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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与“三言”中的妓女形象比较研究

2016-04-29王圆圆

青年文学家 2016年14期
关键词:三言金瓶梅

摘 要:从唐传奇开始,女性形象逐渐得到文学作品的重视,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话题。其中妓女群体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女性心理引起的文人的普遍关注。妓女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明代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其中以“三言”和《金瓶梅》最具代表性。但这两部作品中的妓女形象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形象的反差,归根结底是由作者不同的创作目的和写作理念所决定的。

关键词:金瓶梅;三言;妓女形象

作者简介:王圆圆(1992.2-),女,山东省青岛市人,青岛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全日制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2

一、追溯中国古代妓女进入小说的历史进程

妓女进入文学作品领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到了唐朝,社会各阶层人士都与妓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传奇中许多小说更是以妓女为创作对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娃传》和《霍小玉传》。唐传奇中的妓女文学作品情致委婉、绮丽缠绵,一方面,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对妓女悲惨身世和痛苦遭遇的深切同情,另一方面,作者着力塑造出了许多风情万种、有情有义的妓女形象,展示了她们淳朴善良的人性本质和对美好爱情的不懈追求。

宋代的妓女制度基本上是沿续唐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宋代妓女文化要明显繁盛于唐代。但由于“程朱理学”对文人思想的束缚,宋代文人在与青楼妓女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出不同于唐代文人的坦荡与大气,而更多的是将妓女作为失意生活的倾诉对象,缓解内心的压抑与愤懑。如果说唐传奇折射出唐人对于爱情理想的憧憬与追求,宋元小说则清晰地反映出宋代的社会风貌、民族矛盾、人文思想、理学说教等方面的内容。

在元代小说戏曲中,妓女题材继续发展,受到作家的关注,杂剧中出现了许多美貌与才情并重的风尘女子形象。至明,此类小说作品逐渐增加,其中以《金瓶梅》和“三言”最为引人注目。

二、金瓶梅中的妓女形象

(一)表现为“自愿”的商品交易

《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小说,全书表现出浓厚的世俗气息。《金瓶梅》真实地反映了妓女们对金钱物质的疯狂追求,这种“金钱至上”的人生理念使得《金瓶梅》中的妓女与文人士子不可能产生真情实意的爱情,所有掩盖在风流浪漫爱情背景下的都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在《金瓶梅》中,“钱”是她们进行性交易的中介基础,妓女们与西门庆的交往都是建立在金钱性欲的基础之上,她们付出肉体,以此来从西门庆处获得金钱物质上的补偿以性为敲门砖,完成一种“卖”与“买”的交易。

(二)表现为勾心斗角的心计斗争

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清河县城的几个妓女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她们都明白,要想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必须得到权势的庇护。西门庆作为清河县城最有权势的人,无疑是妓女们争相讨好的对象,为了博取西门庆的青睐,她们使尽浑身解数,出卖肉体与灵魂,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幕幕你死我活的心计之争。

(三)表现为虚情假意的情感滑坡

妓女们长期生活在尔虞我诈的青楼环境中,她们深知自己与恩客之间的关系不是推心置腹的交心,而是虚情假意的应付,因此她们始终奉行“逢场作戏”的人生准则。所以,在西门庆死后,李娇儿在李桂姐及妓院虔婆的教唆盗取了西门庆家的财物,一走了之;几个平时依附于西门庆的妓女也纷纷寻求新的恩客主顾。妓女们的逢场作戏是她们的职业道德决定的,妓女为了生存不得不将金钱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嫖客到妓院,寻求是肉体上的放纵,他们也只是把妓女作为消遣娱乐的工具。妓女卖身的目的是挣钱糊口,对她们来说,虚无缥缈的爱情誓言终究抵不过实实在在的金钱物质。

《金瓶梅》中的妓女形象与以前文学作品中妓女形象大相径庭,她们不高尚,没有美好的品格,但却是最真实的。她们不受道德伦理的束缚,不去迎合世俗的标准,只是简单地遵循内心的本能渴望,为了自己而在夹缝中努力求生存。虽然这种解放本能的行为难免表现为贪婪与堕落,但却客观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的商业化和世俗化,为我们读者还原了一幅真实的明代世俗社会生活画卷。

三、“三言”中的妓女形象

(一)不慕钱财的真性情

在《玉堂春落难逢夫》中,作者塑造了重情轻财、情义并重的风尘女子——玉堂春的形象。王三官与玉堂春的初识虽然是发生在充斥着金钱利欲的青楼中,但玉堂春并没有被钱财蒙蔽双眼,她不愿充当虔婆挣钱的工具,更不愿铺谋定计去勒索王三官。玉堂春与三官感情的如胶似漆并不只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更多的是来自他们彼此内心对这份感情的珍视。

(二)矢志不渝,勇敢追求爱情

“三言”中的风尘女子虽然过着倚风弄月的悲惨生活,但她们仍然将真正的爱情作为自己的理想。《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萃瑶琴,身世坎坷,迫不得已走上了青楼卖笑的生活道路,但她内心深处始终保有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希望自己能有好的归宿。在受到吴八公子的凌辱后,她发现卖油郎秦重才是她朝夕追求的爱情之所在。在真情面前,她毅然放弃了花魁那看似风光的青楼生活,选择了粗茶淡饭的平凡生活。她虽然知道秦重不能给她锦衣玉食的生活,但他待自己却是真情实意,这正是自己一直追求的爱情理想。

四、《金瓶梅》与“三言”中妓女形象迥异的原因

(一)兰陵笑笑生的写实原则

《金瓶梅》既是一部世情小说,又是一部写实主义巨作。兰陵笑笑生在创作时,力求客观真实地表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得《金瓶梅》突破了传奇与话本小说至善至美的审美理想,更多地暴露出社会世俗的物欲横流和人性的本能欲望与弱点。在明代的商业大潮下,上至君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以各种方式疯狂追求财富的积累,妓女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同样热衷于赚钱,只是取财的方式可能不容于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蓬勃的商品经济浪潮强烈地冲击着伦理道德,世俗享乐之风逐渐风靡。在这样的物质基础和社会风气的笼罩下,妓女们纷纷解放内心的渴望,崇尚金钱,安于享乐。这并不是妓女群体的独特特征,而是晚明社会的共同写照。

总体来说,妓女的生存状态在历朝历代是大同小异的,但以前的文学作品为了达到教化的功能,作者大都有意识对妓女形象进行美化,塑造了一批具有美好品质的真善美的艺术形象。而《金瓶梅》的作者为了展现真实的社会面貌,在创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写实原则,他不需要塑造美的形象以教化民众,也不需要站在道德的角度评价妓女的活动,他只是透过作品的语言还原一个真实的妓女群体,所以兰陵笑笑生笔下的妓女是社会风气的真实折射。

(二)冯梦龙的情教观

冯梦龙在“三言”中塑造的妓女形象,大多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对爱情矢志不渝,对未来充满希望,这种艺术表达形式首先是由他的创作理念所决定的。冯梦龙在“三言”的各篇序中,都一致强调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由此可见,冯梦龙对小说所产生的社会教化功能寄予极大的希望,他希望借助“三言”小说最终能够达到“美教化、厚人伦”的目的。为达到其劝谕世人的目的,冯梦龙在“三言”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正义善良的人物形象,以此来启迪人们追求生活的真善美。冯梦龙不仅对妓女们饱含着深切的同情,更将她们塑造成重情重义的完美典范,让人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与纯真,从而教化民众去自觉追求美好与理想。

其次,冯梦龙有强烈的“情教”观念,他把小说作为情教的工具。从“情教观”出发,冯梦龙在塑造妓女形象时,将“情”融入到人物身上,展现了她们的至情至性,为她们刻上了真善美的烙印。风尘女子在艰难的生活中尚能保持真心,追求理想生活,这正刺激着明代的市民们在“真情”的感召下,自觉追求美好的信念,使社会充满爱与美。

妓女文学在经历了唐传奇的萌芽阶段,在宋代文学中继续发展,最终在明清小说中得以成熟定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创作亮点。虽然冯梦龙与兰陵笑笑生秉持着不同的小说创作理念,但他们在作品中塑造的妓女形象,无论是正面赞颂还是反面讽刺,都表达了作者对妓女世界的思考和对明代社会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冯梦龙:《警世通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3]冯梦龙:《醒世恒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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