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发自贵州遵义

遵义会议纪念馆会议室。

人民视觉　❘图

★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党内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并形成共识。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又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新一代领导集体。

“几十年都泡在这段历史里，停不下来了。”84岁的费侃如退休后，一直被遵义会议纪念馆返聘。

从1971年被调至纪念馆，费侃如在此工作了整整50年。他1982年担任副馆长，1984年主持纪念馆工作，1996年被评为研究员，成为当时贵州省第一批文物、博物馆系列的5名研究员之一。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长征行》一书中曾写道：“费侃如就是研究遵义会议的专家，他的一些考证分析对推动（遵义会议）专题的研究起了一定作用。”在费侃如的主持下，“文革”后，遵义会议会址在全国的革命遗址中率先被恢复原貌。

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雷光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纪念馆的布展、陈列长期以来都是费侃如在把关。问起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的准确时间，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炼说，要以费侃如的研究为准。

2021年4月12日，就遵义会议研究等相关问题，费侃如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不是一个人在起作用”

南方周末：遵义会议会址是如何确定的？

费侃如：因为遵义会议是在战争环境中秘密举行的，红军领导人的行踪不可能大事声张，新中国成立后，遵义用了4年时间寻找和认定遵义会议会址。

1954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机构在某个文件上查出，遵义会议是在遵义旧城一个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的。当时的中央红军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参加了遵义会议，1954年10月，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说，遵义会议确实是在黔军阀柏辉章的房子里召开的。会址这才初步确定。

1954年11月，原本在柏辉章公馆里办公的遵义地区公安处搬走，公馆正门挂上了“遵义会议地址”的牌子。之后经过了近一年的维修，会址开始对内部开放。1957年7月1日，会址才正式定名并对外开放。

南方周末：“文革”后，遵义会议会址能够恢复原貌，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

费侃如：1979年底，我在纪念馆的资料组当组长。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全国都在提倡实事求是、去伪存真，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响应号召。当时马上就要纪念遵义会议召开45周年，纪念馆计划对遵义会议的陈列做些修改。

我当时向馆领导打了一个报告，首先就建议把“文革”时期会址里挂的一些语录牌、霓虹灯管等附着物拿掉。那时会址的内外墙壁上、屋顶上，到处都是“文革”标语，我们希望能恢复过去的原貌。第二个建议是恢复王稼祥和张闻天当时在遵义的住所。第三是在会址挂出参会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照片，并写上全体与会人员的名单及职务。

我把这份报告交给当时的馆长，他就把报告的方案全否定了。

后来有两个新华社记者来纪念馆采访，找到我们资料组了，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我提到这份报告，记者觉得这个报告很好。他们就写了篇内参，题目叫《发生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场争论》，这篇文章后来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不久后，遵义地委宣传部就找到纪念馆，要求按那份报告的内容去做。做完后，《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则消息，“遵义会议纪念馆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

南方周末：在当时的背景下，你的这些建议有什么意义？

费侃如：从当时的研究成果就能看出来，遵义会议不是一个人在起作用，而是当时的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才一致起来批判博古和李德的。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但是会议的成功还是靠大多数领导人的思想觉悟。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宣传遵义会议只宣传毛泽东一个人，但是我们根据一些资料，发现王稼祥和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很大作用，当时的资料完全能够证明，王稼祥和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住在遵义新城那栋楼里。

我们现在根据很可靠的一些资料，说明张闻天和王稼祥都住那里，应该把他们的住所恢复。

南方周末：新中国成立后，对遵义会议的研究具体经过了哪些阶段？

费侃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遵义会议基本上是没有研究的。改革开放以后，遵义会议的相关研究才开始进行。

对遵义会议研究的高潮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这段时间出的成果比较多。那个时期中央曾做过一次遵义会议的专题调研，出了调研报告，对遵义会议的参会人员、会议内容等一些主要问题有了结论。

以前没人研究遵义会议的精神和内涵，现在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了。

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

南方周末：近年来，党史界倾向于将遵义会议看作一系列会议，倡导对遵义会议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一次具体的会议上，而应从更广阔的背景来考察整个过程，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费侃如：应该是这样子。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党内领导人逐步认识到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并形成共识。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又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新一代领导集体。

当时红军在行军途中、在战争环境下，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现在来看，从通道会议决定转兵贵州开始，到苟坝会议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结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整个转变不只是在遵义会议那三天就完成的。当然，遵义会议是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

南方周末：从更广阔的范畴看遵义会议，这个观点最早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费侃如：这个观点很早就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遵义会议前的三次会议是预备会议，后面几个会议是完善，意思差不多的，只是说法不一样。

后来比较明确的是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在2005年提的。他说，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重大转折，不应当只孤零零地看作是遵义会议的成果，而是这整个历史链条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综合作用。而遵义会议是系列会议的卓越代表和根本标志。

南方周末：遵义系列会议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

费侃如：正是在遵义会议上，过去的错误得到了纠正，党才有了坚强的领导集体，长征才能取得胜利。我想，遵义会议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就是，党之所以能不断地进步，就是因为能不断地修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