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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述而不作”的创作观

2016-05-06王凯莉

青年文学家 2016年15期
关键词:老彭

王凯莉

摘 要:本文引述钱穆和李泽厚两先生关于对“述而不作”一章的不同译文,从比较译文的差异着手,取两家观点,借以清晰地论述孔子的创作观。孔子所言“述而不作”并非“不要作”,而是“要学古”、“要阐古”、“要新作”。

关键词:述而不作;好古;老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5-0-02

在《论语·述而》篇,孔子开宗明义地论述了自己的创作态度及方法——“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其所做也诚如其所言,“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然“述而不作”是否等同于“不要作”?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不要作”,这显然曲解了孔子的原意。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钱穆和李泽厚可谓是研究论语的两大家,但两者关于“述而不作”一章的注解却存在明显的差异。钱将此章译为:只传述旧章,不创始制作,对于古人,信而好之,把我私比老彭吧![1];李则译为: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有人拿我和老彭相比。[2]

比较两者,可以发现几处差异:其一,对“述”的不同理解;其二,“创始制作”与“创作”的区别;其三,是“古人”还是“古代”?其四,“信而好古”的句式变化;其五,“窃比于我老彭”是“我比”还是“他比”?

(一)“述”的含义

首先,钱和李对“述”的释义是不同的,前者将“述”释为“传述旧章”,后者释为“阐述”。

李在《论语今读》关于此章的“记”中提到“述”实为“礼”,“作”可释为“仁”。李认为孔子并非“述而不作”,而是“述而又作”,“任何的述中都有作,孔子以仁解礼”,便是“作”[3]。他将“述”释为“阐述”,“阐”在《说文解字》中意为“开也”。开一生面始然,“述”成为间接的创作,是对旧有事物重新传述的新变体。孔子虽“皆传先王之旧”,却非“未尝有所作”。历经“删、定、赞、修”的过程,得以传述的“先王之旧”早已非原貌。

“述”在《说文解字》中意为“循也”;“循”,“行顺也”,“循循有序”。《论语·子罕》第十一章,颜回赞孔子“循循然善诱人”。这不仅体现了孔子一以贯之的“行”的观点,也强调了行的次序。钱穆“传述旧章”中的“传”字与“遽”互训。“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因而“传”的特定对象是“周礼”。与李泽厚的释义相较,钱阐明了“传”的行为客体是“旧章”。何为“旧章”?即“先王之旧”,也即《五经》。然而孔子为何编纂《五经》?《白虎通义》中记载,孔子居周朝末世,闵道德不行,欲以追定五经而行其道。可以说,孔子编纂《五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正民心以就王道。而《五经》的价值也正于此:《诗》教人温柔敦厚,《书》教人疏通知远,《乐》教人广博易良,《易》教人洁静精微,《礼》教人恭俭庄敬,《春秋》教人属辞比事。纵观“述而”,可发现孔子的深切用意,“此篇多记圣人谦己诲人之辞及其容貌行事之实”[4]。关于如何教?孔子强调“进德有渐”。首先是“于己”,孔子认为需要“蓄德”、“博文”,且还要“好古敏求”,“道必通古今而成,不学古人,不见此道之远有所自。”[5]当然,并非盲目“好古”,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再者“于外”,“用之”,“虽执鞭之士”,“亦为之”;“道之不行”,“行藏”其身。“行藏”不同于消极避世,依然要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厌不倦,不息不已”的生命精神,也就是钱认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的精神”。最终,这种自修的过程反映在人的气貌上,外化为“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精神状态。

《五经》不仅教人如何“成人”,也教人如何“作文”。孔子强调的“文”不是“逞才使气”的“文”,而是“人道”为重的“文”。“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精神状态直接影响“文”的审美格调。孔子推崇“文”当有“中正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而孔子所述的“旧章”有意或无意间给后世“作文”提供了“雅正”的典范。

(二)“作”的含义

关于“作”,李泽厚认为“作”意指“仁”。孔子虽言“不作”,但拒绝“不释”。在李看来,“述而不作”本质上是“以仁释礼”的重新阐释。而钱穆却认为,“作”,并非是普通的“创作”,具有“创始义”,且“作”的主体也并非是普通人,“周公制礼作乐”可谓“作”,“孔子有德无位,故但述而不作”[6]。“创始”含有一种宏大的气象和历史的纵深感,“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人可及”[7]。因而李和钱的释义包含了不同的心态。李侧重于“重释”这一行为的气魄,而钱强调的则是孔子对圣人“始创”礼乐的敬畏和尊崇。两者在句式的选择上也能佐证上述的观点。相较于李选用了并列句,钱采用了选择句,有且唯一的选择——尊崇圣人制定的礼乐典章。“不逾矩”是孔子潜在的心态。因而“作”的范畴并非包含一切的创作,而只限关于礼乐的创作。当然,创作还须有标准,“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闻”,指远。“古人之嘉言懿行,良法美制”当“则而从之”。“作者之圣”,“为今人所不及”,然而今人如果“多闻多见,择善默识”,即使“非有创新,亦知之次”。[8]因而不论是“以仁释礼”还是礼乐之外的创作,都不是“不要作”。但“作”的前提是“述”,是要学古,尊古,进而释古,创新作,孔子拒绝的是那种“不知而妄作”。

(三)“古”的含义

与李不同,钱穆将“古”释为“古人”,将“人”从历史中抽离出来,体现了孔子“人道为重”的观点。“古人”在这里与我们产生了联系,在文中与孔子相比的是“老彭”。老彭,已是一个不可考的人,仅在《大戴礼》中有含糊的提及。“述”的过程可以看作是后人追忆前人的过程,回忆将人引向某种隐而不露的深处,那就是存留在人的记忆中的不确定的断片。断片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传诸后世的事物是不确定的,因而割裂了历史的延续性。而断裂却也形成了一个空白,那就是后人可以通过追忆古人的方式将自己填补进历史中去,并被后世的人所记忆。一个连续的历史传承便因此形成了,当回忆孔子时,孟子、荀子、何晏、朱熹等古人的名字便会不期而至。而另一方面,断裂同时也变成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经典,人们可以在绵延的历史中轻易地回忆起这个典故和这个典故中的人。我们通过孔子对一个不可考的先人的追忆,记住的不是老彭,而是孔子。

因而孔子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名不朽”的可能,也就为后人的创作提供了动力。“对过去典籍和追忆进行反思的回忆者们,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发现过去的某些人也在对更远的过去作反思。这里有一条回忆的线索,把过去的臆想向将来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记起他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9]后来者通过“述”的方式将自己编进了历史,这便导引了文学不朽的契机。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学以为己,不务人知,然没世而无名可举,则君子疾之。盖名以举实,人之一生,不过百年,死则与草木同腐,奄忽随化,一切不留惟名可以传世,故君子以荣名为宝。名在而人如在,虽隔千百世,可以风仪如生,居游增人慨慕。不仅称述尊仰,光荣胜于生时。此亦君子爱人垂教之深情厚意所寄。”[10]

后人也通过“述”的方式与古人产生了联系。“信而好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是一个承接的连词,它连接的不仅是对象——古人和后人,还有对象的行为——信和好古。李将“信而好古”译为“相信并喜爱古代”割裂了那种承接的关系。信是笃信,是一种经过了价值判断和甄别之后的信。

(四)“老彭”为何人

“老彭”虽是一个不可考的人,但却是此章中出现的惟一而确切的“人名”。相较钱穆,李泽厚在译文中增添了“有人”这个他者立场。不同视角的出现是由于“比”前宾语悬置和对“窃”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李将“窃”译为“暗自地,偷偷地”,作为副词修饰“比”。因而他填补了“有人”作为主语,且将“窃”的意思抹去,这无疑暗示了李极为推崇孔子“述而又作”的行为。

但钱穆认为“窃”是代词,是孔子自言不敢显比老彭的谦辞。然老彭到底为何人?一解为彭祖,一解为老子。笔者更倾向于前者,“老彭,殷贤大夫”,“姓篯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年八百岁。”[11]“老彭”为殷贤大夫,任商之守藏史,“守藏史也就是主管藏书——掌藏图册秘书的人。”[12]也即老彭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国家典籍的编纂修订,这与孔子修定《五经》的行为不谋而合,“老彭于时,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笃信而好古事。”[13]因而“孔子言,今我亦尔,故云比老彭。”[14]但孔子为何不敢显言?正是由于老彭是殷之贤大夫,而孔子恰是有德无位之人。这就可再次印证李将“窃”之意在译文中抹去的用意,他着意在肯定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倍于作”的功绩上,而规避了“无位”的尴尬。

总结: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两种释义都有其道理,李是站在后人的立场上,他将“述”理解为“礼”,将“不作”理解为“用仁来释礼”。他高度评价了孔子“以仁释礼”的行为,以期打破长久以来“以礼挟仁”的桎梏,真正回归到孔子。在李看来,新的阐释也是一种新的创作,并且是伟大的创作。而钱着力还原孔子在历史语境中“尊古尊圣”的心态,“述而不作”并非“不要作”,而是不要逾越身份地进行创作,“作者之谓圣”,“圣人难企”;“述者之谓明”,“成德有渐,故以圣人次之”。[15]“重新阐释”和“不逾矩”皆是创作应具备的心态,信古不是盲目地屈从,孔子也并非盲目地崇古。“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可以传述后世的经典必是“渊源有自”的,所以创作当学古,厚积而薄发。“信而好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后人对前人的著作不断扬弃的过程,只有真正内化了前人的精髓,才能达到笃信,才能游刃有余地创作。所以孔子所言的“述而不作”,并非是“不要作”,而是“要学”、“要阐”、“要作”。

注释:

[1]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66页.

[2]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122页.

[3]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第122页.

[4]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5]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84页.

[6]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66页.

[7]朱熹.论语集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8]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189页.

[9]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21页.

[10]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第410页.

[1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84页.

[12]蔡明.老子任周守藏室史与其学说的建立[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2,第3期.

[1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84页.

[1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84页.

[15]《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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