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

记者：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发挥核心作用非常重要。邓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顾党的历史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这个重要论断对于我们深化对党史国史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角度。那么，能否请您具体谈谈毛泽东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历史过程？

石仲泉：好的。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但成为邓小平所说的“领导核心”却经历了不短时期的跌宕起伏过程。前些年，我考察了包括长征在内的许多党史现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近些年的一些党史回忆材料提供的情况，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释惑。这里介绍两个材料：

一个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和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撤掉了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怎样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问题，很有帮助。

记者：据说，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力主毛泽东，毛泽东却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

石仲泉：确实如此。毛泽东考虑，这样大的人事变动须报共产国际批准，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军队领导干部中做许多工作。这样，在遵义会议上没有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

记者：从历史情况来看，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既不是党的一把手，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那么为什么他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呢？

石仲泉：这有一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注重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毛泽东能增选为中央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就在于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实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得到了广大领导干部的公认。经过井冈山斗争，他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他创立中央苏区，领导反“围剿”战争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使军队领导干部很信服他。在湘江战役遭受惨重挫折后，军事将领迫切希望他来领导红军摆脱濒临的绝境。周恩来说过：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对于军事指挥，毛泽东那时虽然不是最后决策者，但周恩来非常尊重他的意见，许多重大军事决策实际上主要是毛泽东提出和拍板的。毛泽东从那时起，实际上肩负着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历史重任。

遵义会议后两个月，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舌战群雄”，说服与会全体取消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尽管他不是党内、军内一把手，但他已挑起了对党和红军命运的历史重担。他不是考虑个人的得失、安危来抗争。如果只是考虑这一点，他就不必在否定他的意见后夜里提着马灯走坑洼不平的田埂小路去说服周恩来。由周恩来提议，第二天重新开会，又说服大家，撤销了头一天的决议。

这次会议根据他的提议，成立了包括他在内以周恩来为团长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一切军事行动。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已在履行党和红军实际领导核心的责任。否则，很难解释苟坝会议发生的反复。应当说，苟坝会议是生动说明毛泽东已成为党和红军实际领导核心的一次重要会议。

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不仅在四渡赤水中出奇兵，而且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改变了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局面，实现了红军由被动到主动的战略转变。过去是国民党军围追着红军打，现在是毛泽东牵着蒋介石的“牛鼻子”转，将国民党军队胖的拖瘦，瘦的拖垮。在过雪山后，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会合，加强了红军力量，广大指战员无比喜悦。但是，对于两军的行动方向，到哪里去建立根据地，在领导层却发生了两种指导思想的激烈交锋。党中央主张北上甘陕求得发展；张国焘却坚持南下，以避开胡宗南主力，保存实力。过草地期间，党中央多次劝说张国焘，但他置若罔闻，擅自行动。在与张国焘违抗中央、分裂党的活动进行的一系列斗争中，毛泽东一直是领军人物，起着左右全局的核心作用。

在1935年8月沙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央鉴于周恩来患重病，而与张国焘的斗争又处于异常紧张的博弈，常委重新分工，毛泽东代替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此后，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名称和成员几经变化，但毛泽东始终为实际的中央军委主席。

记者：可以说，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失联”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但是，我们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又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所以会议召开后不久就派陈云到莫斯科去汇报情况。那么，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变化特别是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有何反应？

石仲泉：派陈云到莫斯科去汇报情况，是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后于1935年5月底在泸定县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即泸定会议上决定的。6月上旬，红军已到了雪山下的宝兴县。陈云从现在属于宝兴县的灵关殿出发，辗转经成都、重庆到上海，然后乘海轮到海参崴，再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于9月上旬到达莫斯科。10月中旬，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过去由于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毁，联系中断，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情况不清楚。陈云的汇报既详实具体，又客观平和，对共产国际了解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富有实践经验的领袖集体，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在听陈云汇报后，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作出的改组中央领导成员的决定没有明确表态，但在1937年11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明确指示。据郭德宏增补的《王明传》中的史料讲，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并且说，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导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这个告诫，显然与陈云对遵义会议的汇报有密切关系。

记者：接下来，就是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了。那么，这次会议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石仲泉：1938年10月，为迎接抗战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此前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稼祥在传达中指出，季米特洛夫说中共一年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王稼祥还特别指出：在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接任工作的任弼时时明确表示，请转告王明，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斗争中实际产生出来的领袖，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这些指示的传达，对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无比重要。因为此前，王明一直自命不凡，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分庭抗礼，大有要当一把手态势。现在共产国际的态度明确了，对他不啻是当头棒喝。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共产国际有了明确指示，中国共产党作为下属组织，自然要服从。听了这个传达后，张闻天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当即表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这样，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没有讨论是否由毛泽东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问题。但是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袖地位已得到确立是无疑义的，张闻天也主动地将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召开，他只在形式上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定夺。

记者：再来具体谈谈延安整风运动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影响吧！

石仲泉：“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1942年展开，高级干部检讨党的历史问题则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要区分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与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张闻天第一个发言检讨历史上的错误。会议结束后，他主动要求去农村调查，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

1942年在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成员状况与当时中央要开展的各方面工作很不适应。1937年12月王明等回国后，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还有在重庆的周恩来，共7人。但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已离开延安，博古早已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称病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常驻重庆很难参与中央决策谋划。况且，在9月会议上已提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增加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领导的意见。会后几经酝酿，在刘少奇从新四军前方回到延安后，1943年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已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报告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方案。任弼时从1940年3月回国后就留在延安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941年9月会议后他兼任中央秘书长，在张闻天到农村作长期调查后，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完全由他负责。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致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赞同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也以毛泽东为主席。方案确定：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会议中所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指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决定之权；并无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时，哪一个人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规定。过去有的文章对此的曲解应当澄清。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均由书记处或者经过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统管起来。毛泽东总揽全局，负责全盘工作，具体事务均由书记处或者两个委员会分管。这样，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核心领导地位，就从实际上到形式上完成了“表里合一”，实至名归。

记者：继延安整风之后的又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就是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为什么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才最终成为党的最高领袖？

石仲泉：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进一步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指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他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特经验进行的理论概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大会一致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并规定努力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是近代中国历史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巨大收获。这也是全党空前团结和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史国史是“教科书”，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那么，在认识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的历史过程问题上是否存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又应该怎么对待呢？

石仲泉：当然存在，但是要区别对待，不能简单化。对于大多数同志来说，由于不很了解历史的真实情况，受到一些著作和海外媒体鼓噪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有一些不正确的看法，这不应当简单地扣上历史虚无主义帽子。只要说明历史实际情况，这些人，其中许多是年轻人，会改变看法的。在这个问题上，够得上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只是很个别的人。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以为还是要加强正面教育和学术讨论，用真历史来破除伪历史。但这应当是有理有据，以史去伪、以理服人。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不同观点充分展开讨论，乃至辩论。历史就是历史，它尽管在一个时候被扭曲，但最后不会任人摆布，真实历史情况总会大白于天下的。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自信，要有这个政治定力、理论定见，不要急于用简单的方法以冀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

记者：近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意识”，其中“核心意识”属于首次提出。那么，应该如何把握“核心意识”的深刻内涵？

石仲泉：“核心意识”有丰富内涵，至少具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而言。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也很强调这一点。他说：“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第二层意思，是讲党中央对于全党的作用。习近平讲的很明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第三层意思是讲党的主要领导人、党的领袖作用。邓小平讲的第一、二、三代领导的核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讲的“核心意识”，应当包括这三层意思。但习近平讲的“核心意识”，在我看来，应是前两层意思。因此，对于主语是谁一定要搞清楚，这是要加以区别开来的。目前所以强调“核心意识”，主要是为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也是重要的治本之策。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一定要与党中央在政治立场、政治思想、政治言论和政治行为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中获得决胜，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记者：从党的历史来看，强调领导核心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石仲泉：首先，领导核心的作用与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有密切关系。政治路线主要是由领导核心制定的。制定的政治路线正确，领导核心就能发挥具有强大正能量的积极作用。制定的政治路线错误，领导核心就只能起负面对面的消极作用，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危害。其次，领导核心作用发挥的如何与作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具体情况有密切关系。领导核心集体素质高、能力强、作风好、人心齐，这个核心集体就能发挥非常杰出的作用。反之，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再次，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领导核心集体成员发挥作用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革命战争年代，领导核心成员来自各个“山头”，都是独自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的领导人，因而各自的个性和才干都相当突出。和平建设时期，领导核心成员都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干工作，以各自的智慧和才干创造的业绩，虽然也突出，但个性特点不如战争年代显著。

就党的历史情况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发挥了卓越的核心领导作用。邓小平对领导核心的作用有许多论述。他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并且，他还指出：“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邓小平将“核心意识”的第三层含义的重要性讲得非常清楚了。对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最近讲“核心意识”，应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战略高度来科学地加以把握和正确地进行宣传。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