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兰

摘 要：中亚东干文学母体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同中国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本文通过论述中亚东干族和东干文学的由来、中亚东干文学表达的中国情感、中亚东干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西北民俗文化的境外延伸与变异，论述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中亚东干文学；中国文学；传承；变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2

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同中国文学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无论是传承，还是变异，东干文学研究中某些疑难问题的答案常常可以从中国文化中找到答案，尤其是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民间文学有着很深渊源。现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中亚东干族和东干文学的由来

从1862年—1883年，东干族是先后由甘肃籍、陕西籍和新疆籍的回族近一万人分三批移居中亚。东干族的族源是中国的回族，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这些从中国来，使用汉语，带着浓郁的汉儒文化气质的回族穆斯林，被西域的突厥语族的诸民族表述为“东干（tunggan）”。后来，俄罗斯官方普遍将这些定居在中亚的回族称为“东干”。到1924年，前苏联确定“东干”为他们的族名。今天的“东干”族指的是主要分布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回族人，人口约有12万人，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东干族一再强调，他们是中原人，是陕西老回回。[1]东干族是华侨群体中独特的一支，其客观文化特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生计方式、饮食、服饰乃至语言等方面都与中亚土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相融合，因而，中亚东干族与中国回族也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

东干族所运用的语言基本上是中国晚清西北农民的方言土语，同时也有发展与变异。在东干族征战中国西北几个省时，他们的语言又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西北各地的方言。到中亚以后，东干族创造了用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字。东干文学是在前苏联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是东干族在中亚多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创造的。在苏联解体后，东干文字的发展仍然在继续向前推进。东干文学是以中国西北方言为主体，借用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及周围民族的某些语汇而形成。以此形成的东干文学体现了回族的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东干文学既受俄苏文学、吉尔吉斯文学及哈萨克族文学的影响，又与中国西北民间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这体现了东干文学对中国西北文学的传承与变异。中亚东干文学分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苏联十月革命前，东干族只有口头文学。20世纪30年代，随着东干文字的创制与东干报刊的发行，东干书面文学逐渐出现。东干书面文学的历史，从1931年东干诗人亚斯儿·十娃子的第一部诗集《亮明星》算起，已经有近80年了。东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东干族作家，例如被并称为东干文学的“双子星座”的亚斯儿·十娃子和阿尔里·阿尔布都，这些优秀的东干族作家的出现发展并繁荣了东干文学。[2]

二、中亚东干文学表达的中国情感

东干文学中有大量作品是以中国为题材的，如，亚斯尔·十娃子的诗歌《在伊犁》《给诗人屈原》《宁夏姑娘》等。这些作品中对故国题材的抒写，表达了东干作家对故乡的思念，以此来告诫后人莫忘自己的故国。

东干族诗歌中有大量中国意象的描写，表达了对故国深深的思恋之情。其中，茶、韭菜、白杨树等，是东干族诗人常常抒写的诗歌意象，这些诗歌意象透露出诗人对中国乡村生活的思念。东干族把产自中国的茶带到了中亚，也把中国人饮茶习惯在东干族中传承下来。韭菜，几乎是东干族的标志意象，因为韭菜是中国与东干乡庄的联结。[3]东干族对白杨有特殊的感情，在东干诗歌中，白杨树象征着亲情和乡情。在鸟类意象中，东干诗人最钟爱五更翅的纤纤细语，它能唤醒诗人沉睡的思乡情绪。

三、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

东干书面文学主要是东干民间文学。东干民间文学的不少作品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因此，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主要体现在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传承与变异。

汉字在东干族移居中亚以后失传，因而东干族不能直接阅读汉语书面文学。东干文学的民间文学直接来源于中国。许多中国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曲子等，它们在中亚东干族中都有口头传承，从而被写进中亚东干文学中。例如来源于中国元杂剧的东干民间故事《张羽煮海》。《张大蛟打野鸡》同中国回族民间故事《牛犊儿和白姑娘》《曼苏尔》等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东干文学的民间故事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的例子也有许多。这里以韩信的故事为例，中国文学中写韩信先投奔霸王，后又投奔刘邦，最后死于吕后之手。东干文学中以中国文学中的韩信故事为大框架，这条线索大致相同。而在细节上，比如对韩信的评价上，却有许多差异。东干民间故事中的韩信是否定性的形象，在亚斯尔·十娃子的诗歌作品中，韩信与恶“共名”，将恶人比作韩信的有很多处，而《史记》中的韩信虽然是悲剧英雄，他功高盖世。东干民间故事则着力突显其伦理道德上的丑恶而淡化了韩信平定天下的功绩。

东干民间文学的口歌口溜与中国西北谚语俗语的互证性也说明了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东干族自己解释，口歌为谚语，口溜为俗语。而在实际运用中又不严格区分，常常是口歌口溜合为一体。口歌口溜在东干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4]不少人把口溜解释成顺口溜，这是不对的。东干报刊、文学创作等，常引证它。而口歌口溜是纯粹的母语，例如，“三人合一心，黄土变成金”，是东干族代表民族凝聚力口歌口溜，这与“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的中国西北谚语基本相同。东干口歌“父母心在儿女上，儿女心在石头上”，这条谚语在中国西北流传。东干口溜带有中国西北回族具有的伊斯兰文化特点。黑亚·拉阿洪诺夫所收《回族民人的口歌儿带口溜儿》中有一条被译为：“人有曲曲儿心，安拉有过过儿路。”中国西北民间常说“弯弯肠子，拐拐心”，推断由于汉字失传，“过过儿路”说的是中国西北民间说的“拐拐儿路”。口歌口溜在口传过程中，某些字发生了音变。

从以上例子，不仅表现出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母体文学的传承关系，同时也能看出其间的变异关系。

四、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西北民俗文化的境外延伸与变异

中亚东干族保留了较多的中国西北民俗文化，这体现在物质生产和日常生活习惯上，也体现在精神生活和文化心理上。东干族在丧葬嫁娶、饮食服饰、文化娱乐等方面保留得更为完整更体现了中国西北民俗文化。著名东干作家阿尔里·阿尔布都差不多每一篇都是东干族的生活画与风俗画，如小说《不素心》就展示了东干族婚俗既有中国文化色彩，也集中体现了伊儒风俗的高度结合。

民间风俗高度体现了民族性，大量的东干文学作品都涉及到描写伊斯兰宗教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的民间风俗，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东干族的婚嫁严守伊斯兰教规，双方都是穆斯林的才能结婚。东干族的婚礼程序仍然保留着中国的婚礼传统，采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等中国传统婚俗的“六礼”环节。东干族要送偶数聘礼，寓意成双成对。新房铺床请有福气的妇女来铺，会给新婚家庭带来幸福。布置新房要剪纸，如“狮子滚绣球”“凤凰戏牡丹”“鸳鸯戏水”等图案的剪纸。这些婚俗都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与中国传统风俗相似。[5]东干族的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东干小说中常常书写坐炕风俗的内容。坐在炕上的位置，决定着人的卑尊、长幼，与东干族传承的中国西北回族的宗教和伦理息息相关。尤苏尔·老马的小说《乡庄》、亚库甫·哈瓦佐夫的小说《思念》、阿尔里·阿尔布都的小说《补丁老婆儿》等，都写到了东干族的炕。作者通过坐炕的位置等礼节，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尊卑贵贱、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物的心理活动等，深入地剖析了东干族原生态的民俗及其特殊的中国西北民俗文化意蕴。

东干族的丧葬习俗与中国回族的传统丧葬风俗相似，东干族的丧葬风俗也有浓厚的宗教氛围。阿尔里·阿尔布都的《老马富》中看出，穆斯林在弥留之际，都要求得别人的原谅，以化解以往的矛盾。作品中的青石儿去世后，身底下衬着一层黄土，头朝北，身体朝着西面。这与中国西北回族的丧葬习俗一样。[6]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中亚东干文学中，具有显著的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元素。研究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对于研究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亚之间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常文昌、唐欣.东干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N].光明日报，2003年8月4日.

[2]司俊琴.中亚东干文学的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及意义[J].华文文学，2010，（3）：21.

[3][5][6]司俊琴.中亚华裔东干文学的民族性与独特性[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4，（6）：33-34、30、30.

[4]常文昌、刘小微.中亚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互证与互补[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