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芳，　潘　欣

(浙江师范大学 图书馆，浙江 金华 321004) *



王云五对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特殊贡献

刘应芳，潘欣

(浙江师范大学 图书馆，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思考，王云五形成了强烈的本土化意识，并以出版家与图书馆学家的双栖身份，对图书分类法、汉字排检法、公共图书馆建设及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本土化探索，为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事业作出了特殊贡献。

关键词：王云五；图书馆学本土化；特殊贡献

在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历程中，王云五是一位特殊的探索者。他在深刻影响我国图书馆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以特殊方式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发展。

一、王云五的本土化意识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就，原因之一就是他具有强烈的本土化意识，这不仅表现在科学管理上，还表现在图书出版方面。

20世纪30年代，激进的反传统文化潮流渐趋平静，人们又开始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表现之一便是1935年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对此有记者访问了时任商务总经理的王云五。王云五对十教授的主张很是赞同，并围绕这一主张阐发了自己的感想。他从朋友对宋代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半”字的理解谈起，欣赏朋友认为此“半”字并非指《论语》的前半部或后半部，而是其中适合当时环境的“一部分”的说法，并发挥说：“彼一时，此一时，若一一盲从古人之言，与现代必有凿枘的地方。”[2]《论语》产生在赵普之前的千余年，只有选择其中适合宋代情形的一部分来治理宋代的天下，方可有效，赵普深明此理，把《论语》“宋代化”了。以此为据，王云五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本土化思想，认为“现距宋代又已千年，泥古者仍以‘于古有之’为训，喜新者却又以‘于欧美有之’作口头禅，其错误实相等……如果我们要采取欧美的先例以治国，或治事，最多也只能学赵普的办法，采取其适宜于我国的一部分”。[2]在此，王云五认为将《论语》“宋代化”，实是认同将其“现实化”了，所以他反对钻古人的坟墓；对于西方的学习，认为只能采取适合于我国实情的那部分而不可全盘接受。他又以商务劫后复兴之速为例，声称人们将此归功于他从欧美学来的科学管理法，其实他并不盲目因袭欧美流行方法，而是“把他中国化，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化了”，[2]并强调在国家大事和整个文化上，更不能盲从西方！总之，王云五赞同十教授的观点，就是赞同其既不复古，又不丢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要学习西方，又要以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1]为依归的主张，这便是王云五本土化意识的集中体现。

在王云五编纂的《教育大辞书》之序言中也有其本土化意识的体现。他认为，外国的教育辞书纵有完善的体例，也不完全适用于我国。我国教育辞书的编纂“当对象于本国教育家或研究教育者，以本国教育问题及状况为中心，采各国教育辞书之特长，而去其缺憾，方适于用也”。[3]由此可见，王云五在图书出版方面也并不照搬欧美方法，而强调将其长处与本国国情及使用对象相结合。

以上折射出王云五积极向西方学习，却又反对盲从的本土化意识。具体在馆务管理和图书出版中，他将西方先进理论方法与中国具体情形、特有文化相结合而加以本土化。更难得的是，其本土化意识也表现在了图书馆学领域，不仅在图书分类法、汉字排检法、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大有创获，更本着“植普通图书馆之基”[4]269的宏愿将之付诸实践，使我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有了新的内涵与形式。

二、对图书分类法的本土化

王云五在自学中深感目录学的重要，曾称其是“图书的罗盘”。[5]于是借涵芬楼向现代化图书馆蜕变之际，开始了对图书分类法及其本土化的研究。他批判当时国内各种新型分类法割裂中西学术，致使原本和译本分开，同类书置于异处[4]168-169的做法，而试图打破中西并行制，使中外图书实现统一分类。同时他又指出在当时可资借鉴的《杜威十进分类法》(以下简称“《杜法》”)因其类目设置轻重不当而在以中国书籍为主的我国图书馆很难适用，认为有必要对其加以扩充和变动，且扩充的类号应为新创。[4]167-170于是沿着这一思路，为容纳中国书籍和沟通中外学术，王云五对《杜法》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名为《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该分类法的关键是在《杜法》基础上，通过添加“十”、“卄”、“士”三个点缀符来扩充其原有类号。[4]171这三种符号特为我国图书所设，均位于《杜法》原号码前，但意义和作用各异。具体来说，“十”号置于完全相同之号码前，与原来类号并行，如390是习俗礼制，十390即代表特有的中国古礼仪，排在390之前；[6]39“卄”号是为弥补“十”号不足而设，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有一定的连贯性和相对独立性，如单一用“十”号，就会造成混乱和间断。以中国历史为例，倘仅用“十”号，就会有如下排列结果：十950中国历史，950亚洲史；十951历代史，951台湾、朝鲜；十952秦汉以前，952日本、琉球；十953三国、六朝，953阿拉伯；十954唐、五代，954印度；十955宋，955波斯，等等，明显因为他类的掺杂打断了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连贯性和独立性，为此王云五用“卄”号来补救，置于十位相同的类号前，如中国史的排列可为：卄950中国历史，卄951历代史，卄952秦汉以前，卄953三国、六朝，卄954唐、五代，卄955宋，卄956辽金元，卄957明，卄958清，卄959民国等，[6]102使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得以连续、完整呈现。不仅中国历史如此，其它如中国哲学、中国医学、中国语言文字和中国文学等凡有联带性质的，皆因“卄”的标示而不致分开，从而使新旧类号维持了各自的系统；“士”号的作用则介于“十”号和“卄”号两者间，不管小数一律置于整数相同的类号前，甚至可以进行横向比对，如士327中国外交，士327.1中美外交，士327.2中日外交等，以上号码均置于327外交前。[6]22

而对四部的具体处理，王云五“主张拆散经部，在杜威类表040丛书下设士041.1中国群经合刻，士042.2中国群经总义，其他单经则按学科各入其类，如卄111易经，礼经入十390中国古礼仪，书经和春秋入卄952先秦史；史部入卄950中国历史；子部中的先秦诸子入卄110中国哲学，其他按学科性质分别归类；集部入卄810中国文学等”。[7]经此本土化可知，不仅性质相同的中外图书可置于一处，而且使我国的学术特质和传统得以完整体现和保存，更重要的是大大增加了《杜法》中有关中国类目的数量，使我国传统经、史、子、集都因此有了适当位置，且轻重相当，从而适应了我国图书馆收藏浩繁古籍的实情。需要指出的是，点缀符还可使中国在分类表中居于首位，以表达“中国图书馆界，尊重本国的心”。[8]12总而言之，王云五在学习西方先进图书分类法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中西文化背景、学术性质及图书馆实情之不同，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探索，这种探索不仅维护了我国传统知识的特殊性、系统性和独立性，间接保护了处在强势外域文化冲击下的本土文化，也使新目录学更加适应当时我国图书馆管理之需要。《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最先在东方图书馆使用，后经与商务诸多新式丛书整合推广，成为当时新创分类法中影响较大者之一。虽然该法存在不足，但王云五试图经过本土化使中外图书能够统一分类的理想和尝试，值得肯定！

与分类法相关的是著者号码问题。《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只能使分类号实现中外统一，著者号码仍存在问题。王云五不满东方图书馆模仿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将中国著者姓名用罗马字母音译的做法，质问“为什么要把中国的姓名用罗马字母音译？为什么不把外国姓名用中国字音译”？[8]30于是进行著者号码本土化的探索，编制了《中外著者统一排列法》。对于中国著者，直接依其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号即可；对于外国姓名，将26个英文字母按读音归为十类，然后用0-9十个号码来代替。如此就“用不着把中国姓名翻成罗马字母，或是把外国姓名翻成中国字”，[8]31-32真正实现了中外图书的统一分类。

三、对检字法的本土化

图书馆组织文献除需分类法外，还要便捷的检字法，王云五对此有充分认识。他说：“分类法赖检字法而完成，检字法亦赖分类法而磨练，二者有相互的关系”，[9]105并认为检字法是打开工具书的钥匙，甚至教育的普及、文化的消长与检字方法的难易都有着很大关系，检字困难，自修就不易，这是导致我国读书识字之人极少的原因之一。[10]王云五在参考诸多检字法的基础上，从电报号码中获得启发，将汉字转化成数字号码，发明了“号码检字法”，[10]它是以号码代替笔画数量的检字方法。后加以改进，用号码代表笔画种类，且只取每字四个角的笔画来编码，使检字效率大为提高，成为最快速的汉字检字法，这便是著名的“四角号码检字法”。

众所周知，汉字排检法是中文图书编目的关键之一。汉字和西文中的表音字母不同，其结构和发音变化多端，使当时主要的几种排检方法都带有硬伤，如部首法难于恰当确认部首，笔画法难于繁琐易错，拼音法难于读音不准。而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潮中，人们更加需要简单、快速和准确的检字方法。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人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之一，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汉字遂成为众矢之的，兴起一股声讨甚至主张打倒方块字，并代之以简单易识的拉丁化拼音文字的热潮。在此形势下，王云五却保持清醒认识，他的检字法研究并未放弃汉字，而是根据汉字方块形体的特点，将西方现代检字的方法和原理与之相结合，对检字法进行了本土化探索，即把简单有序的号码与复杂无序的汉字笔画一一定位，尝试使每个汉字都可以有自己固定的编号与位置，以解决汉字检索不能快速、准确定位的难题。[11]如此一来，该检字法就不需确定部首，也无需数笔画，更无需知道读音，见字便可知码，直观简单，可使人人都能明白，[4]217较之确定部首或逐一计算整个字的笔画，不仅相对降低了错误率，且缩短了检索时间，尤其适合存有大量生僻字的中国古籍的阅读和整理，这也是众多图书馆采用此法的原因之一。王云五率先将它运用于东方图书馆的图书分类、编目、各类卡片的编制，甚至中国地名人名等的索引中。后经大力推广，成为当时六七十种检字法中较有影响力，使用较广泛的检字法之一，甚至至今仍有学者呼吁推广该法。①不可否认，四角号码检字法也存在取号方法不甚科学、规范等缺点，但其中蕴含的王云五追求的“人人都能明白”的精神，实是他洞悉国情，深知中国大量文盲的存在是普及教育的最大壁垒，因而关照社会一般民众，想以“授人以渔”之法来帮助更多社会底层的人自学之用，将民智开启和教育普及以行之有效的方法落在实处，所以“四角号码检字法”更适合于社会上的普通人在图书馆自学之用。这种本着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精神，也是本土化的切实体现。

四、因地制宜“植普通图书馆之基”

众所周知，图书的搜罗和管理是建设图书馆的基础。为了扩大、充实我国图书馆的数量和馆藏，王云五采取了一项极为独特的本土化措施，这就是他将自己的新目录学理论运用于实践中，期以一套系列出版物为载体来“植普通图书馆之基”。他在图书馆自学的经历使他体悟到图书馆对个人成才的意义，所以执掌商务后“顾念自己所遭历的困难，想为他人解决同样的困难”，[4]267开始了在中国大地上播撒图书馆种子的构想和创举。诚然，这也是基于对业已兴起的“新图书馆运动”存在种种问题的清醒认识，即最基本图书的匮乏、管理人才的稀缺和经费之支绌。为此他以东方图书馆为依托，筹划出版大型系列丛书，这套丛书能满足一个普通图书馆最基本的藏书需要。换言之，购买了这套丛书，便相当于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并可有针对性纾解上述三大难题，这便催生了《万有文库》这一巨制的问世。

《万有文库》以装备一个小规模图书馆为目标，首先数量宏富。原计划分三集编印，共计图书5 000种，6 000册。其中第一集共1 010种，2 000册，1.15亿字，另附参考书10册；第二集与第一集相衔接，共700种，2 000册，约1.9亿字，附参考书28册；原定为2 000册的第三集因战争而搁置。王云五设想再加《丛书集成》之4 000册，便可实现万册之最后目标，卷帙浩繁，故名为《万有文库》。[12]其次，选材力求中西兼备，古今融汇。该文库既有国学基本丛书，又有汉译世界名著，更有大量具有入门性质的专门实用丛书或现代科学丛书。[9]136特别是王云五能结合大环境和阅读需求，适时调整选材计划。如第二集出版时已是1935年，面对更趋复杂多变的国情，增加了自然科学小丛书和现代问题丛书，以满足时人对新知新学及现实问题的渴望和关注。由于科举制废除和新式教育的推行，传统古籍的保存、阅读和研究面临挑战，遂加重国学基本丛书的份量，从而使大量国学书籍变身新式丛书而得以保存和普及；对于汉译世界名著，也能在“参酌本国之特殊需要”后加以取舍。[9]139相比较，第二集范围更广，同时也可独立装备一个规模粗具的图书馆。总之，该文库学科门类齐全，内容包罗万象，真正做到了“四库旧藏，百科新著……咸备”。[4]478再次，《万有文库》出于“顾念一般人之阅读力与购买力”[4]335的目的，在编纂中致力于读物的通俗可读性、普及性和实用性。《万有文库》实是由王云五自步入商务起就有计划出版的一系列小丛书整合增补而成，这些丛书之所以冠以“小”字，是王云五从普通民众的接受力出发，为达到易读易普及，而请国内专家深入浅出撰写的具有入门性质的读物，[4]268-270这既是对当时平民教育运动的有力支持，也是王云五“草根情怀”的体现。同时为避书价昂贵，采用最经济、最适用的排印之法。为使以本丛书而成立的图书馆降低图书分类、编目及日常管理之所需成本，用他发明的分类法及检字法对图书进行在当时可谓超前的在版编目，将类号刊印于书脊之上，每书还附赠依其检字法注明号码的书名卡片。[4]270这种简便化的追求不仅使图书馆省却了分类、编目等手续，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且管理者也可由未曾受过图书馆专业训练的一般人来充任，使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弥补。

正是王云五的全盘考量，精心策划，使《万有文库》最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从实际销售情况看，至抗战前一年，《万有文库》第一集售出八千部，远超初定的五千部，第二集亦售出约六千部。[9]140它们承载着王云五“把整个的大规模东方图书馆化身为千万个小图书馆”[4]267的梦想，将图书馆的种子撒向全国各个地方、各个机关、各类学校，甚至是一个个家庭，使其在短期内以极低成本创办了一个小规模图书馆。据记，凭借该文库成立的新图书馆达两千所以上，[9]140这在国势孱弱的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许多尚无图书馆的地方、机关、学校等皆因一部《万有文库》而拥有了自己的新式图书馆，[13]或者由此打下了图书馆的基础，私人藏书家也纷纷订购，以此来充实所藏。可以说，《万有文库》实现了王云五的初衷，它使各级各类图书馆从数量上得以迅速增多，从地域上辐射至全国各地，甚至是偏远乡村，不仅使更多如王云五般有读书志向的穷苦之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图书馆公开、共享带来的便利，也从一定程度上促使近代图书馆的整体布局进一步走向合理；这些新成立的图书馆管理简单，成本低廉，使制约图书馆发展的几个客观因素得以不同程度缓解；同时，系统而精良的图书也提升了已建图书馆的馆藏规模和品质。从此意义上说，《万有文库》实是王云五结合国情进行的一项公共图书馆建设工程，是中国特殊国情之下的产物，极具本土化色彩。王云五借助出版手段“植普通图书馆之基”，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规模和进程，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独此一人。

之后，又有出版思路与《万有文库》一脉相承的《丛书集成》《小学生文库》《幼童文库》等，也是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特殊体现。

五、对图书馆学教育的本土化

我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中，在职培训和函授教育是两个重要途径。这对当时许多“先天不足”的图书馆提高馆员的业务水平有很大裨益。王云五顺应潮流，为图书馆学教育的本土化添砖加瓦。

1928年7月至8月间，因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全国反响强烈，商务印书馆应各界需要，并为促进学校图书馆的改革，“兼为完成东方图书馆革新计划起见”，[14]特开办了“暑期图书馆讲习班”。[15]授课人有王云五、孙心磐、沈丹泥(即沈学植)、陈伯逵及胡适等人。②从授课和实习所占比例看，讲习班明显注重实践练习；从所用教材和讲授内容来看，亦以本土化了的分类法、著者排列法、检字法和编卷法等为主，针对性更强，切合工作现状。如胡适选择以“中国书的收集法”为题演讲，[16]就是以中国书为例来指导如何进行图书采访。实际上，授课人如沈丹泥等都明确主张不照搬西方图书馆学，[17]因此他们的授课皆从本土现状和实际所需出发，力求合情实用。这种旨在突出本土的实际操作和应用的培训，有助于提高馆员的业务水平。

1930年7月至8月，为进一步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商务印书馆开办“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制索引实习所”，[18]共两班，实习员多达377人，代表了14个省的209所学校，受众面广。更富意味的是，其中的保送生不仅享受或供膳或膳宿兼供的待遇，实习结束后每人还获15元津贴。这种近乎“倒贴钱”的培训方式，体现了王云五为培养适应本土所需图书馆人才的良苦用心。

1937年7月，鉴于战时对图书馆学人才的亟需，王云五在原商务函授学校添设了图书馆学科。[19]所设课程包括图书选择法及运用法、目录学、图书分类法、编目法和图书馆行政等，教材浅显且附有习题，非常实用；同时设有奖学金，后甚至规定凡成绩优良者，退还全部学费，以资鼓励。[20]

王云五热心图书馆学人才的培养，除以商务为平台外，还多次参加各地讲习班的演讲、授课等。如除大家熟知的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图书馆科讲课外，他还在复旦大学、浦东中学、上海学生联合会暑期讲学所、中华职业学校等各类学校主讲“四角号码检字法”，在上海市教育局暑期讲习会主讲“图书馆管理法”，等等。③

六、结语

王云五接触西学很早，进入商务后又任编译所所长一职，甚至还出国考察，接触了大量先进的西方文化知识，可谓西学功底深厚，但他从不迷信西方，更不盲从，他有着正确的中西文化观，深知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图书馆需要什么，更能结合当下实情对图书分类和编目等核心业务进行本土化探索，这是他图书馆学本土化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综观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本土化历程，与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等科班出身的图书馆学家相比，王云五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贡献至为特殊，表现有三：

其一，王云五的自学经历使其图书馆学本土化更接地气、更平民化。王云五由自学而成材，故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体会到对一个学习者来说，庋藏丰富和文献组织方法适宜的图书馆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分类法、检字法，还是图书馆学教育的本土化探索，他都依据国情，紧随平民教育运动的脚步，追求平民化。也正因此，使其图书馆学本土化成果惠及范围更广，社会影响力更大。

其二，王云五并非专业图书馆学出身，而以出版家的身份为中国图书馆学的本土化打上深刻烙印。正是由于在图书馆的自学中受益无穷，所以当王云五有幸跻身出版界后，便以和出版界有天然联系的图书馆界为施展抱负的平台。在传统藏书楼向现代化图书馆转型的历史大潮中，成就了作为出版家推动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特殊贡献。

其三，王云五的图书馆学本土化表现形式特别。王云五是一个理想型的出版家，出于“己所欲则施诸人”[21]的信念，加之对于商务这个大平台的借助，便有了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植普通图书馆之基”这一本土化大手笔，这是一项普惠众生的举措，也是王云五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最独特之处。

注释：

①从事古籍整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及教学的学者，在实践中深感四角号码检字法之便捷，故呼吁当前应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参见罗瑛《四角号码检字法不可弃》(《辞书研究》2007年第5期)和韩黎新《四角号码检字法亟待重视推广》(《现代语文》2007年第6期)等文。

②关于这次“暑期图书馆讲习班”情形，因史料记载含糊，学界对参加此次培训的人数、来源等说法不一，并且对培训学员参与东方图书馆图书分类、编目工作的真实性有质疑(蔡佩玲《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馆发展的推手》第307-309页)，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认为《申报》毕卓君之“东方图书馆之新猷”一文较具权威性，一则该文根据此次讲习班的章程记述，二则是作者本人的亲历，三则该文是对讲习班的现场报道，特别提及培训学员参与东方图书馆之图书号码和卡片的编制，实是因王云五重新修订其检字法之后而对该馆的图书分类和编目所进行的更新工作。参见《申报》1928年7月26号第19 885号第25版。

③有关复旦大学的讲授参见《申报》1928年11月9日，第19 990号，第10版；浦东中学参见《申报》1926年5月20日第19 113号 第23版；学生联合会暑期学校参见《申报》1927年7月28日 第19 532号，第7版；中华职业学校参见《申报》1928年5月11日，第19 810号，第10版；上海市教育局开办暑期讲习会参见《申报》1929年7月15日，第20 227号，第11版。

参考文献：

[1]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J].东方杂志，1935(4):81-83.

[2]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问题——王云五氏之感想[N].申报,1935-01-16(16).

[3]王云五.教育大辞书序[M]//岫庐论教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18.

[4]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上[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5]王云五.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7:236.

[6]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分类表[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7]刘应芳.民国时期图书分类法本土化之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2(1):55-59.

[8]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9]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9.

[10]王云五.号码检字法[J].东方杂志,1925(12):82-98.

[11]钱伯城.四角号码七十年[J].科技文萃，2001(9):94-97.

[12]刘应芳.王云五的丛书出版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1(1):65-68.

[13]唐锦泉.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G]//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60.

[14]毕卓君.东方图书馆之新猷[N].申报,1928-07-26(25).

[15]本刊讯.上海暑期图书馆讲习班纪略[J].教育杂志,1928(11):1-7.

[16]胡适.胡适全集：第13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74.

[17]沈学植.图书馆学ABC[M].上海:ABC丛书社,1928:122.

[18]本刊讯.商务印书馆创办暑期四角检字法编制索引实习所之经过[J].教育杂志,1930(8):131-138.

[19]佚名.上海市教育局登记私立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添设日文科图书馆学科[J].东方杂志,1937(14):广告页.

[20]佚名.私立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J].东方杂志,1937(20-21): 广告页.

[21]王云五.做人做事及其他[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2:34.

(责任编辑傅新忠)

On Wang Yunwu’s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of China

LIU Yingfang,PAN Xin

(Library,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Abstract:As a result of his constant contemplation of both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Wang Yunwu has acquired a strong sense of localization. A publisher as well as a library scientist, Wang Yuwu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classification of books, filing order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braries, and education on library science, thus making spec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ization of domestic library science.

Key words:Wang Yunwu; local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special contribution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6)02-0115-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本土化实践探索研究——以人物个案为中心”(13YJC870016)

作者简介：刘应芳(1973-)，女，甘肃武威人，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潘欣(1972-)，女，辽宁鞍山人，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2015-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