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皓月

摘 要：“中介新娘”是《罪与罚》中引导情节走向的重要角色，不论是否提及这一定义，当代学者在进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时，都对其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本文旨在从“中介新娘”产生的宗教性分析其引发的堕落和救赎，同时对她们个人存在价值与救赎心理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她们对主题阐释的推进与质疑进行分析。

关键词：“中介新娘”；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女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2

1.“中介新娘”概述

《罪与罚》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谋杀高利贷者的罪行、“超人犯罪”的思想以及最终皈依的结局常引发读者的思考。作品深刻体现了宗教救赎思想，尤其表现在主角态度的转变中。而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或几个女人引起的。索尼雅和杜尼雅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们所引导的救赎之路是对作者基督教思想的集中阐释，因此她们被称作“中介新娘”。诺思洛普·弗莱在《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提出使用“中介新娘”这一概念来研究《圣经》中的女性形象，指出她们是堕落的未丧失本性的女人，在救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圣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存在两种基本意象：恶魔意象和启示意象。这两种意象的对立构成了拯救的基本张力，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原型结构。[1]其中最具有原型代码意义的形象即是“中介”女性形象。即“得到宽恕的淫妇，尽管有罪最终又受到宠爱，就是介于恶魔淫妇和启示新娘之间的中介新娘形象，代表了人从罪孽中得到赎救。”[2]这类女子首先是有罪的，而且罪行不可赦免，非出于本性的堕落仍旧是堕落，这是以事实而不是情感为基础的；同时她们的本性却是纯洁的，即使沦落风尘仍旧坚信上帝，并且希望能够赎罪、能够拯救其他人。这种情形表面上似乎不可能实现，但她们是出于生活压力而选择堕落，只有经历了罪与赎罪的轮回，才有解救他人的能力与立场，因此她们内心的信仰具备合理性。

中介新娘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隐秘根源。他杀死阿廖娜·伊凡诺夫娜的重要原因折射为酒馆里大学生的发言“拿走她的钱，是为了全人类服务……这个害肺病的、愚蠢而凶恶的老太婆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呢？” [3]此时他已经得知母亲为了儿子宁愿牺牲女儿，他的杀人动机是由贫困而激发的、对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愤怒，无法接受社会地位是由钱财这种可能不靠自身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决定；他认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这样的一种人，……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4]他说服自己杀死阿廖娜的举动“不是犯罪”，而用它检验自己是否属于不平凡的人。在得知杜尼雅将结婚和巧遇马尔美拉陀夫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世界中已经形成了杜尼雅和索尼雅这两个中介形象。不管他是对她们感到愧疚还是怜悯，她们都用亲身行动证明，她们有自我牺牲、拯救他人的倾向。这种倾向与“不平凡的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5]的逻辑产生对立：不平凡人的动机虽然号称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却总会与个人利益相关；如果与个人利益关系不大，任何人都不会铤而走险。不平凡人不能说是完全高尚，所以他们手中的权力不一定被社会大众认可。但与此同时，中介新娘们却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是纯洁的象征、还是婚姻的幸福、或是生活的希望，都能够为了教人获救而放弃。索尼雅出卖肉体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象征性的给予行为，即是“爱多”。如同《路加福音》所记载的法利赛城中女罪人的故事：“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你的信救了你。”这种虔诚能够在现世得到回报，又能够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拉斯柯尔尼科夫隐约地意识到她们要比不平凡人更加高尚，这使他恼火而困惑。为了证明自己属于不平凡的人并建立不平凡的人的绝对权威，他杀死了阿廖娜。

中介新娘也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自首的主要原因。谋杀过后，拉斯柯尔尼科夫很快陷入不安和疾病，他想让他人得知自己犯罪的冲动基本出于良心的谴责：一方面他杀了无辜的丽扎韦塔，却因不憎恨她而认为“为什么我几乎没有想到她，仿佛我没有杀死她似的？”[6]他不敢也不能想起丽扎韦塔，虽然他像剥夺阿廖娜的生命一样剥夺了她的生命，但这根本不是出于“拿破仑式”的英雄气概，只是犯罪的紧张情形下采用的自保手段，是完全自私的举动；另一方面他发觉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这件谋杀不过加重了他精神上的痛苦，没有解决急需的现实问题。这都加深了他对自己不属于“不平凡的人”的恐惧。此前作者用拉斯柯尔尼科夫帮助醉酒少女、并用仅有的钱多次救济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等事，表明他具备怜悯、爱人的思想，别无所求的宗教潜质预示了他最终的皈依——即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无法成为不平凡的人。作者用他的自白来解释不平凡的人的问题，“可是那些人成功了，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可是我失败了，因此，我没有权利让自己采取这个行动。”[7]对全人类来说，人正与神正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但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这种尝试打击了他本来纯善的心灵，是完全的个人悲剧。

2.存在意识

中介新娘在具备极强情节引导力的同时，却很难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中介”是连接二元对立双方的桥梁，失去了两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们的行为必须具有对男性行为的寄生性，才能获得合情合法的地位。这尤以索尼雅的命运为甚，她走上堕落之路完全是因为马尔美拉陀夫的酗酒。作为父亲，他愧对索尼雅，但却无法戒酒，甚至偷窃仅有的家用。他边向拉斯柯尔尼科夫陈述罪过，边说自己“无路可走”。这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经，但结合他“他（上帝）将要审判一切人，并会宽恕他们……‘我所以收受他们，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受之无愧的……”的发言[8]，可以推测马尔美拉陀夫将自己的行为作为索尼雅赎罪并被宽恕的保障，如果索尼雅不能满足马尔美拉陀夫的需求，那么她的赎罪就没有完成。索尼雅只有寄生在马尔美拉陀夫的一切行为之上，才能最终获救。这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些相似，他拒绝拉祖米兴的翻译工作、又把母亲寄的钱送给别人，似乎想不依赖任何人，但他的经济和精神状况都不允许他自行谋生，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谋杀。自首前，他已经意识到、或者他更倾向认为他犯罪的原因是“爱人”。他自身的寄生性使他对索尼雅的寄生特点恐惧而又同情，最终他解释道“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9]此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宣布放弃自己的一切超人逻辑，寄生在索尼雅身上，想将自己的皈依作为索尼雅赎罪、受难的结束。至此，索尼雅由罪人变回了完整的人。她从前牺牲了一切权利和个人幸福，却最终通过拯救拉斯柯尔尼科夫拯救了自己。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马尔美拉陀夫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索尼雅不过是平凡的人，没有任何自救与救他的能力。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对自身发问，“她们都是可爱的人！她们为什么不哭？……她们牺牲一切……”[10]彻底说明社会对中介新娘的压迫之深，她们甚至不知道反抗，只能不提起可怕的现实，边出卖自己，边渴望救赎。中介新娘无法自杀，这不仅与宗教禁忌相关，更多的是对“没有自己的未来”的恐惧。索尼雅受尽侮辱，但如果她不继续这种生活，波列奇卡就会接替她继续。自杀既无助于补贴家用，又会连累其他人。在这些考虑中，索尼雅仍旧没有想过个人幸福，对她来说，赎罪和幸福的意义已经被生活的重压所模糊。她们的特性是牺牲，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都被紧紧压抑在救赎欲望之下，可以说这是困苦年代女性所能具备的最高美德，也可以说是残酷社会对她们人性的规划与泯灭。

3.反抗与思索

中介新娘之所以能够在全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也归功于充满反抗精神的杜尼雅。她从对命运逆来顺受、拱手让出婚姻幸福（标准的中介新娘），到敢于与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在封闭空间单独对峙（新女性意识的萌芽），都体现了这一角色与索尼雅的不同。她的转变集中体现在对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开枪的一节，为了改变受制于他的危险，她表现出了极强的暴力倾向，却又在关键时刻放弃了。这也许是出于心慈手软或对哥哥命运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对抗“一切掌握在男人（恶人）手里”的失败。杜尼雅不像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坚定，也不想具备“拿破仑”气质，她就像大多数人，在这一情境中必然失败。但她失败后，作者让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深长地舒了口气。仿佛有个什么东西一下子从他心上掉落了……”[11]他意识到“一切掌握在恶人手中”，也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由此，杜尼雅完成了中介新娘的使命，虽然无法拯救他的灵魂，却也阻止了他侵害自己和那些未婚妻们。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某种程度上的理想，因为他有钱财可以救助穷人，但却也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噩梦。他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害怕如果自己真的家财万贯，就也会走上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邪路。他宁可穷困潦倒，也要和他划清界限，绝不受他的好处和威胁—因此他绝不逃走，并将接受惩罚，以确认他绝不是斯维德里加依洛夫这样的毒瘤。斯维德里加依洛夫们罪无可赦，也没有皈依的可能。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能够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于是作者展示他们饱经良心折磨的惨状，再让他们最终选择自杀—他们无法获得合理的妥协结局，这是对无解现实问题的象征性解决。

中介新娘在《罪与罚》中起着引导作用，这种引导恰能构成她们自身的存在意义。作者用“一个熟悉新的、直到如今根本还没有人知道的现实的故事正在开始”[12]来形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结局，表面上是开放性的、可以继续讨论的笔调，但毫无疑问，作者意图让拉斯柯尔尼科夫皈依。因为这是他作为不堪孤独的进步者所能得到的最好结局。这不但让他成功获救，还拯救了索尼雅、杜尼雅等中介新娘，“救赎”在此构成了完整的链条。不管杜尼雅逃脱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方法是否勉强，不管拉斯柯尔尼科夫对索尼雅所抱有的究竟是爱情、感激还是恐惧，他们最终都战胜了社会和自己心中的罪恶，也给恶人带来了惩罚。中介新娘的获救，是堕落世界中堕落者们的相互拯救，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个人情感的升华。因此，就长远和深刻的视角来说，这些女性角色的存在和作用，将会一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184页。

[2]王志耕《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页。

[3]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4]同上，第303页。

[5]同上，第301页。

[6]同上，第321页。

[7]同上，第631页。

[8]同上，第25页。

[9]同上，第638页。

[10]同上，第321页。

[11]同上，第579页。

[12]同上，第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