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杨

摘 要：本文以比较《玩偶之家》与《伤逝》为研究内容，以男性视角为研究角度。

关键词：《玩偶之家》；《伤逝》；男性视角；父权社会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1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与中国作家鲁迅的《伤逝》，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女性主义视角对比探讨和研究这两部作品，然而，从男性视角比较研究这两部作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两位男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都体现了父权社会的根深蒂固，由于父权文化的强大，男性的霸权往往使女性的对抗走向悲剧性的结局。本文以《玩偶之家》中的海尔茂和《伤逝》中的涓生为立足点，具体的分析两位男性角色的父权意识和个性差异。

一、家长制父亲式的男性形象——海尔茂

《玩偶之家》是现代欧洲戏剧中精彩的一笔，昭示着一个自由女性向男权统治的世界的一种宣战。但是易卜生声称，他写《玩偶之家》并非是为妇女的解放而呐喊，而是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和人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玩偶之家》的意义超越了某一个特定的阶层，具有普遍而深刻的意义。这启示我们将目光投注到男主人公海尔茂身上，可以说，只有读懂了海尔茂的形象，才是真正读懂了《玩偶之家》。

剧中，海尔茂是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典型的“好丈夫”：他忠于职守，从不寻花问柳，对妻子温存体贴。他对工作认真负责，在事业上得到升迁的机会。海尔茂严格按照社会允许的法则行事，只因资产阶级的法律是绝不认可情感的。

婚姻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然而易卜生却发现婚姻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美好幸福。在易卜生的笔下，婚姻危机产生的原因就是在于男性形象的专制地位，他们在家庭中专制、骄傲，自高自大，从不把妻子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看待。当海尔茂得知娜拉伪造了签名以后，担心这件事情会对自己的前程产生坏影响，于是大发雷霆，指责娜拉是骗子，不配做妻子，更不配做母亲。但是事情平息以后，他的前程不会受到影响了，他又变得温柔多情，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的形象在这一事件中暴露无遗，最终导致娜拉的觉醒和出走。

二、男性话语霸权——涓生

《伤逝》是鲁迅先生对“五四”运动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一种反思。从文本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文本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从涓生的第一视角出发，站在涓生的男性立场以涓生的男性认识来进行叙述。涓生的回忆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必然性的男性话语霸权。这种叙述话语带着涓生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并以一种唯吾独尊的姿态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感受。这样看来《伤逝》不再是涓生充满深情的诗意忏悔，而是男权话语下的自我辩解，是为了减轻心灵的负罪感而为自己开脱的辩护词。

《伤逝》中所描述的涓生与子君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亲密的男女恋人关系，而是师与生，引导者与追随者，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涓生对子君新知识的传授与灌输。他用家庭专制、男女平等、打破旧习俗等一堆抽象的新概念赢得了子君的崇敬，完成了对子君的启蒙、重塑和培养。在这个爱情陷阱里，涓生爱的不是子君作为一个普通女性的“人”，而是作为一个承载自己新思想的“五四女神”。

《伤逝》开篇写道“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当现实的残酷血淋淋的展现在眼前时，涓生可以不顾子君的苦苦挣扎，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抛弃子君。子君的死撕破了涓生所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只有在子君的死亡面前，涓生才意识到“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以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峻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三、海尔茂和涓生形象的对比分析

海尔茂和涓生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

《玩偶之家》结尾时海尔茂对娜拉的挽留，一定程度体现了他人格觉醒的萌芽。很多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走”字就能解决的。如果说娜拉是从父亲手里转到丈夫手里的玩偶，那么娜拉的一次出走也许就意味着还有下一次出走。如果整个社会上到处充斥着海尔茂式的人，她能走到哪里去呢所以，她的出路不应是离家出走，而是改造海尔茂那样的人。涓生在一开始算是半个真的知识分子，他渴望带领子君冲出封建的藩篱，渴望获得新生，渴望拥有受人祝福的爱情，他更渴望用自己的力量将子君改造成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新女性。

在海尔茂一手组建的“玩偶之家”里，他无疑将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眼里，妻子和孩子是脆弱无力的，他表明了自己在家庭中对孩子和妻子的一种绝对权威。和涓生相似的是，他企图在行为和精神上都完成对娜拉的控制，从不在乎女性自我的个性塑造和合理的述求。而在《伤逝》中，涓生潜意识里觉得单膝下跪求婚是对自己男性尊严的嘲讽和伤害。他强迫自己忘记，更不愿子君提起，因为那是他的耻辱。涓生企图在遗忘中恢复他的优越感。事实上涓生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男性主体意识，这种男权意识因为新思想的遮蔽而隐秘地潜藏在他思想的最阴暗的角落，他一直在按自己身为男人的标准来塑造子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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