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燕金

学术界的习惯是，在深入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给事物下一个定义，来精确地概括它的含义，为研究圈定一个范围，可事实上大都是无奈之举。因为人们的认识活动是“意向性”的活动。语感有以下几个特性。

一、人与语言的关系：语感的第二特性

如果说非理性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考察语感的存在状态，那么人与语言的关系表明了语感的动态存在状态，语感是如何鲜活地生存于世的。

语感的存在表现在人与语言的关系中，语感是人的语感，这试图告诉人们离开人去谈语感是谈不通的。

说起人，不同的学科有其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起点，是的，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站在什么地方看，朝哪个方向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是站在怎样一个起点上看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是站在巨人的臂膀上，还是井底之蛙，决定着我们能够看见什么，看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心理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又缄口不谈先验论，人与语言的关系首先就表现为人先验地存在着一套语言机能结构，没有它，语言的习得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乔姆斯基所主张的“语言获得装置”，这个装置人人都有，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着个体差异，应该说这种差异是十分明显。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后天的教育，使这个装置大大地得以优化的案例是有的，但它不能成为否认“语言获得装置”存在的理由，我们要说的是普遍性问题。

人与语言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人先验的语言素质。讨论这个问题，意在承认言语——语言智力的先验存在，它是语感产生的前提保证。无论是心理学家还是语文教育学家都不会被困于此，那是因为人的智力是可以开发的，先验的东西只是以一种可能性而存在，不利用，不开发，长期闲置，会因麻痹而僵化，最后是“过期作废”。优生学研究优生、优育，讲胎教、讲早期开发，心理学家讲后天的培养，对先验的东西视而不见，这也算是各司其职，情有可原，我们应当关心的就是后天的人的发展。

说到人与语言的关系，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语感是人的能力的一部分，语感的形成也是人的能力发展的重要表现，它能促进人的其他许多能力的发展，可以说语言是人的本质力量。（什么是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实践性；当今符号学派、解释学派都认为是“语言”。这里并没有详说的必要。）其二，人的语感因人的发展而产生质的飞跃，人的幼稚主要是语言的幼稚，不是单纯的身体结构的稚嫩。，这一点给我们指明了语感形成培养的方向，是人的诸多方面的发展，如前面提到的实践，对于人的成长很重要。教师关注学生的语感形成，首先要关注“人”的成长，特别是以情感结构为中心的心理积淀，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方法论的关切。人，“万物之灵长”，不再是戏剧家的豪言壮语，而是人类社会的生动写照。世界不再弱肉强食，而是在关爱中栖息，这些人类社会所共同向往的东西，是成就美好人生的因素，也是人形成语感的最最关键。

然而，学生何求，教师何求，语文课程何求。

二、思与诗：语感的第三特性

语感的非理性特征，并非是言语活动中不允许理性活动的参加，也不是理性活动的的缺席。言语的内容正是理性的产物，言语方式是非理性的，我们说的语感非理性，是说言语过程（主要指句式的选择，选词构句）的非理性，是习惯性的固有的语言结构的释放。但其间仍有明显的假象，因为这种释放是有选择的，正是这选择过程，表现为思的过程。

可以很断然地认为，不是非理性，而是这种理性的过程很是短暂，使我们感觉不到语感的理性机制。这种机制中的“思”与数理逻辑的最大差异，表现为对象意识，也就是语言意识和生活意识，而与数的意识和抽象意识相去甚远。现象学在哲学领域的革命意义正是摒弃概念、范畴，走向对存在的理解和分析，走向实事求是。语文课程强调语感，从现象学的意义看，语言表示概念，但语用指向的不是概念，而是生活和意义。“十分”和“万分”在数学上相差九千九百九十，它们之间的比值是千分之一，在生活中千分之一基本上都可以忽略不计的。在概念上：“万分”解为“非常”；“非常”解为“十分”，所以，“万分”相当于“十分”（见《现代汉语词典》）。没有一个人会把语文中的“十分”当作“万分”的千分之一，但是当对具体的语言和语境，对词的表达意义的漠然、迟钝、无奈、苦闷、误解，对语言的恍忽、惘然、无助、百思不得其解、神秘感、烦躁，一齐都在困扰着哪些在理科方面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宠儿”的时候，会让他们产生“自惭形秽”之感：语感，你在哪里？

语言的“思”与“诗”总是以事物的两个方面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思”就是语言意识；“诗”就是生活意识，语文教育学专家称其为“语文生活”。生活的滋味，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生活人人都有，但“诗”不是人人都能企及，这不是单纯的语言技巧，也不是语言技能，而是“思”与“诗”的结晶体，是它成就了语感——语言和生活的结晶。

没有思，没有对生活的“思”，就不会产生“诗”。我们说诗的生活，渊薮不在生活，而在思，在于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其间不乏情感的交融，但更多的是“思”，独特的、唯一的，爱生活的“思”。