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中国抗战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2016-04-29彭至汉

决策与信息·下旬刊 2016年3期

【摘要】纵观抗日战争整个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高度，对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整体谋划，内外兼顾，科学统筹，正确处理了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开展合作与坚持斗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充满辩证法、具有时代特点、富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思想和方法。

【关键词】抗日战争；毛泽东；外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有机统一的原则，妥善处理了中国抗战和国际援助的关系。不管国内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党始终坚持这一基本原则不动摇。抗战末期，英国战地记者斯坦因到延安采访时，对此感触颇深。他说：“他们（中共）喜欢得到外来援助，但不依赖它，在过去的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他们都生活战斗在严密的封锁中，因此依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毛泽东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在他看来，凝聚在中国民众之中的磅礴伟力是战争胜利至为重要的因素，而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援助与同情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抗战与争取外援的关系问题曾作出过许多重要论述，归纳起来，我们应该主要遵循三个原则：

一、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对“国际援助”问题作了专门论述。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是必要的。”1抗战初期，中国各种军事装备和战略物资十分紧缺。为了获取急需的军事援助，中共对外政策向苏联倾向。而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并采取了比较积极的外交方针。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的支持，对于中国的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苏联也是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大国，因而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中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中国通过该条约及随后签订的《中苏信贷借款条约》《中国军事航空条约》等，不仅从苏联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得到大量的军事和技术援助。但是中国共产党接受援助是在保持自身独立自主的前提条件下，与国民党过度的依赖援助有着本质的不同。对此，毛泽东曾说：“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2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缺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3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抗战成为国际上关注的重要焦点。面对日本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客观现实，世界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中国抗战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立场和方针，从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主要是依靠自己。但当时的中国，实力显得过于单薄，亟需外援。中国政府在制定并贯彻外交政策时注意谨慎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尽量于中国有利。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会体会议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十五个月来，我们有了国际间广大的舆论声援，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证明了我们不是孤立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我们对国际援助暂对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4苏联是世界各大国中惟一与中国和日本都毗邻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政策，逐渐修复对苏关系，两国就远东安全问题进行过多次秘密磋商。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看到英、美等国持“绥靖”政策，不会很快向中国提供援助，遂确定了联苏制日的战略并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方针。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和利害关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打着“中立”和“不干涉”的旗号，对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均采取两面政策。这些国家一方面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不满，因而想制约日本；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企图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同时又希望在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条件下，同日本达成妥协，甚至不惜牺牲中国的部分权益，以维持其在远东殖民统治的旧秩序，并借助日本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使日本成为反苏反共的先锋。

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的论断，阐明了中国抗战与争取外援的基本关系，同时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有力外援。

二、争取外援是取得中国抗战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我们不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51936年7月16日，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指出：“中国抗战的持续时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增强了中国人民在东方高举抗日旗帜，开展反法西斯英勇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中国在坚决抵御日寇侵略的过程中，还为偿还苏、美、英、法等国的贷款向这些国家提供了战时急需的大量农牧、矿产品，支持和帮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

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抗战的主要支持者。苏联一方面严厉谴责日本的战争罪行，从道义上给中国抗战以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华给予大量的物资支持。从1937年10月中旬起，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机枪、航空和装甲设备、枪炮弹药等，源源不断地从苏联运到中国。1938年3月和7月，苏联给中国政府两次贷款各5000万美元，共总计1亿美元。1939年6月又贷款1.5亿美元。从1937年至1942年，苏联实际给予中国购买军火的贷款共1.73亿美元，居同期各国对华援助之首。6同时，苏联还派遣大批军事顾问、技术专家到中国。先后担任中国政府军事总顾问的苏联将领有德拉季文、切列潘诺夫、卡恰诺夫和崔可夫。他们帮助接洽苏联对华军事物资援助，协助制定作战计划以至参加重要战役的指挥。到1941年，派到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军事顾问有140多名，各种专家上千名。苏联还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参加抗战，到1940年，在中国作战的苏联志愿飞行员达700多名。7

美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表示不满。日本占领南京以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由所谓的“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政策逐渐发生某些积极的变化。1938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由于日本对中国军民野蛮轰炸，美国政府强烈反对向滥施轰炸的国家出售飞机和航空设备。1938年12月，经过中美两国反复交涉，美国政府首次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借款，中国用以购买美国物资，并以桐油偿还。1939年2月，正式签署《中美桐油借款合同》，时称“桐油贷款”。这一借款标志着美国开始援助中国抗战，对中国军民的士气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1940年9月后，美国根据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的进一步变化，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程度。10月，美国向中国派出军事代表团。与此同时，经中国代表宋子文接洽交涉，美国为中国提供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11月，罗斯福重申不承认汪伪政权并宣布准备对华贷款1亿美元。1941年2月，中美《金属借款合约》正式签字，中国以金属矿产为抵押，向美国借款5000万美元。

中国全国抗战爆发后，中英两国曾分别于1937年7月底和8月初，在伦敦签订广梅（广九铁路之石滩至梅县）铁路借款和浦襄铁路借款合同，英国对华借款共700万英磅。1939年3月，在美国给中国提供借款后，英国也紧随其后，向中国提供第一次平准基金借款500万英镑。英方并于3月和8月分别向中国提供购车信用贷款22.3万英磅和285.9万英磅，合计308.2万英磅。1941年4月，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又向中国提供第二次平准基金借款500万英磅。这对维持全国抗战前期法币的汇价及至稳定中国经济，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38年4月，中法两国签订了南（宁）镇（南关）铁路借款合同，数额达到1.5亿法郎和14.4万英镑。次年3月又补加借款3000万法郎，共合法币2140万元。81939年12月，中法又达成叙（府）昆（明）铁路借款4.8亿法郎。法国政府是抗战时期惟一向中国提供过铁路借款的国家。法方对中国政府谋求的军事援助和合作，一度也持积极态度。1938年6月达成协议，法方将向中国提供30至50个师的装备，包括轻重炮与坦克，中方可分期付款。9在此前后，中国军方与法国军方磋商粤越军事合作并拟定合作计划。

1939年9月28日，毛泽东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10同年12月20日，他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的援助最迫切的时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11对那些为中国抗战提供援助的国际友人给予了高度赞誉。

三、中国抗战可以争取到有力的外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12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日本法西斯对人类和平和文明发展的严重挑战和肆意践踏，同时也打破了西方各主要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均衡，与西方各主要国家的在华利益产生冲突，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普遍表示了同情和支持。同时，中国军民不屈不挠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上的战略地位，也增强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心。

毛泽东清晰地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做出了十分准确的判断。他指出：“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13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战争之中，那些受侵略和威胁的国家逐步形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相互之间的支持和协作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尤其是在苏联的带动下，各国对于中国支持的力度也逐渐增强。

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倡导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努力推动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中国“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14中国全国抗战开始后，世界各国共产党、各国进步人士和爱好和平的人们，首先在国际社会掀起了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浪潮，从政治上、精神上声援中国的抗战，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各种支持和帮助。

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许多国际友人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其中，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和德国共产党员、记者汉斯·希伯等，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作战地区采访，写出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通讯报道。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美国记者斯诺及其夫人，发起筹组中国工业合作促进会，在中国建立各种合作社，救济难民，支持中国长期抗战。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工合”促进组织也向中国“工合”提供了援助。国际友人和各国“工合”组织支持中国抗战的事迹，受到中国人民的永久怀念。

此外，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但日本共产党和许多爱好和平的进步人士却始终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同情、支持并参加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抗战期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冈野进）曾在中国的延安工作，直接帮助中国的抗战。1940年11月，野坂参三在延安成立“日本工农学校”，开始对日军战俘的思想教育工作。在野坂参三等人的召集和领导下，1942年6月，“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同年8月，日本反战组织在延安同时召开华北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会后统一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由杉本一夫为会长，确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为迫使日军撤出中国而斗争。日本的革命志士西里龙夫、中西功、尾崎秀实、手岛博俊、白井行幸、尾崎庄太郎等人，则在秘密战线上积极活动，利用各种便利条件，为中国方面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日本许多知名人士、活动家、作家，如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山田和夫、成仓进等，曾长期居住在中国，与中国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斗争。许多在战争中被俘的日本侵略军官兵，在八路军的教育和帮助下，幡然悔悟，加入了反战行列，并建立“觉醒联盟”、“反战同盟”等反战组织。他们以多种形式对日本士兵开展反战宣传，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侵华日军的士气。

全国抗战开始不久，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即提出实行“抗日的外交”，强调：“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15“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16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抗战与争取外援的关系问题，作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强调了自力更生为主、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指出了中国抗战必须争取外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还分析了世界各种不同力量对中国抗战能给予何等程度的援助等等。毛泽东的论述，对于指导我们如何坚持改革开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88.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7.

4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374.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1.

6国民政府财政部.抗战期间国库有关战争支出折合美金数、美、英、苏历次借款动支数及中美租借法案价值表[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全宗三（8）：卷8782，1946年9月.

7[苏]杜宾斯基.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M]//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56～395.

8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76～77、91.

9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745.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