国工匠依然稀缺,而今天的中国制造业,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依然缺乏。

处于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关键时期,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毫无悬念地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中国教育的半壁江山

1952年,为了给当时苏联援建的150个项目配套技术人才,全国各地创办了很多中专和技工学校(以下简称技校)。这被视作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起点。

此后十多年,中国的职业教育经历了一段发展的黄金期。

“那时候,一个技校毕业的8级技工的工资水平,与大学副教授的收入相当。” 回忆起当年中国职业教育的盛况,刘占山颇为动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职业教育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到1976年,中等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职学校)的在校生人数仅占高中阶段教育的5.8%。而正常情况下,这个比例应该是50%左右。直到1980年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改变,职业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元气。

然而2005年,职业教育又迎来一个生死攸关的节点。

在2005年前近十年的时间里,由于高校大规模扩招,从而带动普通高中扩招,中职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和招生规模锐减,大量中职学校无法生存。中职学校招生数占整个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比例,由1996年的64.7%下降到2004年的33.4%。

“最严重的时候,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的招生比例是3:7。”刘占山告诉本刊记者,“正常情况下,这个比例应该是1:1。”

教育部的公开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仅有中职学校11611所,当年招生537.29万人,在校学生1324.74万人。而那一年全国有16092所普通高中,在校生2409.09万人,是中职学校在校生人数的1.8倍。

中职教育萎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的职业素质下降,“这也是那些年我们的产品质量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位从事职业教育30多年的老教师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职业教育被确定为中国教育的战略重点。当年11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并发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此后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职学校的招生情况开始好转,教育规模、教育质量和办学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刘占山说。

在中等和高等这两个阶段的职业教育中,其发展水平正在追赶与之相对应的普通高中教育及普通高等教育。

教育部2015年7月发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显示,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校1.19万所,在校生1755.28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2.09%;招生619.76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3.76%。

与此同时,普通高等职业教育也获得了迅速发展。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院校有1297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53%。当年全国普通高等职业教育招生315万人,毕业生321万人,在校生达到964万人。

换言之,中国职业教育规模已与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旗鼓相当。

新增就业人口占比超6成

职业教育生源增加的背后,是国家持续不断的投入和推动。

教育部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以来,国家重点支持815所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支持969所高职学校重点建设1897个专业和1450个实训基地。

2010?2013年,全国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年均增长25.3%,其中,中央财政投入年均增长43.6%。2013年,全国职业教育财政投入达2543亿元,为中职学校近90%的学生免除了学费,助学金覆盖率近40%。

2015年春季学期开始,国家再次提高职教生的助学金标准,从1500元提高到了2000元;高职奖学金覆盖近30%学生,助学金覆盖25%以上的学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曾评价中国的职业教育说,“规模大、就业率高的中国职教为世界提供了经验”。

近年来,在就业压力持续增大的情况下,职业教育就业率却逆势增长。

教育部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含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成人中专、技工学校)毕业生数为577.70万,就业人数为558.54万,就业率为96.68%,这是自2006年来连续第九年保持在95%以上。

教育数据发布机构麦克思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高职高专院校2014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为91.5%,比2013届上升了0.6个百分点。

“十二五”的5年间,全国1.33万所职业院校开设了近千个专业、近30万个专业点,培养了5000万名中高级技术技能人才,至少为10亿人次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公开数据显示,在近年的新增就业人口中,超过6成是来自职业院校的毕业生,而在加工制造、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民航等快速发展的行业中,新增从业人员已经有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高就业率与高质量就业的距离有多远

然而,职业教育的高就业率并不等于高质量就业。

首先,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收入水平还不算理想。

以北京某技师学院为例,其校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该校毕业生的平均工资约为每月3000元,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毕业后能拿到每月5000?6000元的工资。而2014年北京市的城市平均工资水平是每月5826元,2000?3000元这一档的占比是24.1%。

麦克思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高职高专生就业报告》也显示,2014年高职高专毕业生的月收入为3200元,而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月收入为3487元,其中本科毕业生月收入为3773元。

前述北京某技师学院的校长还透露,职校生的流动性大,就业初期的离职率高,上岗不久便离岗的现象相当普遍。

职教学生普遍较低的就业质量,直接导致职业教育吸引力下降。这也是近两年职业学校再度面临招生困难,招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普遍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3年我们学校的在校生人数是7300人,到2015年夏季招生过后,在校生还不到5000人,两年下降了30%。”上述技师学院校长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坦言。

教育部2015年7月发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19.76万人,比上年减少55.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755.28万人,比上年减少167.69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622.95万人,比上年减少51.49万人。

“虽然职业教育整体招生规模缩减,与劳动适龄人口下降有关,但更多的原因还在于职校自身的吸引力问题。”刘占山说。

他认为,职业学校的学生地区来源说明了这一点——目前的高职学校中,70%的学生来自于农村地区,而在中职学校这一比例是80%。

上述技师学院的校长也认为,整体来看,选择读职业学校的学生,大多数是上普通高中较为困难的孩子,“尤其是在中职学校,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也更加严重。”

“对于职业教育,尤其是中职教育来说,未来的努力方向不是如何使就业率再提升多少个百分点,而是要努力提升职校生的就业质量,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刘占山说。

难以跨越的学历门槛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认为,中国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根源在于,就业市场过于重视学历。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一种观念,认为职业教育就是学历教育。

这种认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更早一些的上世纪50年代,中专和技校深受百姓欢迎,在社会上拥有良好的声誉。“现在很多知名的工程师、技师,甚至银行行长、政府要员都是当时的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刘占山自豪地说。

据刘占山介绍,当时的职教生不仅可以享受到很多优惠政策,拥有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而且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当时的农村学生通过读中专学技术,不仅毕业能够分配工作,还可以解决城市户口,优秀的学生甚至可以成为技术干部。而8级工资制下的技术工人,则可以通过专业技术的提升,获取更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地位。

但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普及,社会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几乎所有的场合,学历都成了硬性要求。今天的职教学生,要面临社会上无处不在的学历门槛。无论是求职、升职还是落户,无一不要求高学历。

这使得职业学校的升格,即建立覆盖专科、本科、研究生的所谓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屡屡成为行业和社会争论的焦点,也导致中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发生了偏离。

“职业教育的核心要义是让技术工人提升职业素养,是通过教育能够获得其在职业上自我完善、自我拓展的能力。”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组首席专家李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然而,很多人已经把这个目标与素质教育、普通教育的目标弄混了,“职业教育是什么,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模糊。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中国职业教育最大的问题。”周光礼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由于中国职业教育没有坚持能力导向、市场导向、实践导向,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准,导致职业教育,尤其是中职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无法评估。而质量监控的缺位使中职沦为质量低劣的代名词,一些学生开始逃离中职。

“然而,职业教育的重头不是学历,而应该是与学历无关的职业培训。”周光礼说。

不该缺位的企业力量

“职业教育是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为导向,因此其发展不能单纯依靠教育系统,而应该让行业、企业参与进来,他们应该在职业教育中发挥主体作用。”刘占山说。

从世界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企业、行业是各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力量。

以职业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德国为例,每年有60%的初中毕业生会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接受职业教育,在瑞士这一比例是75%。而在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6年两会期间透露,87%的初中毕业生选择了普通高中。

与中国学生直接进入职业学校学习不同的是,德国学生在进入职业学校之前,要先与企业签订学徒合同,明确规定培训性质、课程内容、培训阶段及其目的,甚至会详细规定培训的课程、方式、期限以及每天正常培训的时间等。然后学徒根据自己所选的职业,到相应的职业学校报到学习。

这样职业学习期间,学生既以“学徒”身份在企业的实际生产岗位上接受职业技能训练,又以“学生”身份在学校接受文化基础和专业理论教育。这就是德国著名的二元制(又称双轨制)职业教育,将传统的“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教思想相结合。

“最重要的是,德国职业教育中行业和企业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刘占山说,二元制职业教育的考核标准、成绩认定及职业资格证书的发放都由各行业组织统一负责完成。

公开资料显示,德国的工商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管理的职业培训合同数分别占到了德国培训合同总数的60%和30%,即仅这两个行会就承担了德国90%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工作。

反观中国的职业教育,多年来,尽管教育界一直强调要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

究其原因,主要是校企合作中,双方的权责利缺乏明确、规范的法律规定,而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责任也往往使企业难以承担。同时,企业也缺乏参与校企合作的动力,现有的激励政策很难给企业带来明显的利益回报。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抱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想法,不愿意参与到技能人才的培养中。即使有企业愿意为职教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也往往是把学生当作短期廉价劳动力使用,没有真正地参与到技能教学中,没有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

因此,2014年6月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鼓励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院校,到2020年大中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比例达到80%以上。

教育部也曾公开表示,目前其正在研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有关激励政策,健全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行业企业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或参与举办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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