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真真 张开晃 苏时鹏

【摘要】主观幸福感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已有的幸福感研究中，对公共服务影响的考察不够系统。本文引入综合性指标，探讨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具体项目，如：医疗服务、公共教育等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同时，公共服务的充足性、普惠性、均衡性和便利性，也能够提高居民幸福感。

【关键词】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主观幸福感；普惠性

一、引言

在古典经济理论看来，幸福感就是效用，在完全市场条件下，个人能够从市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满足自身需求，提高个人效用。依照这个逻辑，高收入就意味着较高的幸福感。然而，美国经济学家Easterlin却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认为过去三十年世界经济的增长并未带来民众幸福感的提升（Easterlin，1995）。“伊斯特林悖论”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与反思，既然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国民幸福感的提升，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国民幸福感呢？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转而考察公共服务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比较零散，指标设置较为粗糙。鉴于此，本文引入综合性指标，来分析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期对当前国民幸福感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形成一定的补充。

二、文献回顾

当前有关公共服务与国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福利国家效应的讨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显然更平等，更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其国民的幸福感肯定也更强。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荷兰社会学家Veenhoven（2000）利用40个国家1980年至1990年间的数据，检验了社会保障支出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福利国家的规模与国民幸福感没有必然联系，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并不能让国民更快乐。

除了福利国家的讨论外，很有一些学者深入考察了公共服务中各项具体政策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Whiteley和Clarke（2010）利用英国选举的监测数据，来研究政府绩效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民众对宏观经济社会政策有效性的积极评价，以及微观政策对个人生活的有效干预，都能提升民众的幸福感。Hellwell和Haifang（2008）比较了政府治理质量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公共服务对国民幸福感具有更大的影响。在国内，徐延辉和黄云凌（2013）探讨了基层社区服务的福利效应，研究表明：基层社区能够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支持网络，减小绝对贫困和相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提高城市低收入居民幸福感。周绍杰等人（2015）基于2010至2014年期间的中国民生指数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发现：相对经济收入来说，公共服务满意度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在马亮（2013）、冯亚平（2015）等人的研究中，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改进公共服务绩效是提升公民幸福水平的关键策略。

三、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公共服务指标单一，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公共服务的各维度特征。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综合性指标，引入公共服务的充足性、均衡性、公平性、可及性等维度，来考察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

生计理论认为，福利缺乏或过于依赖市场会降低国民幸福感，因为个体为了在市场上求生存，不得不将自己商品化，失去人身自由。如果国家政策能够给个人提供收入保障、医疗服务、公共教育和养老金，满足他们的欲望和需要，那么幸福感就提高了。据此，我们形成第一个假设：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项目对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同时，福利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掌控大量的公共资源，可以向高收入群体征收更高的税收，并通过充足、普惠和公平的公共服务，促进资源的平等分配，提高穷人的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因此，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状况及现有理论，我们形成第二个假设：当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的充足性、普惠性、均衡性和可及性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四、研究设计与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使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最终抽样结果是，共计抽出11438个样本，城市样本与农村样本的对比为7022：4416。以下我们分别介绍作为本研究因变量的幸福感和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的公共服务的测量。

（一）主观幸福感

在本研究中，我们利用单维度指标来测量幸福感。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幸福感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答案分为5个等级。数据分析显示，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值为3.76分，标准差为0.83。

（二）公共服务满意度

我们将公共服务满意度指标划分为：公共服务整体指标和公共服务单项指标两类。前者包括：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公共服务资源分布的均衡程度、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程度四个指标。他们的选项分为五个级别，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后者包括：对公共教育的满意度、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对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对社会管理的满意度、对劳动就业服务的满意度、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六个指标。他们的选项是从“0-100分”。

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公共服务的10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其KOM值为0. 943，球形检验具有显著性。我们将提取出的2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公共服务整体因子和公共服务单项因子。

（三）控制变量

除了自变量和因变量外，我们还引入人口统计学指标和地区经济指标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人口学特征指标主要包括：性别、婚姻、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及家庭收入。性别主要分为：男性和女性。婚姻主要分为：已婚、未婚、离异和丧偶，做虚拟变量处理。在年龄指标上，我们将人口分别定义为“青年人”、“中年人”、“中老年人”及“老年人”，做虚拟变量处理。受教育程度主要分为：小学及以下、中学、大学、研究生及以上，做虚拟变量处理。在健康状况指标上，指标为“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分为5个等级。此外，我们将家庭收入的对数作为家庭收入的测量指标。除了以上变量之外，我们还从统计年鉴中，提取了2013年中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指标，将其对数作为控制变量。

五、研究发现

为了检验在中国经济社会状况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节利用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具体建模思路如下：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地域特征变量，纳入公共服务因子，建立城市公共服务与居民幸福感的回归模型。模型见表2：

（一）人口学特征的影响

在我们的模型中，人口学指标表现相当稳健。在性别上，女性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在年龄上，我们以“青年”为参照类，研究发现：中老年人的幸福感比青年人高，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老年人已完全退出职场，走向新生活，他们的心理压力小，幸福感自然就更高了。在婚姻方面，离婚对个人的幸福感的损害是最大的。在文化程度方面，我们以“中学及以下”作为参照类，研究发现：“大专或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受访者的幸福感分别比“中学及以下”的受访者低。这可能是因为高学历者自我期望比较高，压力大，幸福感相对比较低。家庭收入对居民幸福感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在健康方面，被访者的健康水平每增加1分，其幸福感就提高0.157。

（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我们控制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地域特征之后，建立了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的回归模型，模型的解释力达到了11.51%。从具体变量上看，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因子和公共服务单项水平因子对居民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公共服务整体水平每上升一个等级，居民幸福感就增加0.099分，公共服务单项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居民幸福感就增加0.062分。这说明当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幸福感，其中公共服务的充足性、普惠性、均衡性和便利性对居民来说更重要。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回归模型，以公共服务满意度为自变量，从实证角度探讨了其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的两个研究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首先，公共服务具体项目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结论和以前的研究相一致。因此，针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政府应该调动资源，深化改革，让各个阶层民众平等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其次，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对城市居民幸福感有积极影响。众所周知，在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的主导下，我国公共服务水平一直较为滞后，仅有不多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也被分配给了发达地区和优势人群，这在客观上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我们的研究显示公共服务的充足性、便利性、普惠性和均衡性，能够使穷人和弱势群体得到更多保障。因此，当前我国政府应该加快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加大财政投入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数量和均衡性。

参考文献

[1]冯亚平.2015，《城市规模、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以武汉城市圈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 5 期.

[2]马亮.2013，《公共服务绩效与公民幸福感：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2期.

[3]徐延辉，黄云凌.2013，《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4期.

[4]周绍杰，王洪川，苏杨.2015，《中国人如何能有更高水平的幸福感——基于中国民生指数调查》，《管理世界》第6期.

[5]Easterlin，R. 1995， “Will increa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

[6]Hellwell J.F. and H.Haifang， 2008.“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Socience 38.

[7]Veenhoven，R. 2000， “Wellbeing in the Welfare State Level not higher， distribution not more equitabl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39.

[8]Whiteley，P. and H. D. Clarke，2010.“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ontemporary Britain.”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2.

作者简介

王真真（1990-），女，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与公共政策。

张开晃（1968-），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苏时鹏（1976-），男，安徽省含山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