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我一直建议，各地最好等2017年“先试先行”的上海和浙江有第一届新高考学生后，再推新的高考方案。在这期间从中央到地方，要充分调研，且对沪浙的改革进行跟踪、观察、分析、研究，对照两地问题，修正国家方案，制定本地方案。

这样的改革，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发挥改革的应有价值。

高考改革要改，但不能随意改，设计方案时，考虑周到、成熟些，会避免后遗症，避免改革变成“折腾”。

过去20多年来，我国高考改革基本聚焦在科目改革上，如果没有录取制度的突破，文理不分科、一年两次考的“改革”，难以起到实际的改革效果。如果在录取制度上仍坚持集中录取，即按照3+3的总分投档录取的话，还是会带来这些问题：基础教育难逃应试模式，即便取消文理分科，所有高考科目的教学还是围绕高考转;将穿插在学年中的学业水平测试计入高考总分，并不能减轻学生备考压力;3+3总分还是学校录取学生的唯一依据，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很难作为录取的参考。

以上海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为例，尽管考生理论上可以参加9所院校的综合评价录取，包括同时填报复旦、交大，乃至可以不放弃考入清华、北大的竞争机会，但归根结底，考生最终只能选择其中唯一的院校，进入录取流程，拿到仅有的1张录取通知。

这其实还不是真正的“一档多投”理念，从长远看，只有当考生手中同时握有多张录取通知书，可以从中进行自主选择时，可能才是高招改革趋势的终极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