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杰

[摘 要]中共中央局经过演化分合，形成了庞大的中央局组织群，新中国成立初期化合为六大中央局。各中央局间的迁转并出，谱织了庞杂的组织“姻缘谱系”。华东局最为复杂，其先后历时十二余载、交织四条谱系、化合三次“姻缘”。

[关键词]中共中央局；华东局；姻缘谱系；山东分局

[中图分类号] D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5-0008-03

华东局的设立是情势变动的结果。中共中央为了实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各解放区力量总体上实行北移战略，重点发展东北，在华北和东北抽调干部和军队前往东北，同时将华中解放区力量向北移驻山东，以补充山东解放区抽调后的空缺。换言之，实行就近渐次北移，各解放区“腾笼换鸟”。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10月，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率大批干部和山东军区主力部队赶赴东北，同时，新四军军部及部分主力部队到达山东。[1]华中局随新四军北上山东，山东地区出现了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并存局面。10月25日，山东分局、华中局在临沂合并为华东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华中的工作。与此同时，在苏北淮安建立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华东局主要通过华中分局领导华中地区（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的工作，并直接领导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区党委和济南市委。[2]华东局主干力量在山东，华中分局为分支，由邓子恢任书记，谭震林任副书记，华东区形成了一前一后的机构布局。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成立。12月，华中党、政、军领导机关随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山东。12月23日，华中分局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但仍保留其名义。1947年1月下旬，华中军区与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11月，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撤销。[3]在党政机构调整的同时，军队方面亦进行了整合，党政机构与军队机关平行设置，党政主要负责人多兼任军队职务。1945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同日，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受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双重领导。1946年1月7日，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机关合并。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4]至此，华东区党、政、军实现了初步整合，形成了以华东局、华东军区为中心的统一领导，组织机构由繁化简，初步完成了区域集权，与后来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华东局的“姻缘谱系”复杂，组织构成涵盖红区和白区，交织四条谱系、化合三次，可以说是“空间地域上的比翼鸟、姻缘谱系上的连理枝”。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南方大城市的接管，华东局驻地逐渐南移，后来迁至江苏丹阳，1949年5月迁至上海。[5]同时在山东复设山东分局（1949.3-1954.8），负责华东局南下后山东地区的事务，受华东局领导，华东局管辖范围和职能扩大。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台湾六个省，包括上海、南京（两个直辖市）、杭州、青岛、济南等大城市。[6]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为平衡央地权力，中央调各大区负责人进京，称为“五马入京”，1954年4月2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同年11月停止工作，华东局（一）宣告结束。同时1954年11月至1960年11月，中央批准成立了上海局（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华东局的职能空缺。鉴于大跃进运动中的严重损失，1960年9月，中央决定重建六大中央局，随后华东局（二）复立，柯庆施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同时兼任上海市委书记，但较新中国成立初管辖范围缩小了、职能弱化了。在两个华东局之间，夹带一个上海局，实是接续了华东局的职能，承上启下，保持了华东地区工作的连续性。

华东局大致由两条谱系“联姻”而来，一条谱系源溯到抗战时期设立的长江局（二）（1937.12-1938.10）和中原局（一）（1938.11-1941.5），长江局（二）领导新四军和东南分局的工作，东南分局后改组为东南局，东南局与中原局（一）合组为华中局（一）（1941.5-1945.10），大致在江淮地区；另一条谱系可以上溯到抗战时期的苏鲁豫皖省委，此组织成立不久即改为山东分局（一）（1938.12-1945.10），此谱系位于北方山东地区。山东分局（一）与华中局（一）在抗战胜利后“联姻”为华东局（一）（1945.10-1954.11）。两条谱系的“联姻”造就了两个分支即华中分局（1945.10-1947.11）与山东分局（二）（1949.3.21-1954.8）。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局（二）（1946.4-1949.5），它是位于国统区的秘密机构，在1949年5月取消，部分人员划入华东局，此为对华东局的又一次补充。由此观之，华东局乃是合山东分局（一）、中原局（一）、东南局与上海局（二）四条脉系而来。

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关。9月3日华东局报告中共中央，称大区撤销后，为加强对上海、江苏、浙江的工作，建议成立上海中央局。10月28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并决定由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江渭清、江华、谷牧、马天水、刘顺元及南京军区负责人2至4人组成，柯庆施为书记。[7]上海局（三）（1954.11-1960.11）管辖苏、浙、沪等地，即狭义的长三角地区，可视为缩小化的华东局。其属于“替补角色”，每当局势紧张或战略收缩时，上海局上位，高一级的中央局或组织机构取消；当局势稍缓或战略扩张时，上海局下位，高一级的中央局或组织机构上位。观察两者发展历程可知，两者时隐时显、交替出现，上海局一般在关键时刻或情势变动时“替补登场”。大区一级党政机关取消后，中央为加强经济领导工作，特别是在赶超氛围下，将全国划分了七大经济协作区。1957年7月，上海局为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调整地区间的矛盾，达到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召开苏、浙、皖、闽、赣、沪5省1市经济协作会议，并报经中共中央同意，在上海局领导下成立经济协作委员会。[8]196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复立六大中央局，11月华东局（二）（1960.11-1966冬）成立，一直工作到1966年冬天。如果把上海局（三）视为缩小版的华东局的话，那么华东局就存在了二十多年。

山东分局归属华东局管辖，之如华南局归属中南局管辖，属于中央局的次生局或衍生局。山东分局是华东局谱系的重要一支，其在华东区，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地位。山东分局在民主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共中央在华东地区的战略支点，相较于其他东部地区的中央局，山东分局稳定可靠、举足轻重。不论是北进和东北局组建，还是南下和华东局整合，山东分局都发挥了人力中枢和承南启北的作用。如若将山东分局和东北局相较，更能凸显山东分局的独特地位。

近代以来，东北地位腾升，1949年前后，东北成为各大区的“特区”，经济独立、货币另行，经济状况远较其他大区为优。为了帮助关内解放区克服经济困难，东北解放区提供了财力物力的大量支援，1949年交给中央80万吨粮食，150万立方米木材，20万吨钢铁，支援华北解放区20万吨粮食。为保证关内修复粤汉、陇海、淮南、同蒲等铁路的需要，东北解放区拆掉几条次要线路的铁轨，同大批桥梁器材一起运进关内，随后又运进关内枕木270万根，原木九万立方米。[9]而北方的山东分局亦可以说是华东区的中流砥柱，其不仅在钱财上支援南方，尤其关键的是在人力、组织上的支持，如果说东北的对华东的支持多属于物力方面的话，那么山东对华东的支持更多体现在人力和组织上。且东北局的建立和东北解放，亦从山东派遣了大量的干部和军队。1945年9月至10月，罗荣桓奉命组建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全部，第五师及警备第三旅一部，渤海、鲁中、胶东、滨海军区部队各一部，共8万余人，分3批经海路和陆路挺进东北。[10]山东分局为落实“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保障。解放战争后期，山东支援南方，山东分局大量干部和军队南下，为南方解放和城市接管做出重要贡献。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局从山东各级党组织中抽调3.7万名干部，事先配置4个半区党委、33个地委、129个县委的建制随大军南下参加开辟和接管新区的工作。[11]可以说，在北进南下过程中，山东分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人力资源调遣中枢，成为东北局和华东局的重要脉系。与此同时，北方干部将北方城市接管的经验带到南方新区，实现了北方城市接管经验的南方化，组织队伍的北方化与城市接管经验的南方化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显著特色。与之相对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南方省市首先改革开放，经济特区、保税区、自贸区等新事物、新制度、新经验多出自南方，渐次衍伸至北方，且许多思想开放、敢想敢干的南方经济干部被调任北方省市，亦把南方改革开放经验北方化，故又呈现为北方经济干部的南方化与南方改革开放经验的北方化。

华东局尽管成为历史的记忆，但华东局的经济地理和文化心理却愈加密切，取消了上层建筑，却也强化了经济地理和文化心理。2015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主持召开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会议的省市是上海市、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安徽省、江西省。前后相比，现在的华东七省市仍是华东局所辖的省市，这是历史传统的轨迹、经济地理的依存和文化心理的写照。地缘是组织谱系的物质载体和外显直观，文化心理是组织谱系的心理纽带和内潜本质，政治组织是建构在两者基础上的上层建筑。近代以来华东区是外倾性浓厚的先发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区是由外倾性转内倾性的非重点建设区，改革开放后华东区复归为外倾性先发、先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航区。如上海市和浙江省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市和省之一，江苏省和山东省成为中国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榜眼和探花，2015年全国经济总量为约67.7万亿人民币，两省经济总量约为13.3万亿，约占全国的20%，上海市2.49万亿、江西省1.67万亿、安徽省2.2万亿、福建省2.59万亿，六省市合约22.25万亿，占全国的33.36%，其日益形成以上海为中心、以长三角为龙头、以闽三角和山东半岛为两翼、以其他地区为骨架和腹地的经济地理上的潜“华东局”。在文化心理上，华东区属于滨海或滨江地区，近代开放的商埠多集中分布于该地区，开放性、人文性成为联系各省市的无形纽带，如近年来华东六省一市春节联欢晚会，成为许多人的文化记忆和心理认同，增强了民众的“华东人”观念，成为文化心理上的潜“华东局”。

不论是俄共（布）中央地区局，还是中共中央局，其均属于派出性、过渡性机构，后来都为常驻性、常态性机构取代。两者相比较，中共中央局派出和过渡时间更长，有的持续十数年，任务较俄共（布）中央地区局为重。华东局在六大中央局中，组织谱系是最复杂的，局中有局、系中有脉、姻中有缘，其上合东南分局、华中局、山东分局，下联上海局，山东分局成为人才中枢和战略支点，上海局成为缩小化的华东局，串联起前后两个华东局，构成了存在长达20余载的大华东局，成为历时最长的中央局。尽管政治的华东局不存在了，但经济地理的和文化心理的华东局正潜移默化而成。

参考文献

[1][2][3][4][10][11]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第四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21.281.281-282.317.305.304-305.282-283.

[5][7][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49.10—1966.5）（第五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138.150.150.

[6]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华东军政委员会（首次会议）文献[M].1950：3.

[9]朱建华.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71.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