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计

对于正在崛起的文化立法而言，如何从“管理型”转向“权利型”、“促进型”，乃是统领立法全局、奠定立法品质的重中之重。而走出观念囚笼、革新立法思维，则是达致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

最近半年多来，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立法草案先后提交立法机关审议。公共图书馆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订，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的修改，也纷纷加快步伐。

这些信号显示，长期积弱不振的文化立法，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勢进入立法快车道，同时也标志着，“加快文化领域立法”的顶层设计，正在付诸鲜活的实践，成为当下和未来中国立法的重头戏。

这一立法趋势，对于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文化强国、改善公共治理、弥补法制“短板”等等，无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也应当认识到，文化立法提速的进程中，还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的最大焦点是，如何克服文化立法的传统思维，以全新理念打造更具现代性的文化立法。

综观以往的文化立法，不仅数量偏少、盲区众多，多为位级较低的法规、规章等等，而且偏重于对文化事务、文化市场等方面的监管和规制，保障文化权利的立法设计却严重不足，促进文化发展的制度安排亦着墨甚少。

据统计，目前64件涉及文化的行政法规中，仅有8件属于保障文化权益、促进文化发展方面的立法，管制色彩的过于浓重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此，当下文化立法的当务之急，是从抱守“管理本位”转向立足“权利保障”。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